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只有时代的互联网

　　每一波技术革新都会改变世界，然后受到监管，从铁路到工业食品，再到船舶、飞机、银行现在轮到互联网了。
　　2020年底，前知名投资机构A16Z合伙人BenEvens在名为欢迎来到美丽新世界的报告这样说道，并劝告他的同事们要调整互联网的估值公式。
　　一语成谶。今年以来，国内新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大多上市即巅峰，几家主要的互联网巨头在资本市场的市值，也大多蒸发了2540，表现远逊于同期的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
　　互联网公司大幅回调背后，反映出时代的两个变化。
　　一个商业层面的变化，互联网已经走到了粗旷式开疆拓土的尽头，它们的主赛道太卷了，不仅很难挖掘出新增量，就连存量市场给它们的回报也在变低，如电商巨头利润的负增长。
　　另一个是监管层面的变化，互联网正在失去豁免权。就像菲茨杰拉德描述盖茨比之死他一定会感悟到他已经失去了旧日的那个温暖的世界。再迟钝的玩家也早该明白了，那种仗着新物种的身份而享有免于监管的宽容，将不再是理所应当的了。
　　01
　　高潮的股市与低迷的互联网
　　互联网公司的股价走势与大盘出现了明显的剪刀差。
　　今年的资本市场虽然比不上去年的万物大涨，但整体表现也可圈可点，比如道琼斯指数，较年初涨幅超过15。
　　但互联网公司的表现不大行，无论是IPO公司还是老牌巨头，股价走势都让读懂君想起孙燕姿的那句歌词：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
　　这届IPO公司中，质地最好的应该是快手了，但也绿在那里。虽然上市初期，快手股价一度涨幅超过250，但半年过后，快手较发行价跌去10，较高点更是跌去万亿。失而复得是戏剧，得而复失就是悲剧了。
　　快手的股价尚且如此拉胯，其它互联网公司就更不用提了，洋葱、怪兽充电、每日优鲜、满帮等一众公司大多上市即巅峰。
　　IPO不达预期，也让互联网公司给投资人带来的回报率变低。越来越少的互联网公司能在一级市场获得融资。根据清科数据，2020年在一级市场上，获得融资的互联网企业减少了20。
　　风向变了，再不上市，互联网企业就融不到钱了。但业务不扎实，仓促上市又拉低了整体的IPO质量，吓跑了二级市场投资者，形成越跌越上的恶性循环。
　　最清楚IPO公司几斤几两的莫过于大投行，今年中概股IPO的承销商已经由高盛、大摩等华尔街大投行变成富途、老虎、雪盈等互联网券商平台。
　　按道理来说，新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不受资本市场待见，那资本应该往头部冲。但现实恰恰相反，互联网巨头也在今年迎来了分水岭：春节前昂首大涨，春节后萎靡不振。今年以来，主流的互联网公司都出现了较大回撤，无一例外。
　　单看股价走势，你也许会认为它们遭遇了熊市。但恰恰相反，正如开头所说的，资本市场表现并不差，今年以来，美股大盘屡创新高，港股虽有一定下滑，但今年恒生指数跌幅不到5，回撤幅度也远低于互联网巨头。
　　巨头股价的回撤，一方面是因为涨得多了，但更多还是因为互联网的估值逻辑变了，今年互联网巨头的两极腾讯、阿里的市盈率均从30倍、40倍下滑到如今的不到20倍。
　　估值逻辑变了，在于行业出现两个变化，商业层面算一个，互联网正逼近增长的天花板，相对应的，它们很难在享有动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高预期估值。另一个变化则是监管环境，互联网正在失去豁免权，一个新周期已经开始了。
　　02
　　巨头也找不到收税的新地
　　蒙牛集团CEO牛根生曾带队前往阿里访问，马云在欢迎仪式上，发表了一番演讲：
　　全世界最好的商业模式是国家。当然，国家是不能随便成立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成立国家，那就是在虚拟的网络上。
　　这段话揭示了互联网公司商业逻辑的本质：圈地征税，赛博空间里，用户即人口，盈利即税收。
　　大部分互联网巨头的崛起也都沿着这条路径：选择一条尚未被占领的赛道（选地盘）烧钱占领市场（打仗）行业格局稳定（诸侯国成立）提高平台货币化率（征税）。
　　但当下，互联网已经走到了粗旷式开疆扩土的尽头，没有可征税的土地了。从今年IPO的互联网公司就可以看出来，要么就是所在赛道太小，要么赛道已经有老大老二甚至老三老四早就上市了。
　　没地分，不仅影响到小公司，对巨头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新机会一冒头就引来巨头集聚，几捆白菜的生意，巨头几乎悉数入局。不止新机会，原本的旧领域，也变得内卷起来：内容平台围剿电商、短视频重燃战火、打车大战再起
　　但在旧地盘上打来打去，也无法圈出新地。互联网公司一把手纷纷退居二线，大厂取消996，固然有监管因素，但更本质的是，互联网高投入高产出的时代已经过去。
　　比无法圈出新地更可怕的是，互联网巨头的倾轧，也使旧地盘带来的回报不在那么丰厚，这已经反映在巨头的业绩上。
　　资本市场一向看重未来的想象空间，当互联网公司没办法创造增量，讲不出新故事，反而在存量市场汲取的利润回报也越来越少后，资本自然也将用脚投票。
　　实际上，建立平台并行使征税权，这个商业路径并不稀奇，早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就司空见惯，例如家居卖场、商业地产等等。但上述领域比互联网早发展了几十年，仍有不少增量可挖掘，行业内公司也没有打到你死我活。
　　那为什么互联网的圈地征税这么快就出现问题了呢？
　　互联网带有自然垄断的特征规模越大，用户黏性就越强，广告主商家内容方的黏性也越强。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日趋懒惰，促使流量向少数头部APP集中，商家内容方也不得不随之集中，企业出于不进则退的考量，也必须互抢地盘，大卷特卷。
　　由此，互联网的圈地战争不眠不休，无休无止。如果只是商业层面的战况焦灼，还可以用各种研究分析来预判输赢。但宏观层面的变化，又让可能的赢家也没那么安全了。
　　03
　　诸神黄昏，
　　互联网失去豁免权
　　吴晓波曾这样总结改革：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是用柳传志开的篇。1978年，柳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如何养牛的文章，从而知道一个新的时代要来了。
　　柳的时代，是一个应该抢跑，打破规则时代。因为每一次打破，带来的福祉显而易见。柳传志们，冒着坐牢的风险去经商去生产，就是利国利民。
　　过去十几年，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离不开规则红利、时代呵护。
　　2013年，打车软件出现，在法理上是违法的，比如出租车加价问题。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打车软件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提升，因此一面倒的支持。这是时代对新经济形态的呵护。
　　再往前10年，淘宝诞生，次年，支付宝上线。2006年，淘宝在中国C2C市场的份额达70，而在2003年收购易趣的eBay，市场份额从80降至20。淘宝逆袭，支付宝功不可没。
　　实际上，eBay早就通过收购有了自己的支付宝PayPal，但这个支付工具在中国面临很大的政策规则瓶颈。比如，用户退款可能会触犯法律。因此，后来有人说eBay、亚马逊等巨头败走中国是因为管理不接地气、产品体验差，其实都忽略了那条红线。
　　客观上，红线的存在，让国内巨头对人口、发展红利实现了专营，变规则红线为规则红利。都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三分比七分小，但却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今，跷跷板两头已经此消彼长，这一轮反垄断等于宣告所有人，互联网已经失去豁免权。原因无它，打破规则带来的社会福祉越来越少，催生的问题越来越多。
　　套用监管术语：互联网正在无序扩张，无序指的不仅是巨头向各个领域的无边界渗透，更是互联网通过在过往规则红利下取得的资本优势，扰乱正常的商业秩序，如在线教育，社区团购。
　　如果只是资本层面的问题还好说，像社区团购以补贴换市场，监管还可以通过毛利为正的规定进行限制。严重的是，互联网巨头的基础设施属性，已经对其它商业实体完成了某种程度的去竞争化。
　　过去，巨头们很热衷的叙事路径是：应用层的产品竞争已经结束了，下一个阶段的挑战将是如何成功扮演基础设施。
　　什么是基础设施？最成功的莫过于Windows。
　　1995年，微软推出IE浏览器时，将它与已垄断操作系统市场的Windows捆绑搭售。通过这一策略，微软直接干掉了当时在浏览器市场拥有90市占率的网景。
　　这意味着，对所有PC软件创业者来说，只要微软看上了你的赛道，就可以模仿出一款类似产品，然后利用绕不开的Windows系统，直接把你的产品整垮，哪怕它并不是一款足够优秀的产品。
　　这也是国内正在发生的，当巨头们成为基础设施后，也就成为了资源的分配者：你可以做一款应用，但是你的应用必须活在我的生态系统里，用着我的服务和算力，倘若离开了平台，你就什么都不是；亦或者，进不了我的系统，只能被淘汰。
　　问题接踵而来后，监管必然要拨乱反正。而无论哪个企业或者行业，监管始终是决定它们命运的最大公约数。
　　比如，过去充当经济动力源的地产。1998年7月，国家宣布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房市场开始逐渐形成，并迎来长达20年的黄金周期。而今，房企的境况想必不用多说。地产面临的问题又何尝不是互联网所面临的问题？
　　这是一场诸神的黄昏，一场权力的转移和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