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尚贤上》原文及鉴赏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毕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即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11），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12），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13），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闺天、泰颠于置罔之中（14），授之政，西土服（15）。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16）；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竟劝而尚意（17）。
　　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土，则谋不因，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18），则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19），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注释】刑政：泛指政治事务。之：到，达到。治：安定。本失其所欲：应为“失其本所欲”。道术：学术。辟：同避。鄙：边邑。郊外：据《尔雅》，都城之外称郊。郊之范围，据郝懿行注，谓王畿千里，则范围在百里内；王畿百里则范围在十里内。郊外，谓远在国都之外。门庭庶子：公族卿大夫之子，嫡子之外称庶子，地位低于嫡子，往往负责宫中宿卫，住在内外朝门庭之间，所以称门庭庶子。四鄙：指国家四边疆界之内。萌：是“氓”的借字，指农民。谨：严谨。上：应为“止”。以劳殿赏：按照功劳大小定赏。殿：通定。此若：若，也是“此”的意思，“此若”是复词（从王引之说）。（11）服泽之阳：服泽，古地名。《孟子离娄篇》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服泽”可能就是“负夏”。（12）阴方：古地名，所在未详。（13）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伊尹，又名挚，商汤王时著名的能臣；庖厨，厨房。据说伊尹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善于烹调，他用饮食滋味的道理来启发商汤，得到举用。（14）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闳夭、泰颠，周文王时的贤臣；罝罔，捕兔、鱼的网。罝音mie（蔑阴平）。闳天、泰颠原来可能是捕兔捕鱼的人。（15）西土：指丰、鄗一带，即现在的陕西省关中地区。因在崤关以西，所以称“西土”。（16）施：应为“惕”、（从俞樾说）。（17）竞劝：互相勉励。（18）美章：章，同彰。谓美的行为得到传扬。（19）尚：同倘，倘若。
　　【今译】墨子说：现在的王公贵族，在国家朝廷中从政的，都希望国家走向富强，人口日益兴旺，政治上达到安定。但结果却是不能得到富足，而得到贫困；人口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社会得不到安定，而是出现混乱；失去了原来所期望的，而得到了原来所厌恶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墨子说：原因就在于王公贵族在朝廷里从政的人，不能把尊重贤才使用能人作为一项政治措施。因为国家拥有的贤良之士多了，国家的统治基础就坚实；贤良之士少了，国家的统治基础就薄弱。所以，掌权人物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广纳贤良之士而已。
　　有人问：“那么，广纳贤良之士的具体办法是什么呢？墨子说：这就象想要增加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一样，必须使他们富贵，尊重他们，表彰他们，然后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才可能增多。何况有贤良之才的人，具有笃厚的德行，善辩的才能，广博的学识呢！这些人无疑是国家的宝贝，社稷的辅佐，也一定要使他们富足尊贵，敬重他们，表彰他们。这样，国家的优秀人才，也就可以增多了。因此古代圣王治理政务，总要表明：对不义的人就不让他富足，不让他尊贵，不给予信任，不让他接近国君。于是，国内富贵的人听了，都在下边计议说：当初我们所倚仗的，是富贵的地位，现在国君提拔仁义的人，不嫌弃地位贫贱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不做仁义的事了。为国君所亲信的人听了，也在下边计议说：当初我们所倚仗的，是为国君所亲信，现在国君提拔仁义的人，不嫌弃关系疏远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以不做仁义的事了。处在国君身边的人听了，也在下边计议说：当初我们所倚仗的，是近在国君身边，现在国君提拔仁义的人，不嫌弃身处远地的人，那么我们不可不做仁义的事了。远离国君的人听了，也在下边计议说：当初我们以为远离国君，没有可倚仗的，现在国君提拔仁义的人，不嫌弃远离的人，那么我们不能不做仁义的事了。直到边疆郊外的臣民，宫庭中的侍卫，城邑中的群众，四境的农民听了，也都争着做仁义的事。这原因是什么呢？答道：国君所藉以驱使臣下的，只有尚贤一种方法；臣下所藉以得到国君任用的，也只有行仁义一条途径。就象有钱的人家，有高墙深层，墙修得严实，只开一个门，有盗贼进入，就关闭他进来的门而后抓住他，盗贼就没有门路可逃出去。由此可知，能够驾驭臣下的原因，就在于国君抓住了要领。
　　古代的圣王处理政事，考察实际的德行，尊重真正的贤能，即使是农夫工匠中的人，只要有才能，就提拔他，封给他很高的爵位，给予他丰厚的俸禄，委任他担任官职，授予他决断的权力。就是说，如果封给他的爵位不高，人民就不会尊重他；给予他的俸禄不多，人民就不会听信他；委任他官职而没有决断权，人民就不畏惧他。将这三者授予贤人，不是因为他贤能而赏赐给他，而是希望将事情办成功。所以在那时候，按照德行分封官职，依照官职处理政事，按照功劳决定赏赐，衡量功绩大小分给俸禄。所以在朝的不会永远做官而富贵，在野的也不会永远做平民而贫贱，只要有能力就加以提拔，没有能力就罢免他，出以公心，丢开私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时候尧在服泽之阳提拔了舜，将政事交给他，天下得以太平。大禹在阴方之中提拔了伯益，将政事交给他，九州得以奠定。商汤在厨房里提拔了伊尹，将政事交给他，他的治国谋略得以成功。周文王从猎人的行列中提拔了闳夭、泰颠，将政事交给他，西方的诸侯为之臣服。所以那时候，即使是享受丰厚的俸禄，处于尊贵的地位的大臣，没有一个不兢兢业业地处理政事；即使是农夫工匠，也无不争相进取而崇尚道德。
　　士是国君能凭借他们的辅佐来继承先祖遗业的人。因此，有了士的辅佐，国君谋事就不会困难，身体就不会劳累。功成名就，美名传扬而恶行杜绝，都是因为有了士。因此墨子说：治国成功时，不可以不起用贤士；不成功时，也不可不起用贤士。要想承继尧、舜、禹、汤的办法，就不能不尊重贤才。尊重贤才，是政治的根本。
　　【集评】明吕补：“章法甚高。”“有收拾，有断结，而意味更悠扬。”
　　明杨道宾：“推至远鄙郊外等处，广极其效。”
　　明王慎中：“一物一术，字眼甚工。”
　　明傅复器：“引尧禹汤文用贤以明之，是直叙中有反复。”
　　明张之象：“归结正本上，有收煞。”（以上均见《二十九子品汇释评》卷十一）
　　明朱国祚：通篇议论，周之所以不治在于不用贤，尚贤则治，不尚贤则乱。此等议论，即吾儒不能易也。
　　明邹德溥：“词多反复，意义迂回，气尚宽舒，教特恳切，别是一调，不宜以诸体观之。”
　　明黄洪宪：（大人之务在于众贤而已）“大意俱见于此，下是更详说辩论。”
　　明陆灿：（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下俱是尚贤之效，富贵远近亲疏争劝为义，尚贤之风有以使之，彼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皆其效之所必至矣。”
　　明王直：“逐句逐字，俱是圣王尚贤之典，而词条森然，一禀于正。”（以上均见《历子品粹》卷十一）
　　【总案】《尚贤》共上中下三篇，内容大同小异，本文是其上篇。作者认为，王公大人“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就必须得到“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的帮助。他们是“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故必须“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作者建议，统治者举贤必须根据实际能力，打破“贵贵亲亲”的亲法制。“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些见解，体现了墨家进步的政治观和人才观。文章语言质朴，论证严谨，随时援引大量事例为证，表现了墨家之文重视实证的一贯风格。自设问答，揣摩心理，亦委曲近情，详该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