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宣传难言之隐

　　谷文
　　《新理财》给不下五个市级和县级财政局发过关于财政宣传工作的采访函，将回复邮件整理了一下，中心思想就是以下一段文字：
　　财政新闻宣传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落实工作部署，紧紧围绕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两大主题，紧密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增强服务意识，把握正确的宣传导向，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利用多种宣传手段，不断加强新闻宣传工作，2010年取得了较好成绩，为财政改革与发展、和谐社会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可能有人会嗤之以鼻：官样文字而已。但做了一辈子财政工作的某市财政局长老李说，这几句话背后，另有玄机。
　　或者也可以说，大有玄机。
　　落实内宣
　　每个机关都有宣传部门，但拥有像财政部门的宣传队伍的部门不是很多。到什么程度？以一般县级财政局为例，基本上都拥有以局党组书记、局长为组长的财政信息和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一名副局长主抓，办公室两名同志专职负责财政信息和新闻宣传工作。建立信息员制度和信息定期上报制度。各乡镇财政所、局内各股室确定一名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同志为财政信息和新闻宣传员，负责财政信息和新闻上报工作，要求每名信息员每月至少上报信息（或文章）一条（篇），从组织领导和人员上保证财政新闻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
　　如果说以上设置还平平无奇，那么，连乡镇财政所一级都必须拥有一名新闻宣传员，其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财政在媒体上通常并不露面，这是为什么？老李说，问题就出在所谓的认真落实工作部署上。除突发事件中的危机宣传之外，精细到每个月，各地财政都有其宣传尺度和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高也并不大。这就造成了财政新闻稿件经常是从很多稿件中进行选择的结果，落实到实际工作上，就是越安全的稿件越容易上榜。所谓安全，往往就是以丧失可读性和新闻性为代价的脱水文章，造成这样的结果，不止一位财政新闻人说，他们很无奈。
　　虽然我们选择了很多方式去避免这种没营养的文章的出现，但是至少在现在来说，有效性并不大。人民日报社一位年近六十、做了一辈子财政宣传的老资格财政记者说，现在多数时候财政是在微调。准备和行动往往是两码事，就现在来说，财政已经做好了开放信息，广开言路的‘准备，以喊口号形容此有些夸张，但用行动冲破以往由于各种原因设置的红线，让宣传不再是‘部署而是‘新闻，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
　　至于这段时间是多久，这位老者大笑，我做了一辈子财政新闻，以我的立场来说是十二个字：岂可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外宣难为
　　如果说以上是财政的内宣，那么财政的外宣在职业新闻人眼中算真正的新闻就更举步维艰。
　　财政很少在本系统外的媒体发声、露面、出镜，即使有，也少之又少，甚至是被动应对，不得不说。一位市场化主流媒体的人士说，媒体上的财政事实上是缺失的，你在媒体上能找到财政吗？媒体上的财政和现实中的财政严重不对等。
　　其实，财政新闻官们一点也不保守。本刊记者曾接触过的数位财政厅局办公室主任，他们案头总是摆着诸如《南方周末》等敢言媒体，甚至，有的主任给厅领导班子推荐订阅了在大陆特许发行的《凤凰周刊》。也有不止一位局长和主任私下向本刊记者吐露心声：你们《新理财》这次报道我们当地财政，能不能像《南方周末》那样呢？
　　于是，财政新闻官们一直在选择性突破。
　　今年，某市财政局拿出所有家底，进行财源建设，有些措施在全国都非常先进，甚至是个创举，比如，将专项资金在商业银行的存放与放贷挂钩，以打通财政资金、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融通。该局办公室主任为此制定了系统性报道方案：先开个记者通气会，再在当地报纸上推出几个专题，并组织北京和当地记者去几个县实地采访
　　他坦言，这样做，一是为了把财政干的事宣传出去，财政的确干了很大的事啊，不能只干不说，起码让政府和各界知道下一步怎么落实；二是，利用笔杆子，推动钱袋子，也就是用舆论推动实践。
　　结果呢，他碰到了无数的钉子：邀请来的记者被搁置在酒店达一个星期，采访进行不下去；后来终于可以采访了，但采访点大大缩水；最后初稿过来送审，稿子又被领导改掉了所有有料的内容，几乎变成了材料体受邀来访的记者苦笑：早知这样的话，你们把你们的文件材料传给我们就罢了！
　　这位财政新闻官也苦笑不得，他本来和主管副局长汇报过了，但局长当时不在家，没想到会这样！他感慨道：看来财政宣传，首先财政领导要换观念。
　　另一方面，一把手局长也的确有难处。今年年初定预算总盘子时，就有几十个亿的缺口，这都是各个部门要的钱啊，最后还是他无奈狠心给砍下来了。已经把各个局长给得罪了。也正因为钱不够花，所以他推出财源建设新政。这时候如果宣传财政，其他部门局长肯定意见更大：你刚砍掉我的钱，又再鼓吹你财政多会生财，想干吗？！
　　还有，这次财政的点子和干法的确很好，政府主要领导一看，很不错，马上变为了政府的文件，也变为了政府主要领导的政绩。这时你财政宣传，不是和政府领导抢功吗？！想干吗？！
　　所以，这位局长也感慨：财政对外宣传，的确不好说，不能说。当然，他承认，财政也的确不太会说。
　　这其实也是媒体的挑战。《新理财》同样遇到这样的难题：不能像市场刊那样自由报道，也不能像机关刊那样上传下达，该怎么找到第三条道路呢？或者说，财政报道的出路在哪呢？
　　制度性失灵
　　财政话语权的缺失，看似因财政，其实并非然。
　　一些财政新闻官们告诉《新理财》：财政和财政人的确有自身的原因。
　　一是财政工作的特性注定了只干不说，或者多干少说。财政处于利益漩涡中啊，谁都想多分到钱，钱够分吗？财政只能低调，少出声。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工作特性，财政人因此养成了低调、严谨、对数字异常敏感的职群特性。财政干部这样的个性在所有官员中可以算最突出的了，这样注定了我们不太愿意去大张旗鼓地宣传！
　　除了自身的两大原因，还有两大现实原因：一个是部门可能不高兴，财政只拨了钱，事是部门干的，你财政宣传不是和部门抢功吗？二是地方领导也可能不高兴，稍微有作为的财政局，事情都变成了政府的决策，你财政宣传不是和领导抢功吗？正如上文中那位局长的顾虑。
　　最根本的，依然源于制度。比如财政体制，政治体制，新闻体制。
　　按照经济学家马光远的看法，在财政信息大环境逐渐明朗公开的现在，在现代代议制的政治模式下，公共支出的信息公开透明是基本要义，财政宣传不能有一点弱化。但学界调查出数十个省份财政信息透明度不及格，只能说明这是一个制度性失灵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