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其实质是全体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从时间上看，中国进入共同富裕正好与数字经济时代相吻合。所以，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与欧美在工业化时期进入福利社会迥然不同，它嵌入和依托于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具有很强的契合性。共同富裕需要解决普遍增长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必须坚持均衡共享式增长方式，而数字经济的高技术特征和分享性特征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也为均衡发展提供共享机制，可以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促进均衡式增长
　　数字经济带动区域产业分散化。由于数据和信息可以较容易地实现跨区域流动，导致原本促使产业集聚的地理因素淡然失色，产业布局更加分散。上下游产业链和相关企业在空间上集聚的必要性下降，产业链更短、更扁平、更本地化。生产端、消费端都可以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匹配，既可以不靠近原材料，也可以不靠近消费者，而是分散在不同地区。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企业和居民都可以较便捷地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产品和服务，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而且，产业的分散有助于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产业链的数字化有助于及时将用户需求传递给上游供应商，确保按时交付产品，推动柔性生产和分布式生产。进而，导致价值链布局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诞生大量基于社区的生产中心、微型工厂以及消费中心。
　　数字经济助推乡村振兴。农村是共同富裕的洼地，乡村振兴成为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引擎，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向乡村地区流动，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促进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深入赋能农业农村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正在深刻改变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方式。数字经济不仅促进了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而且推动了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有效带动了现代农业、果蔬加工、仓储物流、彩印包装、创意设计等相关产业的全面崛起，催生了电商企业、网点微商、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农产品加工企业、网商经纪人、物流配送队伍等多个行业的就业岗位。通过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在线旅游和外卖平台等渠道，将本地的特色商品、自然风光、文化旅游资源及时发布出去，带动乡村旅游、餐饮及民宿等产业发展。而且，数字技术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休闲方式和社交方式，使乡村具有媲美城市的现代产业和现代生活水准，缩小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差异，促进城乡等值化发展而非同质化发展。
　　特别指出的是，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全国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实。我国绿水青山主要集中在偏远农村地区。在农业和工业社会，历代农民循环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模式，绿水青山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甚至一些地区以牺牲山水的方式来创造农田和工业用地，严重破坏自然环境。而在数字经济时代，绿水和青山的旅游价值更容易被推广，且便利的内外信息咨询使农民可以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情况下从外部获取农业生产技术并向外推销农产品。也就是说，绿水青山不再是农民创收的挡路石，而成了创收的法宝。
　　数字经济有利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长期以来，除了地理区位因素之外，地区分割和地方保护也是造成部分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既有利于全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不同地区间的均衡发展。数字经济可以规避基于地理区划的行政限制，一定程度上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分割。同时，数字经济有助于打破传统经济基于国有企业性质和资本规模形成的垄断，在事实上降低金融、交通、公用事业等行业准入门槛，倒逼放松行业规制，使民营企业获得更多市场准入机会和公平竞争环境，带动更多居民创业致富。事实上，以平台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本身已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大市场，平台既是一个企业，也是一个市场。平台型企业也越来越具有公共性质，承担起了生态系统规则制定、秩序维护等诸多公共职能，这使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传统市场监管模式发生深刻改变。对于平台之外的经济活动而言，平台也已成为它们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体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物流成本、技术成本、广告营销成本以及信贷成本等。因此，数字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关乎线上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也关乎线下营商环境的优化，对整体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促进共享式增长
　　数字经济可以弥补公共服务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实际上，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是群众最关心、最期盼、最有获得感的领域。数字企业不断嵌入政府公共管理和人民日常生活，既扩大了数字技术的应用空间，加深了数字产业的分工和专业化，又弥补了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提高了居民幸福感。当前，在医疗、教育以及各领域公共管理的信息传输方面，以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供给方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求，而数字平台可以为参与者提供技术、数据和市场支撑，是一个社会化较强的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服务短板。
　　数字经济可以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数字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是提高政府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通过规则数字化、材料数据化、服务在线化、监管信用化，实施政务服务的全流程再造，用信用数据替代主观评价，用机器替代人促进服务的自动化，实现服务精准直达。这在智慧农业和城市大脑等城乡建设中、在不见面审批等营商环境优化中、在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
　　数字经济可以促使公共设施更加充分和平衡。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要想富先修路，而在数字经济时代，路不仅指公路、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也包括信息高速公路，且后者重要性更加凸显。能否充分享用数字基础设施，成为人们在当前及未来能否致富的关键因素，也是能否均衡享受公共设施的重要考量因素。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尤其是落后地区和农村可以公平充分享受现代化、数字化基础设施，从而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方面与富裕地区和城市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同步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并一起走上共同富裕之路。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
　　归纳起来，数字经济可以带动区域产业分散化、乡村振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弥补公共服务短板、提升政府服务水平以及促使数字基础设施更充分和均衡，前三者突出了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后三者突出了经济增长的共享性。也即，数字经济可以带动均衡共享式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推动共同富裕。
　　需要指出的是，数字经济发展也伴随着低技能人口结构性失业、快递员等群体社会保障不足、老年人数字鸿沟等诸多问题。因此，需要在政策设计上尽可能扬长避短，放大积极作用，消除或降低负面冲击，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藉此推动共同富裕事业稳健前行。第一，加强数字经济监管。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特征和规律的政策体系、监管规则，依法依规加强包容审慎监管，切实保障从业者、商户以及消费者各方面的合法权益。第二，拓展乡村振兴的数字产业链。加快乡村数字经济设施建设，积极发挥数字经济以及相关平台企业的作用，把有致富需求的农民纳入现代化产业链条之中，不断拓展乡村振兴新思路和新模式。第三，消除数字鸿沟。对于农民、老人、中小企业等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和企业，进行定向财政扶持，拓展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提高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第四，以数字化改革推动公共服务质效显著提升。更加精准地做好民生需求分析，打造数字公共服务综合应用场景，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对接，在更广范围实现优质共享。第五，提高共同富裕政策效力。加快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并以数字赋能推动政策集成化、全程化和精准化。
　　刘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