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他叫高秉涵，老家在山东。
　　前半生一直在离家，13岁一人只身南下逃难，徒步跑了两千多公里。
　　这一路上，他把人间的苦难和悲惨都过了个遍。
　　后半生一直在找家。不但自己在找家，还在帮助别人找家。
　　几十年如一日，他把许多台湾人的骨灰送回大陆，送回他们的故乡。
　　一生没有回过村庄的老兵、一生思念母亲的孩子、一辈子无法见面的恋人。。。。。。
　　他活着好像就是为了要去完成这件事一样。
　　这件他寻找了一生的事：
　　回家。
　　01hr1949年4月20日晚9点多，长江边上安静得只能听见水流声。
　　走了一天的高秉涵昏昏欲睡，只能拖着步子缓缓往前挪。
　　突然，一阵急促的炮声划破了宁静。随之，炮弹排山倒海般呼啸而至。
　　他目睹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必经场面：
　　渡江。
　　猝不及防，炮弹炸响的音波已经穿透了高秉涵的鼓膜，充斥着尖锐的杂音。
　　此时，一颗红色的信号弹拽着长长的焰尾升上空中，把天地照亮得如同白昼。
　　恍惚中高秉涵看到整个江面上布满了数不尽的帆船，船上站满了士兵。
　　一时间枪炮声夹杂着人声席卷而来，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乌泱泱的败兵瞬间冲散了高秉涵和同学。
　　混乱过后，高秉涵几乎丢失了所有行李，包括父亲的遗物。
　　所幸，他还是躲过一劫，起码没被踩死，没被枪炮击中。
　　高秉涵选择往人群扎堆的地方跑，这样或许求生几率更大。
　　在路上，高秉涵遇到一支国民党残兵，这些人正在村子里烧杀掳掠。然而，残兵们一旦听到对面追击已至的风声，就会立马撒丫子狂奔。
　　有一次，对面已经追过来了，有个国民党军官还在捡慌乱中洒落一地的麻将牌。
　　看到此情此景，高秉涵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但这对高秉涵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活下去。因为他始终抱定决心：
　　要活着回家见娘。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高秉涵想要放弃，这个信念总会支撑他再振作起来。
　　但从眼下开始，这个只身逃难的少年，将要学会独自面对这一切。
　　1935年，高秉涵出生在山东菏泽。他们家成分是地主，还出过国民党的人。
　　13岁那年，眼看战火烧到家门口，高秉涵的母亲忧心忡忡，整日以泪洗面。
　　几番心理斗争后，她决定送高秉涵到南方去避一避。
　　临行前，她往高秉涵的包袱里放了三件东西：
　　高父的遗物、二十块大洋、一张初中录取书。
　　这张东西能作为高秉涵读过书的凭证，方便他以后有机会能继续升学。
　　高秉涵上车的时候，姥姥把一颗熟到裂开的石榴塞到他手里。
　　看着红亮的石榴籽，高秉涵咽了口唾沫，忍不住低头吃了起来。
　　就这片刻的功夫，同车的人推了他：你妈喊你呢。
　　高秉涵抬头，车已经拐过了弯，看不到母亲的身影了。
　　这是高秉涵关于母亲的最后记忆。
　　77岁的时候，高秉涵说：
　　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02hr这段挣扎求生之旅，让高秉涵历尽了人世间的苦难与善良。
　　道路逐渐变成山路，越来越坎坷难行。沿途满目狼藉，随处可见和他一样的逃难人，还有一些倒在路边的尸体。
　　一天黄昏，体力透支的高秉涵听到轰隆的引擎声，他碰到一辆在爬坡的卡车。
　　高秉涵意识到，这是一辆国民党军队的运输车，路况不好，开得很慢。
　　面对缓缓开来的卡车，高秉涵想都没想，伸手就攀上了车。
　　这时，车已爬过了坡，车速加快，高秉涵差点被甩飞。
　　出于求生本能，高秉涵用最后一点劲儿，死死攥住了车，爬到了车厢里。
　　押车的军官命令两个兵把高秉涵丢下去，有个兵说：
　　这石子路，扔下去孩子就死了。
　　路过一条浅水河的时候，车速稍慢，两个兵把高秉涵推下了车。
　　虽然衣服湿透了，但好在没有受伤，高秉涵爬上岸继续往前走。
　　高秉涵木然地走着，直到一个悬崖拐角处，眼前的景象把他震住了。
　　这个少年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世事无常是什么概念。
　　之前那辆卡车翻下了悬崖，卡在了两棵树中间，车厢向下倒扣。
　　那个军官和两个士兵已经不见人影，只有司机被驾驶室挡着，捡回一条命。
　　如果自己还在车上，八成已经是离家千里的游魂野鬼了。
　　高秉涵没有料到，他这一路上还会见到更多更惨的事儿。
　　当高秉涵走到皖赣浙交界的马金岭时，混入了一群逃难者中。
　　路况险峻，几天下来他就目睹不少连人带驮马滑下山崖的事情。
　　战乱中人命如草芥，生死不过须臾间。最可怜的还是那些被强抓来的挑夫。
　　这些挑夫不堪国民党的残酷劳役，夜里无数次地逃离，都被枪押了回来。
　　有个国民党团长干脆杀一儆百，把一个挑夫拖到悬崖边踹了下去。
　　这些残忍的画面，给高秉涵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
　　他的家庭出身，让他不敢掉头回家。而目睹种种现状，更是令人绝望。
　　他实在太饿，每天嚼树叶充饥；也实在太累，脚已经溃烂。
　　进退无路的高秉涵开始有了厌世的念头。
　　这一次，是母爱把他从求死的边缘拉了回来。
　　赶路的时候，高秉涵清楚地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妈妈。
　　有孩子掉下山了！
　　失去孩子的女人在山崖边上怔怔站着，随即爆发出一阵凄厉的哭嚎。
　　高秉涵不知道怎么安慰，只能走到女人面前，默默地站着。
　　人在悲痛中，每秒都如同千百亿劫般漫长，高秉涵站了很久。
　　女人注意到了高秉涵，抬起头和他说话。
　　你多大了？
　　十三。
　　和我儿子一样大，他刚才从这里掉下去了。
　　。。。。。。
　　你妈呢？
　　她在山东老家。
　　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高秉涵的脚上，那是一双穿着烂鞋的烂脚。
　　她解开包袱，从里边掏出了一双儿子的鞋，硬是帮高秉涵穿上。
　　然后，女人站起身，对高秉涵说了一句话：
　　孩子，记着你妈在家里等着你，你可不要忘了回家的路。
　　说完，她就跳下了山崖。
　　03hr1949年10月，高秉涵搭上了去台湾的最后一趟船。
　　这一年，他只有14岁。
　　白天，高秉涵在台北火车站附近的垃圾场刨食，被野狗追咬；
　　晚上，他睡在候车室，时不时要被巡警乱棒打出去。
　　要不是车站的扫地大爷给他饭吃，还介绍他当小工，他指定活不长。
　　高秉涵落难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平凡人向他伸出援手。
　　1951年4月，高秉涵来台一年多，他的命运即将迎来新的转折。
　　高秉涵记得那天是星期六，他在火车站干活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小学老师。
　　听了他的遭遇，老师泪水涟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应该让这孩子继续读书。
　　于是把高秉涵介绍给一所中学，希望能让他考学校的夜间部。
　　这所中学的校长也答应了，不过高秉涵得证明自己有小学学历。
　　在逃难中，他几乎丢失了所有的东西，偏偏就初中录取通知保留了下来。
　　就是这张薄薄的纸，反证了高秉涵的学历，他被准许参加中考。
　　高秉涵以前成绩就不错，一顿复习后果然考上，他有了光明的未来。
　　于是他白天打工，晚上读夜校，就这样天天996，才勉强苟活下来。
　　不论在什么年代，打工人永远是苦的，光是活着就已经筋疲力尽。
　　有天夜里，放学回家路上，高秉涵发现有人尾随他。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躲在拐角处，反过来把这个人给堵了。
　　原来是个同校的初中生，叫高虎雄，12岁，台北本地人。
　　因为父母没空接，自己又怕黑，所以每次都跟在高秉涵屁股后边儿走。
　　高秉涵听罢，体内的山东人小宇宙燃了，这有啥咧，以后我送你！
　　他是个实诚人。有一天下雨河里涨水，他就背着这孩子趟过去。
　　这一幕正好被孩子的父亲看到了，感动得不行，对高秉涵连连道谢。
　　当时，跟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人跟本地人矛盾很尖锐，几乎不相往来。
　　高家人就挨过国民党兵痞的毒打，对外省人一点儿好感也没有。
　　高秉涵的真诚打动了这家人，让他们对外省人改变了看法。
　　因为都姓高，每次高家祭祖都会喊上他一起。他们是高氏宗亲，广义上的一家人。
　　就这样，少小离家的高秉涵在台北四舍五入也算有了亲人。
　　这一时期，他遇到过不少像这样温暖人心的事。
　　有个同学母亲偶然知道高秉涵的情况后，送了他几套新衣服；
　　小餐馆老板见他只买了一碗米饭，就给他添了一个炸鸡腿和一碗汤。
　　这些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们，点亮了高秉涵人生中的每个阶段。
　　1958年夏天，高秉涵高中毕业，他被一所军校的法律系录取。
　　从流浪儿到法律系高材生，高秉涵的阶层直接拔高到天际。
　　毕业后，高秉涵被派赴金门担任军事法官。
　　金门和厦门隔海相望，距离差不多10公里，当时是双方对峙的最前线。
　　刚一上任，高秉涵遇到的第一件案子就让他愧疚终生。
　　被告人是一个叫郑凤生的厦门渔民，1949年被国民党强抓入伍，押到了台湾。
　　15年后，郑凤生被调来金门驻防，他思念家乡，更挂念瘫痪在床的老母。
　　于是趁着夜里站岗时，郑凤生抱着一个轮胎下了海，想游回厦门。
　　然而，天快亮的时候，郑凤生被潮汐冲回金门岸边，随即被逮捕。
　　上边要求一定要枪毙他，吓唬吓唬那些有想法投奔大陆的人。
　　郑凤生的思乡之情，高秉涵一定最能体会，他同情郑凤生，可是他说了不算。
　　临刑前，高秉涵弄来一瓶高粱酒，让郑凤生喝下，这样少遭点罪。
　　没想到还是出了状况，执行的士兵没打准。只能又再补了一枪，郑凤生才彻底死去。
　　高秉涵从此不能原谅自己，他说：
　　我觉得自己变成了杀死一个回家探母的人的刽子手。
　　两岸恢复开放后，高秉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厦门。
　　他找遍了靠近金门的渔村，但始终没能找到郑凤生的家。
　　郑凤生不幸没能逃生，但后来有个叫林毅夫的年轻人成功了。
　　轮胎不行，但篮球行。
　　1979年，林毅夫从金门游到了大陆，人生轨迹从此转向。
　　从国军的一个连长，当上了世界银行的副行长。
　　如果当年郑凤生回到了家，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会跟林毅夫一样吗？
　　已经没有答案了。
　　04hr1967年，高秉涵来台的第十八个年头。
　　也是这一年，同乡同学给高秉涵牵了姻缘，女方是医务人员。
　　郭德纲老师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
　　就这样，高秉涵娶了媳妇，他在台北有了个家，终于不再漂泊。
　　夫妇俩感情一直很好，他们育有两儿一女。
　　这辈子，家庭的温暖始终是高秉涵身处异乡最大的慰藉。
　　1973年，高秉涵从军队退役。随即他考取了律师执业证，当了律师。
　　他给自己定了个原则，不做讼棍，不挣昧良心的钱。
　　有人嘲他，律师是靠打官司吃饭，你怎么老劝人和解，他听了只是笑笑。
　　高秉涵的40多年律师生涯，口碑不是一般的好。
　　好到曾跟他对簿公堂的对手都敬佩他的人品，把女儿嫁给了他儿子。
　　在这期间，他帮过不少穷人打官司。很多山东老乡遇到不公，都是来找他。
　　随着年纪增长，高秉涵的乡愁越来越浓，已经到了无时无刻不想的地步。
　　眼见回家无望，他写了15本日记，回忆了童年时对家乡的各种印象。
　　这些日记被想家的山东老乡们借去读，都给翻烂了。
　　里边记录了花花草草、邻居家的黑狗、树上叽叽喳喳的喜鹊。。。。。。
　　还有他童年最好的伙伴外号叫粪叉子的小孩。
　　因为这小孩老偷吃桑葚，沾了一脸的汁，风一吹土就糊脸上，
　　总有苍蝇围着围着他的嘴飞来飞去，就跟围着屎一样。
　　当时的高秉涵根本不会想到，他们仍有重逢之日，但那是后话。
　　那年头，像高秉涵这样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人足足有两百多万。
　　这也让当时台湾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情绪思乡。
　　国民党大佬，陕西人于右任晚年思乡不已。去世前不久，他写过一首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南京人余光中也想家想到不行。他写的那首关于乡愁的诗，收录于人教版九年级语文上册：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1979年，高秉涵到国外参加法学研讨会。
　　见到有内地代表参加，高秉涵想请他们转交一封家信给母亲。
　　这封家信中，他几乎是用文字在哭喊：
　　娘，我会活着回来，我也深信我一定会见到我健在的亲娘，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信是写了，但他不敢交。
　　因为当时台湾当局对内地采取不接触、不交流、不合照的敌视政策。
　　并且要求他们一行人相互监视，谁敢跟对面接触，回去就办谁。
　　那这事后来还有下文没有？
　　有的。高秉涵经人指点，把信寄给了在英国的同学。同学又把信寄去美国，再由美国寄到山东，几乎辗转了大半个世界。
　　但很遗憾，高秉涵的母亲没能收到这封家书，她于前一年，也就是1978年刚刚去世。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个移民阿根廷的山东乡亲回国探亲，路过台湾。
　　她带了一些家乡的土和特产小吃，分给在台湾的山东同乡们。
　　高秉涵分到了一小调羹的土，用这种方式实现了和故乡的重逢。
　　一回到家，他把土分成两半，一半包得严严实实，小心翼翼地放进保险柜；
　　另一半用水澥开，喝了下去。他说：
　　水喝到肚子里，变成眼泪流出来。
　　而老乡给的那块山东芝麻糖和一包胡辣汤，后来在他家冰箱里放了
　　整整28年。
　　他舍不得吃，更舍不得扔。
　　1987年央视春晚，费翔一首《故乡的云》勾起海内外无数游子心绪。
　　也是这年，蒋经国解除了长达38年的戒严，并允许民众赴内地探亲。
　　两岸自此结束了几十年的封锁状态，终于恢复往来。
　　1991年初，高秉涵准备回家。启程前，他做了一件很惊悚的事。
　　去了一趟陵园，把一位同乡的骨灰带回了家。
　　他生前和高秉涵有过约定，在他身后，如果有机会，高秉涵要带他回家。
　　看到家里突然冒出个骨灰坛，高秉涵的儿女们吓得够呛。
　　子女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作出这种吓人的举动。旁人嫌他晦气，见了就躲。
　　只有妻子理解，她知道高秉涵这么做，完全是出于感同身受。
　　无奈他只能把骨灰坛搬到地下室，支了张床睡在旁边，陪着他的老友。
　　高秉涵在他的回忆录里剖露了当时心迹：
　　对于这些反应，我都表示理解。
　　。。。。。。
　　但是我既然答应了人家，就得遵守承诺。
　　何况，叶落归根，活着不能回家，死了也要回家，
　　这是一个老兵最后的心声，我怎么忍心不帮呢？
　　阔别故乡近43年后，高秉涵回来了。
　　这43年足够长，长到能让高秉涵少年到白头，让故交身躯化尘土。
　　为此，他在村口徘徊许久。
　　用唐人宋之问的诗，就是：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一位路过的老人问他找谁。两人相视，一下子就认出了彼此。
　　原来，老人是高秉涵的堂亲戚。老人又去把高秉涵的儿时玩伴给喊了出来。
　　对，就是外号叫粪叉子的那个孩子，如今也已是垂垂老者了。
　　这个意外之喜，让这三个加起来将近190岁的老人涕泪交加。
　　回家这趟苦旅，高秉涵几乎用了一辈子去走。
　　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骨灰坛交到那位故交的女儿手里。
　　这是高秉涵第一次带逝者回家。
　　往后的日子里，他还会陆续将一百多位同乡人的骨灰送返故乡安葬，
　　帮助逝者实现生前所愿，带他们回到家人身边，安息于故土之下。
　　没错，这就是老天安排给高秉涵的终极任务。
　　这些逝者各有悲欢。所幸有高秉涵，让他们的故事不至于被历史淹没。
　　05hr这些年，高秉涵从台北回内地，行李箱里总是装着骨灰坛。
　　每个坛子差不多有十公斤，带在身边是个体力活。
　　他觉得这点劳累不算什么。但最让他心累的，是另一件事。
　　老兵骨灰的领取程序，实在太特么繁琐了。
　　流程短则一年，长则三两年不等，光是公证环节就要费老鼻子劲儿。
　　有次手续齐全的情况下，他连续出具了七份公证，但台湾有关部门死活不放。
　　问就是不行，也不给任何解释，把老头儿急得团团转。
　　同样的事情，高秉涵在内地也遇到过。
　　为了办张公证，竟然要出具逝者父母的出生、死亡证明，没有就免谈。
　　高秉涵气得够呛，这百多年前的人，上哪儿找这些老黄历去？
　　从这一点上看，台湾跟大陆确实是一家人。
　　上边儿这些都不算什么，奔波在路上的高秉涵还差点儿丢了性命。
　　有一回，高秉涵到坐落深山的公墓去领一位老兵的骨灰。
　　刚领完正准备走的时候，突然风雨大作，荒郊野岭上哪儿打车去。
　　雨这么大，高秉涵只能在公墓的纪念亭里躲雨。
　　狂风裹着豆大的雨滴灌进亭子里，他抱着骨灰坛淋了一整夜。
　　最后山里水势太大，还是救援的直升飞机把他弄了出来。
　　事后他才知道，那天大雨引发了山洪，把唯一通向公墓的桥给冲塌了。
　　还好他没有冒雨下山，不然指不定会怎样。
　　巧合、偶然，这种事怎么解释都可以。
　　但我宁可相信是老兵在天有灵，庇佑高秉涵躲过了这一劫。
　　后来，高秉涵被媒体注意到，对他的故事作了不少连续报道。
　　从这开始，到处都有人联系高秉涵，面对纷至沓来的求助，他没有拒绝过。
　　有个叫桑顺良的菏泽人，1949年到了台湾，从此和未婚妻天各一方。
　　直到弥留之际，桑顺良写给未婚妻一封诀别信，真是撕心裂肺：
　　三十年分离，三十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吧？！
　　。。。。。。
　　将来两岸和解了，如果届时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我，
　　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举行一次冥婚吧。
　　。。。。。。
　　我俩虽然在有生之年未能结为夫妻，也只有在九泉地下结为连理枝了。
　　亲爱的肖娟娟：我此刻在嚎啕大哭中呼唤着你，肖娟娟！肖娟娟！
　　我爱你，永远，永远。。。。。。
　　你的未婚夫：桑顺良泣书
　　1978年6月1日于台北荣总医院
　　奇迹般地，高秉涵打听到了肖娟娟的下落。
　　她还活着，终生未嫁。
　　当高秉涵将骨灰坛和信递给肖娟娟时，她的目光始终停留在桑顺良的照片上。
　　俗尘渺渺，天意茫茫。
　　几十年后，终于等得良人归。
　　哪怕对方已经化为尘土，但爱永恒。
　　次日，在众人的见证下，她和桑顺良举行了迟来许久的婚礼。
　　不久之后，了却心愿的肖娟娟离开人世，与桑顺良合葬在一起。
　　再没有什么能够让这对恋人分开了。
　　身不由己，在那个年代的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几十年眨眼过，高秉涵已经是知交半零落的年纪，往后惟有离别多。
　　他不是在替逝者找家人的途中，就是在送逝者回家的路上。
　　这事儿，他一做就是三十多年。
　　面对社会各界的赞扬和褒奖，高秉涵道出了心声：
　　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
　　那我既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
　　我这一生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2012年，央视一位女记者采访了高秉涵，把他的人生经历制作成了专题节目。
　　之后，女记者把采访手记发在了博客上，阅读量7000多万，感动了无数人。
　　文章的题目就叫《没有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取自高秉涵接受采访时的原话：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
　　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同年，高秉涵当选为2012感动中国人物。
　　领奖时，他被问了一个问题：你此刻在想什么。
　　高秉涵脱口而出：
　　俺想俺娘！
　　06hr今年春节，86岁的高秉涵通过网络给老家人拜年：
　　我是1935年出生在山东菏泽的高秉涵
　　如今，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
　　我谨向大陆各位父老兄弟，给你们拜年。
　　今年是牛年，祝你们牛年行大运，新年平安快乐，万事如意！
　　在外漂泊一生的他，口音已被岁月磨光打薄。
　　只有菏泽二字，还是浓浓的山东腔。
　　视频里他说，现在菏泽建了机场，以后回家就方便了。
　　是啊，劫波渡尽，中国从满目疮痍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建狂魔。
　　回想一下，北京奥运会已过了一个生肖轮回，而加入WTO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
　　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处，都是时势使然。
　　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站在抉择的关口，面对人生的种种困难。
　　去年整个世界被新冠病毒荼毒，直到今日我们依然不能摘下口罩。
　　世间的天灾人祸没有一刻停止。小到街角的车祸撞倒一个外卖小哥，大到日本要往太平洋倾倒核污染的废水。
　　更何况，台湾岛上，有我们血浓于水的同胞亲人。
　　对人家那边触目惊心的灾难拍手称快，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将来会不会有一天深夜惊醒。
　　这几天，我总是想起高秉涵。想想他一直在找家，也一直在帮别人找家的一生。
　　似乎也像他一样有了勇气，有了希望。
　　他用行动告诉我，生活给出的选项从来很少，但绝不意味着要任由其摆布。
　　尽管少不了要面对这样那样的崎岖坎坷，我们依然有得选。
　　正如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说的那样：
　　人这一生，可以选择的事很少，没法选择怎么生，也没法选择怎么死。
　　我们能选择的，只有两件事：
　　这一生怎么爱，这一生怎么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