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节点跟兴衰的因果关系，土木堡之变与于谦，张居正，魏忠贤

　　如果要更好的分析理解明朝，可以拿另外一个朝代来进行对比，其实朱元璋有一点像李渊，但是比李渊成就大，其实朱棣更像唐太宗。但是明朝缺乏了唐高宗跟武则天这种强人的过渡人物，所以没能把明朝推向更强大的位置。或者说朱棣之后，明仁宗，朱瞻基在位时间太短了。
　　朱瞻基之后的明朝，也就是到明英宗朱祁镇手上的明朝就像高宗接受的唐朝，但是在这个时期，却接受了强大的打击，也就是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作为明朝中衰的标志，此战导致京营主力和功勋、武将集团几乎全军覆没。让一个正在走上坡的明朝，突然之间走了下坡路。
　　土木堡之变
　　朝野力量洗牌，文官强势崛起。随着王朝的建立、战事的减少，历朝历代均会在立国后不久由武功转入文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官崛起进而压制武将集团乃是不可逆的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往往是循序渐进的，但明朝却成为了一个例外。明初的武将、功勋集团先是经历了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人的两次洗牌，本就损失比较惨重，而土木堡之变更是导致武将、功勋集团几乎损失殆尽，再加上于谦等大臣在之后北京保卫战中的优秀表现，明朝的文官集团自此开始迅速崛起，而武将、功勋集团则就此失去了对朝政的影响力。朝堂上一家独大的文官集团，在明中期以后对皇权形成了极大压制，进而导致了皇帝只能通过宦官来对外廷进行限制，进而促使了宦官集团的崛起。
　　主力损失殆尽，战略重心北移。明初的京营乃是最为精锐的部队，卫所兵平日里驻守各地，轻易并不离开驻地，而历次出征主要以京营军队为主，朱棣五征漠北的主要军队便是京营，而土木堡之变时距离最后一次北伐不过刚刚过去25年，此时京营的战斗力还是极有保障的，结果一战损失殆尽。主力损失惨重，皇帝被俘，大明王朝立即便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虽然最后总在于谦的指挥下大明打赢了北京保卫战，但明朝战略重心的北移也就此成为定局，此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北京再也没有遇到外来威胁，但南方内地和沿海卫所的崩坏却不可避免的加速了，进而导致了明朝中期以来南方倭患的产生。
　　朝廷急剧动荡，朝政日渐荒废。明英宗朱祁镇被俘之后，也先想要利用他皇帝的身份南下，明廷方面郕王朱祁钰则在于谦等人的支持下，经过孙太后点头被扶上皇位，是为明代宗。之后明英宗虽然返回京城，但却被囚禁南宫长达七年，而明代宗在皇位稳固之后，则又改立太子，甚至为此不惜屈尊收买官员。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病重之时，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又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扶立朱祁镇复位，而重登大宝之位的朱祁镇则杀了立下大功的于谦。之后，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大权在握，曹吉祥、石亨专横跋扈、培植党羽，弄得朝政一片乌烟瘴气，之后又发生了曹石之变。一连串的变故，导致朝政被荒废十余年，而民间的土地兼并等也开始泛滥，直接加剧了明中期的朝廷动荡。
　　全面战略收缩，军事转入防御。虽然因永乐年间的连续对外出兵，明朝自仁宣年间就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但明朝当时的军力仍然有对外打击能力，然而自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的军事思想变得更为保守了，再加上战马等军备的大量损失，明朝开始从战略防御全面转入被动防御，九边重镇开始成为明朝北部的主要防线。与此同时，东北部明朝的收缩，导致朵颜三卫最终占据了大宁地区，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而朵颜三卫的时叛时附，则又影响了明朝对辽东的经略。明朝的全面战略收缩，最为严重的影响就是导致明朝对辽东统治的全面弱化，并最终导致了明朝经略辽东的全面失败，这为明朝末期后金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皇帝再难出宫，不解民间疾苦。皇帝被俘在历史上乃是极为罕见的事件，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此后明朝皇帝再也难出皇宫一步，而此举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断绝了皇帝直接感知民间疾苦的可能，而只能通过外臣或厂卫来间接获知，而皇帝与外廷关系本就紧张，而厂卫则忙于和外廷对抗，因而皇帝与民间的联系几乎等于完全断绝。对于帝国的最高决策者来说，不解民间疾苦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怨四起，而这应该也是明朝中后期农民起义极为频繁的原因之一。
　　土木堡之变可以说直接决定了明朝的未来走向，而它所带来的剧烈影响，则完全导致明朝开始由盛转衰。
　　然后说说张居正改革与于谦之死对明朝的影响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长了明王朝的国祚；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居正为了大明做了那么多而且又与皇帝有着较为深厚的感情，结果皇帝转过头就把张居正清算的那么厉害，这些人不免兔死狐悲。谁也不知道今天的张居正会不会是明天的我。自此，大明文官集团就有了逆反心理。在国本之争中，文官集团为什么犹如疯了一般的与皇帝作对？因为没人敢与皇帝一条心了，都怕落得与张居正一样的下场。古人把名看的比命都重要，张居正那么牛逼都落得一个身败名裂，更何况这些不如张居正的人。况且立福王本就不符合封建礼制，这就更没人与皇帝一条心了，就算因此而死也能落得一个好名声。可以说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无情大清算是凉透了一大批人的心，有能力的人不敢登上舞台，没能力的人靠阿谀奉承，和稀泥上位。我们可以看看自张居正死后，大明后来的首辅都是些什么臭鱼烂虾。以申时行为例，他当上首辅后尽和稀泥了，治国方面则是一点成绩都没有。这真是有能力的人不决策，能决策的人没能力；有脑子没位置，有位置没脑子。是什么造成这种局面的？还是张居正被清算的太狠，有了前车之鉴，有能力的人都怕了。做大事的人要有担当和主动承担责任的勇气，张居正有担当也有承担责任的勇气，但张居正死后，大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首辅了。从张居正死后到崇祯帝自缢身亡，但凡再出现一个张居正这样的人，崇祯帝也不会死的那么憋屈。
　　大明真正的转折点就两件事，一个是于谦冤死，一个是张居正被清算的如此之狠。朱祁镇执政期间，大明还是一个庞然大物，土木堡之变只是让大明这个巨人骨折了一条腿，但没有伤及根骨，我们看看朱见深所取得的成就就该知道土木堡之变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夸张。土木堡之变唯一稍大的影响就是文官集团彻底站上了大明的舞台，但这也不是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按照大明的内阁制度来看，文官集团压制武官集团上位是迟早的事，就算没有土木堡之变也会有其他的事件来让文官集团登顶。真正的最大影响就是于谦的死，于谦的死直接打断了文官的脊梁骨。于谦可以说对大明有再造之恩，结果说被杀就被杀，试问谁还敢在卖命了。于谦死以前，大明的文官是我有10分力，我要发挥出12分的力来报效朝廷；于谦死后，我有10分力，我就给你出6分力，我不给你死命干了。张居正被大清算也是大明的转折点，张居正被大清算后，我连6分力都不出了，直接开始消极怠工。我们可以看看在张居正死后，文官集团都在玩些什么，文官集团所谈论的已经不是治国安邦了而是开始玩政治了，他们开始整天研究国本之争，三大案以及尔虞我诈，今天我攻击你，明天我反扑你，朝堂上很难再听到一些关于治国方面的真知灼见。归根结底还是张居正事件影响太大了，张居正干的那么出色都遭无情清算，连整个家族都被牵连，我这个不如张居正的人如果多管闲事岂不是要比张居正更惨。张居正的家人是什么下场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张居正死后，谁也不愿意在卖力干活了，毕竟谁都不愿意连累自己的家人。
　　张居正严于律人，宽于律己，其实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考成法优于一条鞭法，到明末其实不是收农业税而是开海和收商业税，但是东林党，楚党和浙党都不会同意收商业税，因为商业后面就是这些人。
　　张居正
　　而魏忠贤是收了商业税的，魏忠贤倒台后商业税废，改收农业税，这个才是傻政策，天启帝对东林党评价一针见血，千言空谈，不干一事。
　　魏忠贤增加国家财政，古往今来，每个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钱，明朝也不例外。魏忠贤知道钱的重要性，搞了什么商业税，矿税之类的，这种税收不是针对老百姓，针对的是那些大世族，大家族，针对那些有钱人。在魏忠贤死了以后，那些东林党人废掉了什么商业税，矿税等，那些有钱人不要交税，崇祯只能把这种负担转接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没有饭吃，自然造反就多了。如果魏忠贤不死，明朝就可以增加财政税收，有了钱的明朝，恐怕最后不会败的这么惨吧！
　　还有魏忠贤重视军事，在魏忠贤当政期间，明朝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魏忠贤大量购买火器，火铳，红衣大炮等重型武器，对后金的形势一片大好，捷报频繁，还用大炮重伤了努尔哈赤（不久死亡），搞得皇太极疲惫不堪。
　　虽然魏忠贤是个祸国殃民的大太监，但其治国的才能还是有的，毕竟在明熹宗刻木头的几年里，都是魏忠贤在帮助管理国度的。所以假如崇祯皇帝听其兄长的话，让魏忠贤协助他管理国度，那明朝也不至于在崇祯的手上沦亡。既然李自成难以灭明，那清兵入关至多要推延几十年了。
　　明朝没有能强大起来与灭亡的几个节点：土木堡之变，于谦之死，张居正之死，最后的一颗稻草就是魏忠贤之死。
　　魏忠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