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东北暴行百姓放错垃圾全家被枪毙

　　东北的黑土地历来是最肥沃的，也是最让东北人骄傲的。然而，在日寇统治期间，东北纵有黑土，却无法滋养我们的同胞；东北人历来体格最壮，却在日寇的魔爪下枯竭成一个个的“蜡人”，面黄肌瘦甚至命丧黄泉。当时的老报纸也记载了东北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
　　抚顺新站变成了人间地狱
　　一个寒风刺骨的冬晚，一群上着镣铐和锁链的人，像货包似的被抛进了抚顺的枢纽新站。其中一个面黄肌瘦，名字叫“逸之”，认得字儿，是个读书人。
　　新站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敌人的尖刀下，不知榨出了多少东北同胞的血汗所填起的城市。在新市落成的第一天，日本人称它为“新秩序的模范区”。就是在新站，上面这位面黄肌瘦的中国人遭受了一次次的苦难，他将满腔的愤慨滴落在笔尖，化为一篇充满血泪的控诉发表在了1943年5月27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
　　“的确，正如日本人所沾沾自得的一样，新站是‘美满’和‘文明’的象征。因为，在这里有的是妓女院和歌舞场；有的是华丽而高高的日本洋行和日本商店；有的是宽敞的马路，在这马路上来回奔驰着的电车、汽车、摩托车、饥民、日本浪人和卖淫妇就是在这‘新秩序’的坦道上，扭动着一些裹着和服、拖着木屐、跟伴在仁丹胡子背后的东洋姑娘，她们确是在灿烂夺目的霓虹灯下发出‘胜利者’的微笑！为她们血腥的‘美满’和‘文明’而微笑呢！”
　　逸之被抓去干活儿后，在霓虹灯下见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姑娘，第一种是日本姑娘，为上面文字中描述的那样，而另一种，却让逸之心底里生出痛苦与强烈的仇恨，这些是苦难的中国姑娘：
　　“在她们血一般的嘴脸上，寻不出一丝儿像刚才那令人憎恶的‘微笑’，在她们的脸上只能读出饥饿、失望和厌倦的字眼，但她们在强作笑容地期待着顾客，顾客们呢？顾客们也在寒风里打着哆嗦呢！整个的新站是同样的，张望着一对对饥饿、失望和厌倦的眼睛啊！”
　　逸之在大街上碰到一个卖烟卷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裳，整个小身体像枯瘦的干柴一样，在冬日抚顺的寒风里瑟瑟发抖，“纸烟！纸烟！”的叫卖声也随着她的小身体抖作一团，北风呼啸，几乎淹没了小姑娘的叫卖声。逸之描述道：“（西北风）和着小姑娘的叫卖声，搅成一团，使人难以辨别是风的呼啸还是这位小姑娘的哭喊。”
　　从火车站出来后，逸之和一起的中国人被押着走过大街，大街上全是日本兵，行人稀少，仅有的几个行人从日本国旗和寒光湛湛的刺刀下匆匆插过。不远处是一座工人医院，逸之想到，他以前听人描述过，这里的景象很恐怖：“一座堂皇的五层洋楼，里面堆满了各种的残疾病人，惨淡的灯光照着一些苍白的缺乏滋养素的面孔。他们骷髅般地躺在一排排稻草席上，要不是他们发出悲切的呻吟，人们会疑心错进了一所蜡人制造厂。据说这里都是些俘虏兵和从关内骗来的我们的同胞。”
　　逸之被带过了大街，绕过那些满布着铁丝网的壕堑，在卫兵室询问过后，就被带到了一座人间地狱：“全是高低不平的狭道和矮小不堪的民房，破瓦砾、烂砖头、纸烟匣子、从来没有打扫过的雪堆，与蓬头垢面被煤气弄得憔悴了的矿工。简直是一条混浊的、发着腐臭的污泥河。”
　　逸之看到工人管理所的门前挤满了衣衫褴褛的老头儿、小孩、妇女，有的夹着口袋、有的提着篮子，乱哄哄地嚷着：“领配给！领配给！”
　　一个孩子扯着他妈妈的衣角，低声哭喊着：“妈妈，你怎么老是不往里挤呢？我们从早到晚，又是空着手回去吗？”他妈妈含着眼泪摸了摸孩子的头，小孩子的脸瘦得可怕。
　　在破烂不堪的老君庙前面，赤条条地摆着几十具没有收敛的尸体，“这就是陈列在工人医院里的那些蜡人，只不过是挪了个地方。”看到这些已然全无生气的“蜡人”，逸之心里发出了怒吼：“愤怒、仇恨、悲惨！好一块所谓的‘王道乐土’呀！”而这句怒吼，直到1943年，他逃离之后，才在《解放日报》中发表出来。
　　在进入新站的第二天，逸之和同伴被编了号码，集体被扔到了煤窑里，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挖煤生涯。他眼睁睁瞧着自己的同伴被压榨与剥削，每日里拖着饥饿的身体进入煤窑干活儿，死在其中的矿工不计其数。“每当我举起手里的撅头，把它狠狠得埋进煤壁间的时候，便想起了工人医院内那蜡一样的骷髅和赤条条地躺在老君庙前的尸体。啊，抚顺的新站，这人间的地狱啊！有一天我们要来打开地狱，解放出被压榨的人民！”老百姓放错垃圾全家被枪毙
　　日本投降之前，东北人民在日寇的统治下过着艰难的生活。作为日本舆论的喉舌，《盛京时报》不写人民的苦况，他们渲染的全是教育发达、经济繁荣、人民和乐的景象。就在《盛京时报》上，刊登了不少所谓的街头“美景”：小摊贩们一脸笑意，挑子里瓜果梨桃俱全，百姓与小贩讨价还价，一派清晨小市场的热闹样子。每逢过年过节，《盛京时报》还用很大的篇幅描写辽宁各地群众“喜气洋洋”过节的景象，照片上的东北人聚集在皇寺周围，人山人海，煞是热闹。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很多东北人民在日寇的统治下，日日提心吊胆，每年忙得团团转，给日本人干活儿、上交粮食、做好清洁卫生，连小孩儿都得学日文，挂在脸上的全是“苦”。要真说每天笑意盈盈幸福满面的，都是那些生活在辽宁地区的日本人了。很多日本妇女随丈夫来到辽宁、吉林等地，都回忆说这是她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不用劳作就能丰衣足食。而东北人民却连果腹的基本粮食都没有。《解放日报》1945年8月27日有则报道《日寇统治下东北人民赤贫如洗》，虽然说的是黑龙江的小县城，却反映了当时东北人民包括辽宁人民生活的苦况：
　　1945年8月，塔斯社记者得到机会去黑龙江抚远县去观察那里的民生，从抚远县的情况来看，东北人民在日寇占领期间的生活非常悲惨。
　　根据记者的描述，抚远县因为处于乌苏里江沿岸，因此大部分以捕鱼为生，在日本占领之前，抚远县城里“商务兴隆、商店很多”。可日寇占领后，抚远的渔民就遭了殃。日方规定，没有特别许可不许捕鱼，而所谓的许可证只颁发给那些日本人开的商行。抚远的中国渔民为了生路，只能给日本商行打工，将他们辛辛苦苦捕获的劳动成果交给日本人，只能换取微薄的薪资。
　　然而，渔民的生活却一步步陷入窘境。日本商行残酷剥削中国渔民，不久之后，他们和渔民签订合同，供应渔民捕鱼器具和粮食，不再给任何现钱，“账目一直到秋后才最后结算”。那么春夏呢？无路可走的渔民只能向日本人赊粮食，年复一年，越来越穷。
　　抚远的农民则会被迫交出他们的土地。“最好的耕地都被没收作为‘警察土地’和日本人的茶园”，交出土地还不算，日寇还强迫农民耕种，不给任何报酬。“日本几乎不付分文，取得收获的绝大部分。”在日寇统治期间，肥沃的黑土地上却生活着一群饿寒交迫的中国人。辽宁的稻米全国闻名，而日寇强迫农民种稻米，却不让农民吃。生活在小凌河畔的农民张贵三被日本人雇佣去种稻米，每年都得向日本人缴纳一定的收成，而每年自己只能得到一些叫“更生布”的破布，都是用旧棉花做的，粗糙不说，还不耐穿。
　　在抚远，啥生意也不让做，那些小摊小贩都被日寇破坏了，“全县只有一家商店，就是这商店也仅仅是供给日本人的，大部分居民渔夫和农民实际上什么东西也买不成。”商店里的东西每个月定量只卖给中国居民一盒洋火（火柴）、一磅盐；每年则是两磅面粉、七磅大豆油，然而，这些东西也不是常有的，大部分人还是买不到。至于“火油、茶叶、粮、棉纱诸类的东西都不卖给居民。”
　　至于工资，更是中国人愤愤不平的地方，大部分人只是日本人的免费劳动力，即使是倒向日本人怀抱的那些人，工资也很低。报纸上说“城乡居民衣履褴褛不堪，人民收入是极其微薄，中国官员所得奖金只有同等日本官员的半数。”比如，边境的中国警察长每个月能得到70戈比（当时苏联的辅助货币），而这位警察长有个日本助手，每日里清闲不算，还能拿到250戈比的酬劳。
　　除了生活的窘迫之外，中国的居民还有另一重生活重担义务劳动。“居民们给日军筑兵营、仓库，挖战壕、修碉堡、挑水运柴。日本人居住的地区，周围修筑砖墙和铁丝网，和外界隔开，中国人绝对禁止走近这地区。中国人碰到日本士兵必须鞠躬。全体中国居民都受到警察严格管制。居民地点均围以砖墙，门只在白天开放，人们进出村庄都要拿出通行证，要到家乡去必须向警察取得通行证。”
　　“人们没有任何医药救治，仍需工作。抚远只有一个医生，这医生只给日本人看病。可是县里鸦片的生意却很兴隆，这就是关东军特务部监督的‘政府专卖’。日本人在抚远设立的其他机关当中，人们必须提到妓院。学校只有一家，而求学儿童占全城儿童的百分之四十，文盲统治了全县。”
　　“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设立之‘新秩序’的支柱是日本的刺刀。”这句话是该记者最后的总结之词，据老辈人讲，辽宁地区在日寇统治期间，经常开展卫生清扫活动，而且规定居民家中的生活垃圾必须在第二天清晨的某个时间摆放在门口的左边。第二天会有专门的人来检查卫生，如果哪家人没有按照要求摆放在了右边，这家人就面临着被“统统枪毙”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