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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留下浓墨重彩的商业文化

举商贸之大业,夺金融之先声。 这两句话称赞的是山西人经商的才能,晋商风雨五百年,他们所创立的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经营范围包罗万象,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商业文化。 □吴慈仁 山西人为何要…

举商贸之大业,夺金融之先声。

这两句话称赞的是山西人经商的才能,晋商风雨五百年,他们所创立的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经营范围包罗万象,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商业文化。

□吴慈仁

山西人为何要经商

在中国古代,有两大商帮,一个是徽商,另一个便是晋商。这两大商帮,一南一北,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了各自的传奇。论年岁,晋商是“老大哥”。他们崛起于明初,是靠着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发家的。

为何山西人喜欢经商?要知道,古代商人的地位并不高。自秦朝之后,中国人便“重农抑商”。在儒家的眼中,以男耕女织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是社会稳定的保证。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些以贩卖转运为业,做事利字当头的商人,不仅不符合儒家“义重于利”的道德规范,也容易让人心思不稳,破坏自然经济的基础。因此商人除了在宋朝能稍微“喘口气”外,在其他王朝都是受打击、受排斥、受歧视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为啥还要走上经商的道路?答案其实就三个字,“被逼的”。

具体来说,山西人在明朝时遇到了“生存危机”。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在明朝时期水土流失的情况还非常严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与当时的气候有关,但更为关键的是,在明朝,山西是对抗蒙古的前线,明朝为了备战御敌,在山西境内大搞垦地开荒。大规模的田地开垦和森林砍伐,使得山西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土地变得更加贫瘠。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人不得不四处奔波,做商贾来满足家人的温饱。这在山西的县志中就曾有记载:“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在张四维的《条鹿堂集》中也曾提及:“吾蒲州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于商计。”

对于当商人,山西人也没啥思想负担。虽然商人在中国古代社会整体地位不高,但是山西人对从商并不排斥。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山西便是中原地区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就写道:“(山西)居天下之中,而又为都国诸侯所聚会,故能绾毂东西南北,成为中原商业枢纽。”唐代韩愈有诗云“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描绘的就是山西汾河两岸繁荣的商业景象。这种传统对晋商的兴起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商人也不是想当就当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市场需求,对商人的发展缺一不可,而山西恰好满足了这几点。

从山西的地理位置来看,山西处于“九边”重镇交界之区,联通南北,与北方的蒙古和中亚地区又搭界,自然而然,各方面都处于交通要塞,也使得商业的发展有了条件。

就市场而言,明代施行的“食盐开中制”,也为晋商的崛起开发了边境的消费市场。加之山西处于与北方蒙古和内陆搭界的地区,晋商经常奔走于蒙古和内陆,相互交换,各取所需,久而久之也就发展起来了。

票号的诞生及业务

晋商自从出现之后,对中国商业贡献颇多,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票号的创制。票号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可以把它理解为银行。刚成立时,它的业务主要是汇兑,后来也进行存放款等业务。

山西票号具体产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这些看法主要有:

一、明末清初说。

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治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亢)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前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

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二、康熙朝说。

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

又据康熙四十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三、乾嘉朝说。

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

山西票号到底是哪朝产生的,现在还没有定论。不过,自山西票号出现之后,长途贸易渐渐繁荣起来。

下面以一则故事说明票号在长途贸易中的作用。假如当时有位山西商人张三,到浙江购买了十吨茶叶,其价格可能近5万两银子,然后运到北方做成砖茶,卖到蒙古和俄罗斯。如果没有票号,张三这个生意就没法做了。

原因很简单,买卖东西,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是张三拿着5万两银子从山西赶到浙江,一来非常沉,二来也容易被贼盯上,三来,这么多钱,张三一个人肯定是拿不动的,必须雇人运输,在这个过程中还得防止雇的人反叛。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有了票号就不一样了。张三可以到山西本地的票号分号,把钱存进去,和掌柜的说要汇到浙江。此时,票号会出具一张汇票,然后撕成两半,票号一半,张三拿一半。在付了1%的汇费后,张三就可以带着这一半汇票轻松上路了。此时,票号也没闲着,他们会把另一半汇票送到浙江的分号。张三到了浙江,要先给卖方看看手中的汇票。卖方按时发货后,可以得到这半张汇票,然后到票号分号去兑另一半,即可以提出现银。至此,交易做完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就跟今天的网购一样,买卖双方并不认识,买家先付款,怕卖家不发货,卖家先发货,又怕买家不付款。票号在这个过程中就解决了信任问题。正因为此,票号一经出现,便受到了商人的欢迎。

对于票号这个市场,有实力的商帮都想涉足。但最终,山西商人凭借雄厚的财力脱颖而出,建立起了当时遍及全国的票号网络。

被新式银行挤压

据史料记载,早在道光年间,山西票号便在济南设庄。有数据显示,从19世纪50年代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在济南设过庄的票号多达19家。最早在济南设庄的票号是日升昌与日新中。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载,1850-1852年间,日新中票号京师分号与济南收会业务额从442两增长到20101两,占当年收会的比例从0.073%增长为3.32%,由此可见,济南的票号贸易非常兴盛。

在济南众多的票号中,最著名的当数蔚泰厚。蔚泰厚于道光初年改营票号业务,到1921年正式歇业,历时约九十余年,历经票号业的盛衰全程,是山西票号的典型代表之一。蔚泰厚票号股东为介休北贾村侯氏,首任大掌柜为毛鸿翙。此后,平遥的范友芝、毛洪瀚和杨松龄,介休的赵星垣也都担任过蔚泰厚的大掌柜。

蔚泰厚济南分号设立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蔚泰厚设庄于济南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基于蔚泰厚票号的总体布局。光绪年间正值票号发展大盛阶段,在此阶段,票号业务量增多,蔚泰厚也不例外,为了增加营利,蔚泰厚票号增设分号,山东省在明清时期经济迅速发展,蔚泰厚在此设庄也是情有可原。

那么,这些山西票号为何要选择济南呢?应该是因为济南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地位比较重要。济南自春秋战国起,便是重要的交易地区,明清时期,济南交通便利,人口增多,商业繁荣,且官员较多,所以成为票号设庄地之一。蔚泰厚票号于济南设庄后,立足济南,统揽山东省的业务,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济南分号也在承办济宁、东昌(今聊城)等地的业务。此外,又在济南分号的基础上,开拓了周村市场,设立周村分号。

自蔚泰厚票号济南分号成立之后,在济南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重要作用,其在接受济南社会经济影响的同时,亦影响济南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山西票号逐渐撤离济南。撤离的原因有三。第一,是济南近代银行的设立挤压票号业务。济南最早的近代银行是山东通济官钱局,1901年改为山东官银号,主要业务为发行钞票、经营存放款和汇兑银两。此外,清朝末年在济南开办的新式银行还有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近代银行和票号业务类型相似,二者属于“替代品”,在济南经济形势并不好的时候,近代银行的增加势必挤压票号的业务,导致票号撤庄。

第二,山西票号整体处于衰败阶段。后期,山西票号固步自封,不思进取,自身竞争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加之社会环境动荡、战争不断等外部因素,辛亥革命后,票号数量在逐渐减少。

第三,这个时期政局动荡,济南战乱频发。辛亥革命后,济南与许多地方一样起义频发,时局混乱,导致工商业等受到重创,票号无法收回放款,且战争本身就会致使票号财务受损,在这种情况下,票号信用无法维系,业务不能开展,便不得不撤庄。

虽说山西票号从济南撤离了,但是它们对济南商业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齐鲁晚报》2022年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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