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盗墓案引发的考古大发掘

　　徐谓礼文书中的一部分
　　
　　徐谓礼墓的全貌一张照片
　　引出的盗墓大案
　　2011年3月的一天，郑嘉励从杭州赶到武义县博物馆讲课。身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样的业务交流于他而言，司空见惯。但这一回，似乎注定会有些波澜。
　　课毕，博物馆馆长董三军拿来几张照片，让郑嘉励过目。
　　“是文物贩子正在兜售的，说是800年前南宋的文书。”董三军把照片递给郑嘉励。照片中的“文书”只有几卷，小楷整齐地码在泛黄的纸上，看起来，似乎像某位官员的“履历表”。
　　南方的气候，夏季湿热、漫长。而眼前照片呈现的，分明是一张张字迹清晰的文书。800年过去了，纸质文物居然会保存得如此完好？
　　真的吗？假的吧？
　　照片上，文书主要分“敕黄”和“印纸”两部分。困扰郑嘉励的是这个问题：如果是件假文物，造假者为何要围绕一个叫“徐谓礼”的南宋人，苦苦地造出有关他的文书资料来呢？“徐谓礼”的资料在历史上近乎空白。有关这样一个人的“文物”，就算被造出来，其意义又有几何？
　　“有心要‘造’南宋的文书，完全可以造陆游的《釵头凤》，造杨万里的‘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呀。瞧，多雅致的句子，写进去多应景。这样的风雅文物才能卖个好价格嘛。”后来，郑嘉励这样对我说。
　　而文书照片上传递出来的消息非常丰富、翔实。比如“嘉熙三年四月，少传平章军国事益国公”在这份由当时的“尚书省”签发的“任命状”（也就是‘敕黄’）中，右丞相、左丞相的名字一一列出，如果是造假的文物，要恰好了解到那一年朝廷中丞相的名字，几乎做不到。“印纸”的内容更加丰富、具体、生动，“印纸说明了，类似今天官员的‘绩效考核表’加上一些推荐别人当官的‘保状’。”
　　“我认为，这种文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今人无法造假的，必属‘真迹’无疑。”郑嘉励建议馆长董三军立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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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董三军的报案：可能有一古墓被盗，盗墓者正出售官牒文书。情况紧急，武义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着手侦破此案。
　　2011年12月28日，专案组传来捷报：统一抓捕行动成功，5名嫌疑人落网，缴获13卷徐谓礼文书。
　　次日，武义博物馆将缴获文书携至浙江省文物鉴定中心。毫无争议，徐谓礼文书被与会专家认定为真迹，属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此后，专案组成员再次加大马力，辗转于北京、安徽、福建等地，于2012年7月5日将流失在外的另外4卷徐谓礼“告身”文书追回。至此，17卷徐谓礼文书全部重回武义，完璧归赵。
　　根据警方提供的盗墓者口供，他们曾想以80万元的价格打包卖出徐谓礼文书。
　　对此，郑嘉励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80万？开玩笑！南宋一件瓷器都要1000万！”对考古工作者来讲，文书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与器物相比，它们的价值不能同日而语。
　　盗墓者随后实地指认了被盗古墓的所在地武义县城东郊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的东麓。
　　2012年4月至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了清理，出土徐谓礼与其妻林氏的圹志。真相只有一个，事实再次印证：17卷文书就是该墓的随葬品、出土物。
　　而根据警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也能大致还原出文书被盗的一些情况。
　　【盗墓者记录】
　　时间：2006年端午过后
　　地点：浙江金华武义县东郊，龙王山东坡
　　那天凌晨，我们爬上龙王山，点是白天就踩好的。这一带背山面水，风水蛮好，我们准备碰碰运气看。几钢管打下去，就接触到一块类似于钢板质地的平面，发出空洞的、清脆的声响。我们那个兴奋啊有了！有了！抛开钢管，大家先美美地抽了根烟。
　　我承认，我们这群人像黑夜里的老鼠。我们有罪。
　　我们盗过的、见过的古墓不止一处，但唯独这座墓，让我印象深刻。墓主人叫徐谓礼，这是徐谓礼夫妻二人的合葬墓。徐谓礼这个人我们没听说过，不过这墓倒是保存得很好，棺材是密封之后再整体刷漆的，砚台、毛笔、水晶镇纸、金银器、印章什么的都有，洗干净后光亮亮的，很漂亮。看得出来，这个人应该有点身份。另外，还有两卷轴纸张，外面用蜡牢牢封住。我们打开看，开眼界了，800年的古墓里居然还有保存得这么完好的官牒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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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1年12月28日
　　地点：浙江武义
　　事情迟早会败露，我们知道。所以，弟兄几个商量把徐谓礼墓的文书分头保管。相互之间都要保密。但他们（指专案组成员）更厉害，乔装成买家跟我们联系、砍价，套取了不少秘密。12月28日这天，我们跟一个买家准备验货、交易的时候，他们突然出现，我们逃都来不及了。
　　砚台、毛笔、水晶镇纸、金银器、印章这些东西漂亮，早就卖掉了。徐谓礼文书一共17卷，2007年卖到北京4卷，我们手上还有13卷。很多喜欢搞收藏的人水平实际不怎么样，徐谓礼文书我们打包叫价80万，居然没人要。他们只喜欢那些漂亮的器物。
　　徐谓礼文书：从未见过的原史，国家一级珍贵文物
　　此次追回的徐谓礼文书，按照实际内容，可分为三部分：录白告身，录白敕黄，录白印纸。
　　“所谓‘录白’，是出于官员本人存底的需要，将‘告身’、‘敕黄’和‘印纸’进行抄录。宋代规定，须由合法的书铺来抄录这些官文书的副本，书铺抄录后，需要在录白上加盖签章，以示负责，抄录完成，有关部门经校对原件，就可以将录白视为官文书的有效副本了。抄录有效的‘告身’称为‘录白告身’，依此类推。”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宋史研究专家，说起徐谓礼墓葬的出土文书，如数家珍：“徐谓礼文书均为录白，估计原件为徐氏后人保留，而将录白随葬。”
　　根据出土圹志，徐谓礼出生于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于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去世，浙江武义人。1221年，年仅19岁的徐谓礼走上仕途，一干就是30年。出土文书就是这位南宋官员30年“仕途路”的缩影。
　　历史长存，主角早已隐退。正如徐谓礼的一生，官场是非功过30年，留与后人评说。而我们，也只是在某个桂花飘香的初秋夜晚，听一段800年前的故事，遥想一轮当时的月亮。
　　学习一下告身、敕黄、印纸
　　京城特使快马加鞭至徐府，徐谓礼携家眷迎门跪地，一则“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加官晋爵喜讯从天而降，黄色绫纸刹那间熠熠生辉，照亮了徐府的门框，谢主隆恩不绝于口当年的情景兴许如此，无论朝代变迁，专制社会官场的吸引力从未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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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官制，确定官员身份的基本要素有两点：一为阶官，标志其官位级别高低的名号；二为“差遣”，确定他们实际掌管事务的职务。官员的俸祿依据阶官级别的高低来发放。举个例子，“阶官”与“差遣”的对应关系就好比：正处级与县长，正厅级与财政厅长
　　“从徐谓礼文书可知，南宋时期，‘告身’就是‘阶官’的委任状，‘敕黄’就是‘差遣’的委任状。”包伟民说，“告身”由正副宰相等人签署，“敕黄”则由尚书省签发。由于是用黃色绫纸书写，以皇帝制敕的名义签发，因此称为“敕黃”。
　　不过，封建时代的官员也不好当，绝不是拍两下“惊堂木”那么简单。任期内的“考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考核”），就是一项颇耗心思的“工程”。
　　这里要说到“印纸”。
　　印纸，大体上相当于现代官员的“考核表”。新官上任，上级部门会发一张印纸，列满“考核内容”小到每天的迟到早退、出勤率，大到任满交割、功过记录，细碎处如各类“保状”、“荐状”都由相关部门一一记录在官员的印纸上，作为日后考核的依据。
　　徐谓礼墓共出土录白告身两幅，录白敕黄一幅。出土文书共抄录十通徐谓礼的告身，十道徐谓礼被委任差遣的制敕录白。而“印纸”更是徐谓礼文书的主体。印纸完整记录了徐谓礼从嘉定十四年（1221）以承务郎身份任临安府粮料院起，到淳祐十二年（1252）以朝散大夫知信州，也就是徐本人一生当官30年间所有的“考核表”。这些丰富的细节，都是此前从未见过的第一手史料。
　　17卷文书，似乎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时光通道，让我们可以穿越至800年前，了解一名南宋官员的官场生活。
　　穿越1南宋也有“拼爹族”
　　徐谓礼是南宋“拼爹”大军中的一员。只不过，如今贬义的“拼爹”，在南宋是光明正大的事。
　　“这叫‘恩荫’制，始于北宋”。包伟民解释。根据徐谓礼圹志的记载，如同时代士大夫家庭的子孙一样，少年徐谓礼也曾立志以才学博取科举功名，但没有成功。“查阅历年武义县志的进士题名记，均未见有徐谓礼中举的记载，徐谓礼后来是依靠其父徐邦宪的恩荫入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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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记载：徐邦宪曾师从永嘉学派名儒陈传良，宋光宗绍熙四年参加科举考试，为礼部第一名，即省元。后世历年武义县志的进士题名记中，均记载有徐邦宪在绍熙四年中举。徐邦宪不仅官当得不小，也很有气节。因此，宋朝廷任命徐谓礼为将作监主簿时，有文章赞：“谓礼名父之子，祥而雅”，在出土的录白敕黄中，也称徐谓礼“生长名儒之家”。
　　古人对“虎父无犬子”一说坚信不疑，“恩荫”制为世袭残余的形式，在宋朝是正常的进阶之途。
　　“拼爹”取得官场入场券的徐谓礼，最初的“阶官”是“承务郎”，是最低的第三十阶。随后二十多年，徐谓礼的路在平稳中略带精彩。这一点，出土文书给了我们答案。
　　“徐谓礼官场生涯三十年，按年限考核资历与功过，正常升迁。”包伟民说，从出土文书来看，徐谓礼共升迁12次，最高官阶级别为第十八阶朝散大夫。此外，徐谓礼一生共三次因政绩出众而受赏升迁，相当于破格提拔。要知道，在南宋，依靠“恩荫”制入官场的官员与科举考试当官的身份差距较大，“前者得到破例提拔的机会，要比进士出身者少得多。”
　　在后来无爹可“拼”的年月里，徐谓礼靠自身努力获得破例提拔，多少值得如今的“拼爹族”们学习：人生的道路，归根结底，要靠自己走。
　　穿越2当官就像排队打酱油
　　“南宋时期官员差遣，一般都以两年为一任。但从徐谓礼的文书里发现，徐有好几次差遣，显然超过了两年。”包伟民举例：“例如他首次任职，于嘉定十四年五月被拟注监临安府粮料院，实际到任居然在六年之后！”
　　原来在南宋，官员宣布上任还不算，有时候，需要耐心等上好几年才能“真正上任”。
　　“徐谓礼生活的时代，官吏冗滥，员多缺少，官员接受朝廷差遣后，常常因为前任官员还在岗，你就不得不等到他离职，这叫‘待缺’。”更有意思的是，有时候，一个职位的待缺者多达数位。
　　看来，那时候当官就像排队打酱油，按照先来后到，耐心等待。虽说今天看来，这种官场现象着实荒诞，多人等岗不如搞一场竞聘上岗不过，穿越终归是穿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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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3举贤不避亲，官员考“孝道”
　　徐谓礼文书的“官员绩效考核表”，一共80则。31则为徐谓礼为亲友所写的各类保状。在那个时代，举荐亲朋好友当官很正常。一条“保状”显示：徐谓礼当年还为贾似道（后来的南宋权臣、奸臣）以及贾似道的父亲贾涉作过保，据说徐谓礼与贾似道之间是“姻亲”，他日贾似道权倾朝野，是否对徐谓礼涌泉相报不得而知，但通过考证二人升迁的时间以及徐谓礼个人的官场生涯，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虽说“举贤不避亲”，但南宋朝廷亦有规定：如果所保的对象犯了事，你也要一起受罚。这多少对官员通过“保荐”的形式形成“任人唯亲、官官相护”的官场风气作了点限制。
　　其余49则批书全都是关于徐谓礼的仕宦经历，包括官阶的升迁、差遣变化，包括税收有没有收齐，“维稳”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没有人造反等等以上所述都是官员“政绩”最主要的考核指标，此外还有一项考核点，与“官场”无关，却与孝道有关，那就是：母亲过世时是否依照“丁忧”（祖制）守丧三年。
　　“历史一旦逝去，完全真实地复原过去，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竭力接近历史的真相”。考古学家郑嘉励这样说。这，也是徐谓礼文书在今天的意义所在。
　　徐谓礼文书，是我国从民国近代史学创立以来，首次从墓葬中发现的宋代文书。考古工作者、文物专家、历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这17卷南宋文书的发现至关重要，对南宋官制的研究，是革命性的开拓。
　　研究历史，不应用前人写的“历史书”，而应该使用“原史”。档案、文书均为“原史”。著名的秦汉竹简、唐代敦煌都是“原史”的杰出代表。同样作为“原史”的徐谓礼文书，其价值尤其重大。
　　“在徐谓礼文书被发现之前，学界已发现的有关宋代的纸本文书有二。一是根据宋代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背书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简》，另一是根据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文书中整理而得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前者大多收录文人之间的应酬来往，相同的书籍因在宋文人集中已有大量存世，并未引起学界的过多关注。后者是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活动的原始记录和公文档案，所反映的信息局限于西北一隅。因此，这两种宋代文书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宋史研究专家包伟民先生这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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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谓礼文书则不然，它记录了一个南宋中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官及其政务全过程的细节，全面地反映了南宋中后期政治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比前两种文书更全面、更深入，涉及中央制度的核心內容，实为前所未有的文献发现，必然引起学界重大关注。尤其是占文书约百分之八十的徐谓礼的“录白印纸”，学界此前从未见过。
　　“原史”与“历史书”的关系总是无比微妙，或映证，或矛盾，徐谓礼文书也不例外。包伟民发现：徐谓礼文书中有关“交税”的数额，恰好印证了“原额主义”的存在，即：开国皇帝定下的缴税额度以后每年都不变。徐谓礼在溧阳当知县时，“印纸”中关于缴税的额度与相隔几十年的《景定建康志》里关于溧阳的缴税额度几乎完全一致。
　　“原史”有时候也与“历史书”矛盾。比如，徐谓礼文书从侧面反映出的信息，恰好引起关于宋代的“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省”）究竟是行政级别还是监察机构的争论，这场争论一直以来未曾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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