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百合花》原文及赏析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着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的盲目的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的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的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的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的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我又问：
　　“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的要问。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的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的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的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有多时不开课了。我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的遮在眼晴前面挡光。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的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的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的做着这一切。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问清了卫生员，原来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的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的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的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的带我走了。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的对我说道：
　　“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可是来不及了，那个媳妇抱了被子，已经在房门口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的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刚走出门不远，就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听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的看着手里的被子。我想他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同感吧！果然，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嘟哝起来了。
　　“我们不了解情况，把人家结婚被子也借来了，多不合适呀！”我忍不住想给他开个玩笑，便故作严肃的说：
　　“是呀！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
　　他听到这里，突然站住脚，呆了一会，说：
　　“那！那我们送回去吧！”
　　“已经借来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
　　他听我这么说，也似乎有理，考虑了一下，便下了决心似的说：
　　“好，算了。用了给她好好洗洗。”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的走了。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
　　“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的颤动着。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做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咪咪的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的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
　　“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的分铺在门板上、桌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的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的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付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的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的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的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的回答说：“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战。”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的“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的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的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土。”
　　新媳妇又短促的“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的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的跳起身，磕磕绊绊的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的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的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
　　“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的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的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的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的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一九五八年三月
　　（原载《延河》1958年第3期）
　　【赏析】
　　《百合花》写在1958年，是茹志鹃前期的代表作。时隔三十余年，作者以她的清新、蕴藉、委婉、细腻的艺术风格所培植的这一株百合花，仍然散发着沁人的幽香，充满了迷人的魅力。《百合花》在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中有着一定的地位。
　　运用典型细节是《百合花》的一个重要艺术表现手段。《百合花》的情节单纯，故事性不强，并没有多大的波澜起伏。但是正如作者所说的“故事越单纯，笔就越闲，就能集中刻划人物，也就有更多的篇幅放在人物的刻画上。”在她的笔下，丰富的细节是开展情节、刻画人物形象的有力的艺术手段。如新媳妇要替通讯员缝上衣肩上的破洞这个细节，是贯穿全篇的鼎力之笔。此后共有三处写到这衣肩上的破洞。第二次是写新媳妇凭着“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认出了躺在门板上的身负重伤的正是通讯员。第三次则写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这一针针缝进去的是农村妇女对解放军的真挚、纯洁的爱，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骨肉深情。在这里，挂破衣肩如此平常的生活细节，却被作者描绘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发挥得淋漓尽致、委婉曲折。在这个细节布置过程中，作者又十分注意了它的前呼后应，所以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对新媳妇的性格刻划，小说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同时也产生了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在《百合花》中，细节描写可谓俯拾皆是。如通讯员步枪筒里插上的几根稀疏的树枝，通讯员给“我”开饭的两个馒头，新媳妇低头咬着嘴唇笑的神态，和她那条印有百合花的新被子，等等。它们有的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主题，有的为人物形象的描绘添上精彩的一笔，有的渲染了环境氛围，有的为情节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百合花》中的细节描写是独具匠心，富有表现力的。乍看描写的是不起眼的细节，然而作者的笔触却是游弋在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在她的笔下，普通人物闪烁着熠熠光彩，革命战争年代里的军民关系被写得温馨、圣洁、诗意、富有情致，这一切着实令人神往。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叙写。作者构思精巧，她聪颖地把“我”作为作品叙写故事、展开情节、刻画主要人物形象的一个“视点”。作品的情节一展开，就写道：由于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朝前走，一点也不顾及“我”，“我”对通讯员“生起气来”。接着写当“我”对他的走路动作仔细观察后，发现了他的敏锐机警，于是对他“发生了兴趣”。当“我”了解了他的家庭和经历，“我”立刻“对这位同乡更加亲热起来”。以后又写“我”已“从心底里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直到最后怀着崇敬的心情，“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作者对“我”的感情起伏变化作了多方面的深入挖掘，细致描绘，随着“我”内心世界细腻而有层次的揭示，主观感情的抒发，通讯员的英雄形象也由远到近，由淡到浓，由表及里地逐渐清晰丰满了起来。作者就是这样巧妙地借助了第一人称“我”这个“视点”，来刻划形象组织情节，强烈而鲜明地抒发了感情，表达了主题的。
　　茅盾指出：“我以为，小说的风格倘如暑天雷雨，淋漓尽致，读者抚掌称快，然而快于一时，没有回味。小说的风格倘近于静夜箫声，初读似觉平凡，再读则从平凡处显出不平凡了，三读以后则觉得深刻，我称这样的作品是耐咀嚼，有回味的。”《百合花》就是如“静夜箫声”的佳作，它体现了茹志鹃的艺术风格。《百合花》取材于人民革命战争的斗争生活。作者以“我”去前沿包扎所帮助工作为情节线索，以借一条印有百合花图案的被子为中心事件，精心塑造了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两个人物形象。小说选取的是革命战争洪流中的一朵浪花，它由小见大，没有正面描写战火纷飞、壮怀激烈的战斗场面，而是描写了前沿包扎所里发生的一幅动人景象；小说也没有直接表现我军战士冲锋陷阵的骁勇斗志，而是刻画了和作者“同过甘苦”，“一起面对过严峻的现实”的平凡而又崇高的人物形象。作者用委婉、柔和、细腻而优美的抒情作为《百合花》的基调，把一个流血牺牲的战斗故事，写得意味隽永，充满优美的诗情。同时也表现了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思想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本质特点。这种空灵的抒情笔致，为我们创造了一种优美的人情和革命的哲理相结合的艺术境界。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一扫原先的“那种忸怩羞涩”，替通讯员“拭着身子”和“缝他衣肩上的那个破洞”时所表现出来的虔诚与庄严，正是体现了“一个人倒下去，千千万万人站起来”前仆后继的革命哲理。作者把普通人民这段历史的心理历程，惟妙惟肖地记录了下来。茹志鹃的艺术风格使她的小说成为小说的诗，诗的小说。因而，《百合花》读起来与其说像小说，不如说像抒情诗。
　　《百合花》的问世，标志着茹志鹃艺术风格的形成。从此，在当代文学中留下了她深深的足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