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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来自秦国的青铜器是如何成为青铜重器的

秦国,由西北边陲蕞(zuì)尔小国发迹,在列强环伺之下,筚路蓝缕,最终一统天下。在秦国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秦人频繁迁都,曾历经九都八迁,方向很明确,自西向东,最终回归东方。从实际结…

秦国,由西北边陲蕞(zuì)尔小国发迹,在列强环伺之下,筚路蓝缕,最终一统天下。在秦国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秦人频繁迁都,曾历经九都八迁,方向很明确,自西向东,最终回归东方。从实际结果看,八百里秦川,都城的地形越来越开阔,土地、交通都发达了起来。

秦人有个传统,都城建在哪里,陵园就会迁到哪里。

考古百年来,发现了很多来自于秦公陵园或者其他秦国大墓的青铜器,有些来自于青铜器窖藏,它们最终成为秦国重器,这是为什么?这些青铜器的发现有哪些重大意义?

1、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秦国青铜器:不其簋(guǐ)

不其簋(guǐ)与著名的虢(guó)季子白盘是同时期的青铜器,但字形小大相差悬殊,字形或不规范,偏旁或改易写法和位置,随意性较大。铭文记叙器主人从虢(guó)季子白征伐猃(xiǎn)狁(yǔn),乘胜追击于西,虢(guó)季子白欲先返宗周献俘于天子,行前勉励器主人继续奋勇杀敌,并赏赐弓矢、臣仆和土地,器主人拜谢,为先祖宗庙作器奉祀云云。

不其簋(guǐ)

铭文中虢(guó)季子白称器主人为“小子”,表明其为年轻的属官,崭露头角,因功受赏,乃其私人作器,与虢(guó)季子白因功而得到天子嘉奖作器有别,书法面目的差异也就很好理解了。

2、庄重浑穆华贵奇纵:宗妇簋(guǐ)

宗妇簋(guǐ)是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通高20.3厘米,口径17.4厘米,重4.56千克,出土于陕西省鄠县(今西安市鄠邑区),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簋(guǐ)盖上有圈状捉手,盖沿有三个兽头小卡扣,器敛口,折肩,腹斜收,圈足下有三个兽面扁足,肩部一对兽首耳,耳圈甚小。盖沿和器肩饰窃曲纹,腹饰瓦棱纹。有铭文25字,据研究,铭文中的“王子”指姓氏,“王子列公”意为:姓王子的列国国君。宗妇意指列国国君的同姓大夫之妻。

列国位于邯郸附近的列人地,国先位于陕西鄠县,后迁至蜀中的临邛,它们的姓氏分别为王子、馨。

宗妇簋(guǐ)铭文

3、春秋时期早期秦文化的见证者:宝鸡太公庙秦公墓出土青铜器

目前,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太公庙遗址发现了11座大墓,最大的一座是“中字”型墓,形制与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基本一致,专家推测墓主为秦武公。太公庙遗址出土了很多国宝级文物,比如著名的春秋秦公钟和秦公镈(bó)。

春秋秦公钟是一种打击乐器,共五件,大小相次,最大的高48厘米,重24千克。钟体呈合瓦形,甬上装饰四条小龙,舞部饰变形夔(kuí)纹,钲(zhēng)部以粗阳线为框,中间有铭文,两侧为对称的三条设枚区域与两个篆区。每个枚区设三个长枚,每个篆区饰两条头朝向钲(zhēng)间的鸟喙龙纹。中鼓部饰对称的两个顾首龙纹。秦公钟铭文内容与秦镈(bó)相同,甲、乙两件钟合铭130字,内容完整。

秦公钟与秦公镈(bó)铭文

春秋秦公镈(bó)是一种打击乐器,共三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次,最大的通高75.1厘米,重62.5千克。镈(bó)体两侧中腰外鼓,下口收敛,横截面作椭圆形,两侧扉棱由九条龙蟠(pán)绕而成,上延至舞部连接成钮,钲(zhēng)部正背两面扉棱各由五条龙和一只凤鸟盘曲而成,舞部有一龙一凤,相背回首,舞部饰勾连龙纹,钲(zhēng)部饰勾连云纹,钲(zhēng)部上下有变形蝉纹、窃曲纹组成的条带,正背两面钲(zhēng)鼓间各有菱形枚四个。每件镈(bó)鼓部各有单篇铭文135字,记载了秦国先祖、文公、静公、宪公、秦公五代世系,史料价值极高。

秦公镈(bó)与同出的秦公钟配套使用为秦公室宗庙祭祀乐器,结合附近发现的其它遗迹,其时代和性质都指向秦的第五处都邑“平阳城”。这是秦国营建的第五座都城,也是迁入关中后营建的第三座都城,共使用了36年。

4、开创中国早期活字模的青铜器:春秋秦公簋(guǐ)

春秋秦公簋(guǐ)是春秋时期的祭器,盖与器身相合成一略扁而圆的形体,通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1917年,秦公簋(guǐ)出土于甘肃省礼县的一个青铜器窖藏;1950年,冯恕的子女将秦公簋(guǐ)等文物,交北京故宫博物馆收藏;1959年,秦公簋(guǐ)被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2003年,秦公簋(guǐ)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簋(guǐ)盖上有铭文54字,器身有铭文51字,共105字。字体与石鼓文颇为相近,盖和器上又各有秦汉间刻款8字,在秦汉时曾被当作容器使用,铭文均由印模打就,制作方法新颖。铭文记载秦国建都华夏,已历十二代,威名远震,秦景公继承其祖先功德,抚育万民,武士文臣,人才济济,使自己永保有四方,乃作此器以为颂。

春秋秦公簋(guǐ)

春秋秦公簋(guǐ)铭文是先墨书、后契刻模型、再翻范铸造而成,开创了中国早期活字模之先导,更是秦人发明创造的重大科技成果之一,是秦人创新精神的体现。

著名考古学家马衡说:“秦公簋(guǐ)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郭宝钧认为:“春秋而后,出有秦公敦者,铭文系用块块印模,字字连续印成,这或者是受了图案印模的影响,推广到文字方面的尝试,应推为中国活字板之祖。”

虽然在著名的殷墟,出土了三方近于青铜器图徽的陶模,但是在商周金文之中,至今还未见有字模或印模的使用,此陶泥活字铸铭工艺,应该说是最早的,它比中国北宋毕昇的陶泥活字板,早1500余年,比德国人谷登堡铜刻活字印刷,早2000余年。

5、战国商鞅铜方升

战国商鞅方升又称商鞅量,初置于“重泉”(陕西蒲城县),后转发至“临”地,是战国时代秦国铜制量器,出土于晚清时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2013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

方升全长18.7厘米,纵7厘米,横12.5厘米,深2.3厘米,容积202.15立方厘米,重0.69千克,为长方形的有柄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器外壁刻有铭文七十五字,记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鞅颁布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大良造鞅”即商鞅,该件器物因此得名。

战国商鞅方升

作为一个国家统一颁发的度量衡器,商鞅铜方升与与历史上的重大变法——商鞅变法相连接,它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度量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战国商鞅方升在中国度量衡史上,是一件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后世度量器都是以它为蓝本打造的。它也是研究秦国量制的极重要的资料。

(2)从商鞅变法统一秦国度量衡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商鞅方升一直在使用,它的实际使用时间长达120多年。这说明,商鞅虽死,秦法不亡。

(3)战国商鞅方升的底部加刻秦始皇廿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令,这说明秦始皇将商鞅定下的度量衡制度推广为天下大法。

(4)战国商鞅方升是商鞅在秦国任大良造时颁发的标准量器,代表了战国手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它的制造,反映了秦人在数字运算和器械制造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6、始皇二十六年诏权

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权整体为生铁铸成,器物呈半球状,平底,实心,顶部有一圆拱形桥钮,钮长15.5厘米。器身及底部平面大部有斑驳的锈蚀痕迹。

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权

半球形表面铸有自右向左均匀环绕一周的铭文,即秦始皇廿六年诏书,铭文为阳文篆体,20行、每行2字(首行3字、末行1字)共40余字,字迹基本清晰可识,个别文字因锈蚀有缺笔短划现象。

铭文中的“廿六年”是指秦始皇嬴政执政秦国的第廿六年,也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第一年,即公元前221年,说明秦统一中国后即颁发了统一度量衡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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