资产建设与社区抗逆力发展一个乡村振兴的案例研究

　　刘泽伟戴煜琳
　　摘要：在当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政策叠加期、历史交汇期，深入探索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产业优势与人才作用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乡村发展的资产建设理论、社区抗逆力理论建构了新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一个乡村产业振兴的案例，旨在呈现脆弱的乡村社区如何盘活社区资产、提升社区抗逆力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关键行动者发挥了多重角色作用，通过绘制资产地图、建立内部关系、进行资产动员、寻找外部支持的过程提升了社区整体抗逆力。研究还围绕乡村社区发展研究与实践中新乡贤、社会工作者、资产建设与社区抗逆力发展关系、行动者网络、个案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资产建设；社区发展；抗逆力；行动者网络；产业振兴；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D630；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08003212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不断为城市输送其优势资源，逐渐失去发展机会与动力，面临发展风险。一方面，长期以来，对乡村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大多基于问题视角、缺乏视角，强调通过外来者自上而下、从外向内的开发〔1〕，使得乡村与农民被客体化，其内部优势、能力与资产、需求与利益被忽视，乡村发展面临参与动力不足、不可持续等困境。党的十九大适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如何实现乡村振兴，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走问题式开发与输血式帮扶的老路，成为值得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乡村衰败话语中，青壮年人才、带头人、精英缺席现象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聚焦产业振兴人才主体或关键行动者的研究还值得进一步丰富。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总要求中，产业兴旺位居其首。然而，就如何实现产业振兴，所作讨论更多聚焦于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城乡分工协作、优化乡村产业布局空间结构与环境等方面。
　　基于上述不足，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政策叠加期、历史交汇期，深入探索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产业优势与人才作用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乡村发展相关的资产建设理论、社区抗逆力理论分析一个乡村产业振兴的案例，旨在呈现脆弱的乡村社区如何在关键行动者的带领下满足民众需要、盘活社区资产、动员多方力量，最终通过产业振兴激发乡村内生动力，实现整体发展的过程与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乡村发展与资产建设
　　乡村发展是一个兼具区域性与全球性的议题。放眼全球，随着一个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加速，必然会出现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乡村相对衰退的现象，这似乎成为了发展的现代化陷阱〔2〕。针对这一发展困境，不少国家都曾采取过应对措施。20世纪30年代，由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实验可以称得上乡村自下而上发展的典范〔3〕。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的由农民自发推动、政府政策引导的新村运动为韩国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7〕。在欧美国家，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社区发展运动则形成了诸多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经验。一方面，由国家主导将单一的农业政策升级为乡村发展政策，解决了农业生产、乡村环境、农民福利等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农村社会工作者的推动下，社区发展运动兴起，能力与资产建设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理论与实践范式。Sherraden将金融能力与资产建设作为低收入家庭与贫困人口发展的策略，并推动社会福利政策的转型〔4〕。Kretzman与McKnight在1993年出版的《社区建设的内在取向：寻找和动员社区资产的一条路径》中提出，能力与资产取向才是乡村发展的长久之计〔5〕。
　　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AssetBasedCommunityDevelopment，ABCD）模式對传统城乡社区发展中完全依赖外部资源与技术解决问题的方法提出了挑战〔6〕，与当前我国乡村发展困境颇为贴合。具体来看，ABCD模式的前提是充分相信并挖掘个体能力与优势资产，列出社区与个人能力清单，涉及当地的居民技艺、社区组织权力与资源、整体政治经济等条件〔7〕。这些条件还被有的学者划分为物质资产、人力资产、社会资产、金融资产、环境资产、政治资产与文化资产等不同类型〔8〕。从上述前提中可以看出社区发展实践中的资产建设具有三大理念：一是能力与资产为本，强调行动者自始至终要依托社区与个人的能力、资源与作用，尤其是在资产建设之初要充分评估上述基础；二是内在取向，重视挖掘并培养本土居民与组织的潜在能力优势，倡导孵化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区组织；三是关系驱动，主张社区内部各主体关系的互动与重构，注重将微观资产与宏观社会环境相连接，充分调动内外部资源，形成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
　　就实践层面而言，探讨如何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进行资产建设是一个重要方向。Scales等人在引介资产为本的社区可持续发展项目时，将资产建设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前期动员、达成社区共识、建立社区发展指标、推动社区自治〔9〕。Kretzman与McKnight的划分则包含五个阶段：绘制资产地图、建立内部人际关系、资产动员、展望社区发展、建立外部联系。在国内研究中，有学者基于ABCD模式探讨汶川地震灾后社区的恢复与重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乡村振兴等特殊议题；在具体阶段程序划分上，也有学者提出与前述类似的四阶段、五阶段资产建设过程划分。整体来看，国内对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已有一定探索，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国外理论或经验的引介与运用层面，结合本土情境对这一模式进行调适创新还相对薄弱。在强调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当下，资产为本的乡村社区发展、能力与资产建设的取向更加适时贴切。
　　（二）社区抗逆力
　　社会工作领域优势视角的出现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事实上，在社区发展的能力与资产建设取向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渊源是优势视角。在优势视角提出者塞勒伯看来，个人和社区在面临严重逆境或其他负面事件时会有一种反弹抗争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被称作抗逆力，是社会工作实践中最具特色与重要性的理念之一〔10〕。早期的抗逆力概念更多运用在个体领域，后来一些学者认为，家庭、组织、区域等社会生态系统在面对外在风险时也同样具有吸收、转化风险并反弹抗争的能力，随之家庭抗逆力社区抗逆力地域经济抗逆力等概念出现〔11〕。社区抗逆力作为区域发展的一个内生性视角，能够带来乡村发展与建设思路的革新，这也是本文选择引入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基础之一的原因。关于社区抗逆力概念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理解社区面临风险等不利环境、关注社区可运用的资源、相信社区拥有或潜在拥有良好的适应性和恢复能力。基于共识性的内涵，结合不同区域特点，又有多个社区抗逆力指标体系与测量工具生成〔12〕。其中，国际较为通用的是4R原则即内固性（Robustness）或称健壮性，是指在一定水平压力刺激下没有衰败或丧失的功能，是抵抗风险的内在优势；储备性（Redundancy）或称冗余性，是可供选择替代的资源、人员的富裕程度；资源动员性（Resourcefulness）或称资源多样性，强调在突发情况下动员所需资源和服务的能力；快速性（Rapidity）是为了控制损失及时完成任务目标的能力，也即克服困境的速度〔13〕。
　　国内学者在引进社区抗逆力指标时，将4R原则仅视作内在衡量标准，他们认为社区作为更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并不是封闭的，来自外部资源、人员、信息等的支持同样非常重要〔14〕。这与国内整体乡村发展的研究现状是内在契合的，尤其是在国家通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自上而下输送资源的背景下，除了政府政策主导，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等其他外来主体的支持性力量也参与进来。因此，本文使用的社区抗逆力评估指标为4R原则的内在标准，加上政府、社会等力量的外部标准。
　　从4R原则与外部标准内涵来看，健壮性、储备性、资源动员性、快速性、政府与社会支持性都强调资源利用。某种程度上，4R原则作为社区抗逆力的重要测量指标与维度，关注的是社区抵抗逆境的能力。这就回到了社区发展中的能力与资产建设取向社区抗逆力发展的过程就是通过动员与建设不同的优势资源，将之转化为社区可持续发展资产与能力的过程。上述分析为乡村发展中的资产建设与社区抗逆力互补交融提供了契合基础，在下文的分析框架建构中也将进一步阐述。
　　除了概念定义、测量工具与指标，社区抗逆力研究的一大方向是探索抗逆过程的分析框架。整体来看，目前国内这方面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以对国外抗逆力理论的介绍为主，缺乏以社区抗逆力为对象、深入分析社区抗逆过程的案例研究。本文在分析社区抗逆过程时借鉴了相对经典的Norris社区抗逆力模型，它建构了社区抗逆起点、过程、结果，在此基础上对各部分影响因素进行了更加详细与全面的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行动者视角在新近社区抗逆力研究尤其是抗逆过程分析中的兴起。这一视角强调在动员社区系统内外资源时协调行动者网络，关注行动者在复杂的区域经济中如何被组织，以及他们如何行动成为抗逆力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15〕。这一视角的假设是抗逆力产生于各类主体能动性行动结成的网络中，这些行动者不仅有外来政府层面的，也有内生自组织层面的，他们会根据彼此预期能动地调整行动，形成集体能动性，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自身的内在动力〔16〕。行动者视角的社区抗逆力研究建立在对社区抗逆过程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说与本研究侧重的人才因素有着深度契合。基于此，本文在案例分析部分将侧重乡村产业振兴中关键行动者与其他主体互动的过程，以及鄉村社区抗逆力发展中人才的角色作用。
　　（三）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乡村发展与资产建设、社区抗逆力的文献回顾，本文尝试建构资产为本的社区抗逆力发展框架，如图1所示。这一分析框架立足于社区抗逆全过程，分为抗逆起点、抗逆过程与抗逆结果，整合了社区抗逆力研究中的操作指标、过程分析与行动者视角，乡村社区发展中能力与资产建设的核心理念、资产类型与建设过程等要素。
　　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原理是从社区抗逆起点开始，关键行动者以能力与资产为本，注重挖掘社区内生优势、动员多元主体参与，逐步推进社区抗逆资产建设过程，最终实现社区风险抵御、整体抗逆力提升、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并且这一闭环结构不断循环与发展。这一分析框架的核心概念包括抗逆起点、社会风险、社区脆弱性、抗逆过程、社区策略、抗逆资产指标、抗逆结果、行动者，具体的概念阐释将在逻辑论述中涉及。
　　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逻辑如下：
　　首先，在抗逆起点的方框中，社会风险（如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等）会导致社区功能（如经济、教育、服务等）弱化，社区脆弱性的程度影响社区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一般而言，社区脆弱性与社区资源优势有关，可遵循社区功能划分去分析。缺乏视角问题视角就是基于社区脆弱性，而社区脆弱性与社会风险的叠加使得社区难以发挥原有功能。结合文献回顾可知，这时社区抗逆力处于较低水平，这也是社区需要抵抗逆境的开始，即抗逆起点。
　　其次，当外来关键行动者（也即各类助力于乡村发展与建设的人才）开始介入社区，多种行动策略得以整合运用，多个利益相关主体进一步深化互动，社区抵抗逆境的过程就会逐渐走上正轨。
　　再次，具体来看抗逆过程的方框，关键行动者在资产为本的理念指引下，借助动员民众、寻找挖掘社区领袖、推动民主参与等方法，完善社区内部居民、组织机构、外部政府与社会等主体的互动关系，逐渐实现社区抗逆。经过绘制资产地图、建立内部关系、进行资产动员、寻找外部支持等社区抗逆阶段，从抗逆资产指标来看（也即前述内部4R标准、外部支持标准），社区活力得以激发，抗逆力实现了提升。
　　最后，在抗逆结果方框中，除了社区抗逆力提升这一结果，也可能出现社区抗逆力不变或下降的结果，这说明前述抗逆过程低效或失败。不同的抗逆结果又导向了新一轮不同的抗逆起点，即抗逆力提升增加了社区抵御风险的能力，抗逆力不变或下降维持或加剧着社区脆弱性，影响着社区功能发挥。结合不同的抗逆结果，行动者需要调整策略再次开始社区资产建设与抗逆力培育，以期在一轮轮闭环行动中，使社区得以实现长效发展。本文借助一个乡村产业振兴的案例检视这一建构框架的适用性。
　　三、案例概况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概况
　　D县地处湖北西部，自然条件优越，农作物资源丰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当地人口外流现象突出，其中Y村青壮年劳动力多外出务工，村集体经济凋敝，公共设施建设落后，空心化现象严重。作为精准扶贫重点关注对象，当地政府曾试图帮助Y村种植红薯并卖到酒精厂。但是在一次洪涝灾害后，村民们损失严重，酒精厂经营不善倒闭。村民们对村干部、政府怨声载道，但一时也寻找不到其他更有前景的出路。尽管村庄与村民得到了一定的政府救助，但乡村后续发展遭遇了严重打击，处于典型的脆弱性风险逆境中，适合作为调研田野点。
　　在Y村长大的PW曾与同乡前往北京务工，经过多年奋斗，在汽车贸易行业取得了一定成就。正当事业红火之时，PW收到父亲病重的消息。在回乡照顾父亲的一段时间里，他目睹了村民贫苦与农村凋敝的困境，决心为当地村民贡献力量。时值当地政府响应国家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PW由此从北京返回D县，以Y村为基地创办了L龙头企业，逐步建立完整的红薯产业体系。围绕乡村产业，PW不断激发Y村组织活力，促进村庄整体发展。截至2018年3月，L企业为Y村及周边252个贫困农户免费发放了31550斤种薯，贫困户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Y村全部脱贫摘帽。此外，村庄内部修建了公路、地窖、种植试验基地等，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村民们自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开通了红薯电商平台，稳固了多方销售增收渠道。在基层治理、群众文化等建设方面，Y村得到了上级部门肯定。村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村庄的认同感、归属感也增强了。Y村发展过程蕴含了资产为本的社区抗逆力发展框架中的多个要素，适合作为分析案例来检视本研究理论框架。
　　（二）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尤其适用于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态度和行为以及跨越时间的社会过程研究，它使得研究者能够以一种深思熟虑的、周详计划的、主动的方式进行观察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现象的一个或者几个案例上以呈现个别案例的独特性或是形成更一般的通则式理论的基础〔17〕。本文之所以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是因为社区抗逆力发展与资产建设涉及不同行动者的感知态度与行为，而且是随着乡村产业发展跨越时间、空间的社会过程，这两大因素恰是前述定性研究方法的长处。
　　定性研究的个案选取需要全面衡量研究者个人兴趣、现实可行性以及能否有较大收获潜力等因素〔18〕。本文案例资料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新乡贤挑战杯团队，笔者作为团队成员全程深入参与案例调研与写作。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收集资料，具体运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及文献整理等技术，并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内容分析与解读。资料收集时间从2018年5月到2019年4月。在案例研究前期，通过走访与查阅资料，学习相关理论、实践与政策发展现状。田野调研阶段，笔者三次前往D县，每次调研时间近1个月。通过在L企业、村民家中与相关种植基地进行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笔者深度了解当地乡村发展、村民日常生活、L企产业运作情况。笔者共访谈了新乡贤、政府工作人员、企业员工、种植大户、普通村民等13人，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见表1，本文引用访谈资料统一编码格式为日期姓名缩写（如20180501PW）。以保护访谈者隐私，遵守研究伦理。
　　四、Y村社区抗逆力的发展过程
　　（一）Y村社区抗逆起点
　　Y村作为偏远落后地区的乡村，经济及社会各方面本来就具有脆弱性，在受到突发洪涝灾害这一风险事件侵袭后，村民赖以维持生计的红薯种植加工产业遭到打击，社区基础设施被损毁，政府、村干部与村民关系紧张。访谈对象ZWS曾表示，现在村里种个什么是没人管的，你有本事就种，他们当官的都只管自己，哪管你老百姓。就算他们管了也是瞎添乱。（20180807ZWS）处于典型逆境之中的Y村亟待增强社区抗逆力来抵御既有或潜在风险。这一时期也就是分析框架中所说的抗逆起点。
　　（二）Y村社区抗逆阶段
　　在分析框架建构时，本文将社区抗逆阶段的五分法进行了调整，分为绘制资产地图、建立内部关系、进行资产动员、寻找外部支持四个阶段。为何根据五分法得出四阶段划分呢？首先，原有的四分法较为笼统，适用于很多社区参与式发展的过程分析，无法突出体现资产为本的作用。其次，原有的五分法尽管重视资产的作用，但划分的阶段存在交叉，如笔者认为展望社区发展贯穿在社区民众参与的过程中，当行动者建立内部人际关系、进行资产动员、寻求社区外部支持时，社区发展远景都需要被提及。某种程度上，对社区发展远景的展望与描绘更像是社区动员策略，而无需单独作为阶段划分。最后，出于简明表达以及与案例事件过程贴合的考虑，结合前述原因，笔者将社区抗逆阶段调整为了新的四分法。
　　1。绘制资产地图
　　资产地图绘制是整个资产建设过程的重要一步，也是在社区抗逆起点开始后进行的第一项行动。对产业发展中的行动者而言，这一阶段需要做好社区资源精准分析、选定适合社区发展的产业类型与区域。前面已提及社区资产的种类具有多样性，绘制资产地图就是在区域空间的基础上标识出利于发展的优势资源。返乡后的PW发现自己所在的乡村社区尽管问题众多，但并非一无是处。按照最初选定发展产业的思路，他对社区具备的资源与优势进行了细致分析：Y村虽然外出务工人员多，但不少人其实在本地就业的意愿强烈，只是苦于没有大的公司去挣钱。留在Y村的还有几位中年能人，有时间有精力但缺乏参与机会。村民看上去冷漠自私，但心肠不坏，只是没有找到利益契合点。此外，PW对D县自然地理、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资源现状也进行了了解，并挨家挨户调研了村民需求，最终确定了红薯产业深加工产业目标，形成了社区发展的初步思路。
　　淀粉在市面上属于比较紧缺的物资，红薯也是传统食品，过去家家户户都会种这个东西，虽说只种几分地，自己吃一点，但这个技术大家熟而且我们这边的水好土好，种出来的红薯质量更好，产量还超过了当时那个薯种科学家自己研发的理论数据村里那几个晓得搞的我们都最先去喊，要他们帮着动员村里好多人还是被之前的亏损搞怕了，其实你讲清楚，慢慢来，后面我们就发现还是可以搞的。（20180501PW，20180507PW）
　　2。建立内部关系
　　建立内部关系这一阶段遵循了能力与资产建设中的内在取向与关系驱动两大核心理念，往往适用于解决行动者在介入社区初期难以实施资产建设计划的情形。尽管走访调研过程可能涉及社区居民的参与，但绘制资产地图这一客观规划行为本质上仍属于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倾向，是行动者将自身知识经验应用到社区实际，居民参与程度还不够高。事实上，在Y村发展过程中，PW在绘制社区资产地图、选定发展产业后，面临了巨大的基层落地困难。如何进一步动员民众，真正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成为这一阶段行动者思考的重点。由于洪涝灾害导致社会关系紧张，PW在推广动员村民参与红薯种植时遇到了新问题，如借助政府力量举办的座谈会效果不佳、免费发放的红薯种被浪费等。这一阶段的社区抗逆，与其说抵御的逆境是社区整体脆弱性，不如说重点是社区中的信任危机。如果内部关系不打通，社会互动就会受阻碍，社区发展规划就难以推行。这时PW开始关注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从以往关注政府与村民关系、产业与村民关系的弯路上走回正道。通过在村庄放电影、举办集体性的互助活动、找个别熟人会談、发动本土能人劝说等方法，PW逐步取得了村民信任，也使得村庄的凝聚力更强，让无形的社会资产开始助力有形的红薯产业进一步发展。
　　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免费发种，每家每户发，结果发了以后，我们再出去调查，发现有80的人都没种。他们把我们发的薯种拿去喂猪喂鸡。那一年，我们光在种薯这一项上就亏损了一百多万！宣传的时候我们也走了很多弯路，为了宣传，我们到每个村放电影，给村民发宣传单，进行演讲，用数据告诉他们种红薯的比较效益比其他农作物要高。（20180507PW）
　　3。进行资产动员
　　内部关系得以重塑的标志是几乎所有Y村村民都加入到红薯产业链中，由此便引出了下一阶段的资产动员与建设。这一阶段主要依托的核心理念是能力与资产为本。换言之，在社区抗逆力的关系层面打通后，更深入的发展是要通过个人能力、组织建设等方式巩固初步成果，使社区的凝聚力更强。从红薯产业布局来看，Y村村民彼时仍是独立经营且規模分散。这意味着村庄作为一个整体，其应对市场和社会风险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在这一阶段，PW积极培育村庄内部能人，将他们发展为业务员，由点带面形成红薯种植网络。同时，PW鼓励业务员成立专业合作社、开通电商平台，拓宽增收渠道。借助合作社管理秩序，PW帮助村庄组织议事会讨论制定村规民约，组织集体技术培训，提供其他公共服务等。随着各类社区组织的成立、集体活动的定期开展，行动主体互动的网络开始发挥作用，社区内部个人资产开始与组织资产形成合力，共同助推社区整体能力提升。至此，社区内部建设告一段落，外部建设拉开序幕。
　　创办合作社的过程其实还是蛮顺利的，因为P董带着我们之前都有跟农户在打交道，一切都要为了农户着想，后来农户也就蛮重视咱，都一起搞。（20190122JZG）
　　你陈叔叔（业务员）有办法给我们反映啊，那时想要购买一辆车，没有渠道，他就给P董说了，后来我们拿到了农机补贴，还有专家来开培训会，教我们施磷肥，以前那是没得想啊。（20190123CXF）
　　4。寻找外部支持
　　就Y村这一微型村庄社区而言，它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其他村庄以及县级层面的影响。当村庄内部资产初步建设后，应积极拓展外部资源，吸引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一方面，这种做法能增加社区内部资产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周边资源的聚集将带来规模效应，品牌资产的建设将带来品牌溢出效应。因此，在抗逆过程最后一阶段，PW进一步巩固资产动员的成果，积极寻找外部支持、链接资源。例如，在物质资产上，PW与政府部门联动完善了村庄道路、地窖与红薯种植试验基地，还免费发放种薯扶贫济困。在个人、组织资产上，PW与周边省市农业科研院所联系改进推广新种植技术、新良种，增强村民的技术自信与村庄集体经济的稳定性。在文化资产方面，L企和村民共同行动，成功举办了好吃红薯评比大赛红薯创业大赛电商展销会红薯生态游等集体品牌活动，为乡村社区注入活力，并形成了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这（跟省农科院联系）都是我们自己去找的。人家很热情，来给我们开会、培训贫困户的话，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们搞这一行，不能忘恩负义，就拿出了一部分资金，给贫困户发薯种。（20180507PW）
　　电商是我们自己搞得，主要是拓展销售渠道。我们合作社要推出去，借助电商就能推广到全国，老百姓也能得到实惠。而且我们这里种出来的红薯比外省种出来的口感要好得多，之前还拿了一个最好吃红薯三等奖。（20190122JZG）
　　（三）Y村社区抗逆结果
　　整体来看，PW通过动员、培育社区领袖等方法，调动村民、组织、政府、社会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发展建设，最终取得了良好效果。从社区抗逆力内部4R原则标准来看，首先，Y村种植红薯的传统与品种、相对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内生优势资源，新成立的专业合作社、议事会作为本土内生的、稳定的组织机构也符合内固性原则。其次，本土能人、科研院所的支持、电商平台则属于可供替代的资源人员，符合储备性原则。再次，资源动员性或资源多样性作为突发情况下的考察标准，离不开社区内各行动主体结成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络或资产（如PW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关系、PW与基层政府、村民利益政策传达的关系、L企业与各专业合作社的关系、村民互助的关系等）的发达有利于在突发情况下形成多元参与、有条不紊的局面。最后，快速性原则贯穿前三个原则，并衡量前三者的实践效果。以Y村电商平台为例，当红薯收益再次受到灾害、滞销或者收购企业变故影响时，Y村可以迅速通过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减少损失。从政府、社会力量的外部支持标准来看，一方面，PW作为上传下达的纽带改变了之前相对紧张的干群关系，使得政府支持更能畅通地传递到乡村社区。另一方面，L企业对村民组织动员的效果为其吸引社区外部力量提供了支持，如好吃红薯评比大赛等跨区域社会活动为社区内在动力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着力点。
　　五、Y村社区发展的关键行动者
　　（一）Y村社区发展中新乡贤的角色地位
　　根据社区抗逆力研究中的行动者视角，社区抗逆过程离不开关键行动者的力量。这一主体往往能动员组织民众参与到集体抗逆的行动中，同时积极建设社区内外部资产，巩固抗逆成果。在本文案例中，PW这一新乡贤无疑是整个过程的关键行动者。笔者使用新乡贤这一称呼一是为了彰显行动者其贤也能，因为资产建设与社区抗逆力发展的立足点应该是社区民众的参与与福祉的实现，贤可以较好地体现这一特征。二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央1号文件连续4年提到新乡贤，强调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从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Y村新乡贤具有如下角色地位：整体而言，这一关键行动者是社区资产的评估者、协调者、整合者、培育者、链接者、增能者。这些角色具体通过社区抗逆过程体现出来。他们绘制资产地图的过程是对社区资源与功能、抗逆力水平进行调查评估的过程；他们建立内部关系是在解决社区矛盾、协调社区结构、整合内部资源；他们进行资产动员是在挖掘培育新的社区领袖与资产；他们寻找外部支持是在系统链接资源，巩固既有发展成果，促成社区抗逆力从量变向质变的转变，最终实现社区整体增能。
　　（二）Y村社区发展中的新乡贤是社会工作者吗
　　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积极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2021年两会前《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与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重视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再到2021年2月《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加快培养乡村治理人才加强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社会工作者在国家政策议程中占据越来越突出的地位。新乡贤不是社会工作者，毕竟在同一系列政策文本中，这二者同时出现了。然而，有学者认为农村社会工作者是新乡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未来农村变革中起着引导作用，扮演专家型参与和协助的角色〔19〕。
　　从角色功能来看，新乡贤似乎带有大量社会工作因子，但从长远来看二者不应一概而论。在本文案例中，尽管新乡贤为社区资产建设与抗逆力发展做了诸多努力，但正如PW本人所言我们本质上还是一个经济企业，也要生存营利，如果说专门有人来给村里做好事，自然是更乐意的。尽管当前的确出现了经济型、政治型、文化型、体育型等对不同乡贤及组织进行的类型学研究，但严格来说他们仍不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新乡贤在农村社区的实践尽管极具本土价值，但如果对社会工作本质毫无关照，其参与的社区发展可能也只能停留在基本的能力与资产建设层面，而不能促进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六、讨论与结论
　　第一，从研究问题来看，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难以可持续，产业振兴对人才重视不够，本文回应这两方面研究与实践的缺陷，进行理论与案例分析。第二，从分析框架来看，本文结合案例对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与社区抗逆力理论进行了调适创新。新建构的资产为本的社区抗逆力发展框架整合了社区抗逆力的操作指标、过程分析与行动者视角、乡村社区发展中能力与资产建设的核心理念、资产类型与建设过程等要素。第三，从对象选择来看，本文选择华中地区新乡贤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案例，从实践领域、理论基础、模式框架、角色定位方面对新乡贤这一对象进行了研究。第四，从研究发现来看，一方面，通过绘制资产地图、建立内部关系、进行资产动员、寻找外部支持的四阶段循环过程，乡村社区能够得以盘活资产、提升整体抗逆力；另一方面，新乡贤这一关键行动者在资产建设与社区抗逆过程中能发挥评估者、协调者、整合者、培育者、链接者、增能者等多重角色作用，但更需基于社会工作理念促进乡村社区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还有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地方。第一是关于资产建设与社区抗逆力发展的关系讨论。在建构分析框架之初，笔者就曾提及，行动者建设社区资产的过程就是社区抗逆力发展的过程经过绘制资产地图、建立内部关系、进行资产动员、寻找外部支持四个阶段，按照社区内部4R标准、外部支持标准，社区资产得以盘活，抗逆力得以提升。资产建设强调资源，社区抗逆力关注能力，二者都从动态层面对既往乡村发展问题视角与缺乏视角做出了修正，都可以作为应用层面方法、过程与评估的指引。第二是关于社区发展研究与实践中行动者网络的讨论。近年来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兴起，包含行动者、网络、转译等核心维度，强调关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以及关键行动者对整个行动网络的问题定义、组织动员。结合这一特点，资产为本的社区抗逆力发展框架在实际应用中可进一步关注关键行动者的角色地位与网络作用，后者在本文案例分析中有所涉及但未深入研究。
　　对于新乡贤与社会工作者的行动者角色区分，前文已有分析，这里进一步引入现实情况的说明。从政策议程的反复设置可以看出乡村振兴与社区发展人才的缺乏，无论是新乡贤还是社会工作者都是官方号召的对象。研究与实践中已经涌现出借助高校优势，进行校社联动以培养人才，积极吸纳、转化、增能大学生村官，培训本地村干部、农村教师、乡村医生等，使人才队伍在地生根、不断壮大。其实，我们大可以积极动员新乡贤、社会工作者，还有其他致力于社区资产建设与抗逆力发展、乡村治理与社会福祉促进的人才都参与进来。通过行动者之间分工合作、各尽所能，形成高质量的行动者网络。由此，行动者可以灵活运用不同专业方法在现实情境中解决问题，发挥各自在产业振兴、基层治理、文化引领等领域的不同作用，共同促进乡村发展，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最后是关于本文研究不足的讨论。一方面，从案例选择来看，本文对于社区抗逆力结果的评估是基于内外部标准从定性层面做出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从分析框架与结论推广来看，作为单个案例研究，本文可能存在一些外部争议。需要说明的是，个案研究并没有明确的研究总体，不一定必要有代表性。我們仍需鼓励更多具有不同地方特色的研究来检验本文分析，从而推进乡村发展领域的探索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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