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关羽是《三国演义》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之一。他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义勇刚正。尤其是其“义”，登峰造极，与孔明之智，曹操之奸，并称书中“三绝”。
　　刚毅勇猛，是关羽的显著性格特征之一。他体魄伟岸，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唇若涂脂，再配以风驰电掣的赤兔马，寒光冽冽的青龙刀，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小说中以斩华雄、刺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擂鼓斩蔡阳、单刀赴会、刮骨疗毒等一系列生动的情节，刻画了他的神威。在战场上，他总是一往无前。他来得勇猛，胜得利落，常常是手起刀落，敌将便身首异处。董卓部下的骁将华雄连斩数将，勇不可当，各路诸侯惶然无计。关羽挺身出战，曹操酾热酒一杯，为之壮威。关羽且不饮酒，飞身上马而去。一阵天崩地塌的战鼓声过后，关羽已提回华雄首级，掷于地上，其酒尚温。这显示出关羽出战的神速，透露出他锐不可当的英雄气概。
　　关羽的神勇，还表现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终关羽一生，数度濒临绝境，但是，他却从未有过丝毫的胆怯。单刀赴会，则是主动深入虎穴。孙权与刘备争荆州，请关羽赴宴，暗伏刀斧手，要逼关羽就范。关羽明知敌方暗藏杀机，仍只带亲随十余人，独驾小舟，坦然赴会，挫败了敌方预谋。关羽的无畏精神，不但表现在危境之下的视死如归，还表现在对于剧烈的肉体疼痛的惊人的忍受力。他在战争中右臂中毒箭，名医华佗为他刮骨疗毒，血流盈盆，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他本人却镇定自若，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华佗惊为天神。
　　如果说，刚毅勇猛是关羽性格壮美的外观，那么，忠诚义烈，则是关羽性格深沉的底蕴。小说把关羽放在他与曹操和刘备的棘手关系中，通过报主和酬恩的矛盾，来突现关羽的忠肝义胆。关羽与刘备、张飞在桃园结义，立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他与刘备之间，既有兄弟之情，又有主从之分，还有共同事业的维系。这样，他就要为刘备尽忠尽义，为共同的事业殚心竭力。在正常的情形下，这对于关羽来说，是毫不成问题的。但是，为难的局面出现了：刘备被对手曹操打败了，关羽和刘备的两位夫人一起被曹军围困。依关羽本心，要仗忠义而死战。可是这样一来，却要犯下三罪：一背当日与刘备誓同生死之盟，二负刘备托付家眷之重，三违上扶汉室、下安黎庶之志。这种情势，逼使关羽为了保持其忠义而去做一件违背这一道德信条的事向汉朝的贼臣、刘备的对头曹操投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关羽提出了投降的三个条件：降汉不降曹，不许凌辱刘备二夫人，但知刘备去向便辞别而去。这样，关羽便避免了三罪，保持了对汉朝之忠，对刘备之义，也为实现安天下的志向保存了身躯。在别人做来失节背义的丑事，由关羽这样做出，反而倒显示出了高风亮节。虽是他去降曹操，曹操倒反而要处处顺着他行事。他的凛然正气，使曹操不得不敬服，似乎倒不是他向曹操屈服，而是曹操向他屈服了。曹操爱关羽义勇，为笼络其心，连连赐给金银、美女，封其为“汉寿亭侯”，关羽不为所动，念念不忘刘备结义之情。曹操赐给他锦袍，他穿在里面，外面用刘备所赐旧袍罩上，表示不以曹操的新而忘却刘备的旧恩。曹操赐给他赤兔马，他大喜再拜，因为有了此马，一旦知刘备下落，虽有千里，一日可见。后来，果真打听到刘备在袁绍处，关羽便挂印封金，过五关、斩六将，回到了刘备身边。降曹的整个过程，关羽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没有一丝见利弃义、背主忘恩的表现，反而在特殊的条件下，表现出了他对刘备的忠诚，突现出了他不为金钱美女、高官厚禄所动的情操。
　　在降曹的整个过程中，曹操始终对关羽格外尊敬，格外器重。曹操确实敬服关羽的为人，也爱关羽的武勇。当他一再挽留关羽而关羽不辞而别投向刘备时，众将士都主张追杀关羽，他却率领众文武赶来为关羽送别，且赠给关羽锦袍。此后，又连连遍行公文，传谕各处关隘，赦关羽过关斩将之罪，放关羽归刘，成全了关羽与刘备的情义。这样，关羽方才了却不能报主的旧账，又欠下了不能酬恩的新债。按照小说的伦理观点，有恩不报，也是不义。报主和酬恩，在这里又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羽先为曹操立下刺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等三大功，作为报答。后来，刘备联合孙权在赤壁与曹操大战，关羽奉命在华容道设伏，以待曹操，曹操大败，果带数百名残兵败将由此经过。关羽向来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曹操抓住关羽这一特点，与关羽叙旧。关羽起先不肯以私废公，后见曹操提起旧事，又引《春秋》故事，遂“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放曹操及众人过去。此时，报恩怜弱和执行军令两种念头在关羽心中撞击着。关羽也知道，放走曹操事关重大，于是又大喝一声，吓得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关羽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骤马而至，关羽见了，又动故旧之情。终于，关羽长叹一声，将众人并皆放去。曹操的知遇之恩，算是加倍的还报了，但是，关羽却必须为此而回去领受军法。从政治角度讲，这无异于关羽的又一次失节，从伦理角度看，作者却这样讴歌他：“拼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这个矛盾的解决，最后靠了刘备对关羽的理解。当孔明要按军令处斩关羽时，刘备出来为关羽求情：“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在这里，一切都在誓同生死的兄弟之义之下而被认可了。义，成为高于军法的行为准则。
　　义，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表现得异常突出的伦理观。草莽英雄的杀富济贫，清官侠士的为民除暴，善男信女的怜弱恤老，无不以义为其道德准则。而关羽之“义”，则是身处乱世的英雄，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报主酬恩、抗强扶弱的一种美德。这种道德，实质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伦理观。在封建时代，下层人民不能意识到自身的政治利益，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因而，也不能产生代表其自身利益的政党或法令。他们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是在斗争中若干具体的个体或群体之间的血肉相联的关系。义，正是维系这种血肉关系的精神纽带，是加强这些个体或群体间凝聚力的道德因子。关羽，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义”的化身。对于这种伦理观，我们应该给予历史的理解，历史的评价。把这种伦理观等同于封建道德或给关羽扣上投敌、通敌的帽子，都是不恰当的。当然，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在有了表现人民自身利益的法律和政令的今天，关羽这种报主酬恩的义气，其消极面就更大了，这是必须指出的一点。
　　严正傲岸，也是关羽性格的一个突出方面。关羽严于律己，也容不得任何邪恶和奸滑。许田射猎时，曹操遮于汉献帝之前，迎受“万岁”的欢呼，关羽大怒，提刀拍马而出，要斩曹操，只因刘备摇首送目才忍住。关羽降曹，曹操故意令关羽与二嫂共处一室，欲乱其君臣之礼，关羽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毫无倦色。他有充分的有时甚至是过分的自信。对于敌手，则常常是极度的藐视。当他图进取时，威风奋发；当他受威胁时，宁断不弯。他有大丈夫的气概，也不时因自傲而轻敌。他的严正傲岸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拒绝可能的和必要的折中调和，拒绝在特定形势下不得不采取的策略手段。水淹七军，威镇华夏和随后的败走麦城，充分体现了他性格中的这种矛盾。
　　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得到荆州，后又率军去夺益州。因军事受挫，调驻守荆州的孔明前往助战。孔明据刘备之意，委任关羽守护荆州，关羽更不推辞，慨然领诺，表示：“大丈夫既领重任，除死方休。”荆州北当曹操，东邻孙权，如何处理与曹、孙的关系，是能否守住这一战略重镇的要谛。孔明问关羽：“倘曹操、孙权齐起兵来，如之奈何？”关羽回答：“分兵拒之。”孔明指出：“若如此，则荆州危矣。”他提出据守荆州的根本战略方针：“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关羽口头上接受了孔明的这一劝诫，但是，他傲岸的性格，却阻碍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当刘备夺得益州、进位汉中王后，曹操谋与孙权联盟，夹攻荆州。孙权起初想与关羽联姻，共破曹操，遣使求关羽女为子媳。关羽勃然大怒，声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耶！”遂逐出孙权使者。孙权一直觊觎荆州。身为荆州守将，不肯与孙权苟且周旋，是其立身清正的表现。但是，从联吴抗魏的策略需要看，这却是失策。孙权讨了没趣后，复遣使与曹操相约，共取荆州。刘备探得消息，命关羽先发制人，进取樊城。曹操派于禁为主将，庞德为先锋，增援樊城。关羽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庞德，威震华夏。曹操闻讯大惊，准备迁都，以避其锋。部下献计，遣使劝孙权暗暗起兵，蹑关羽之后，一面又派大将徐晃当关羽之锐。这样，关羽在大胜之后，反而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可悲的是关羽一来报主心切，二来倚恃英雄，自料无敌，没有察觉面临的危机。孙权派吕蒙袭取荆州。吕蒙严明军纪，优待俘虏，又诱降关羽部将傅士仁、糜芳，关羽后方遂土崩瓦解。关羽退兵回夺荆州，又中吕蒙埋伏，败走麦城，兵残将寡，粮尽援绝，孙权遣使劝降，关羽心如铁石，回复：“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待之，安肯背义投敌贼乎？城虽破，但有死而已！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归冥路，吾何惧哉！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节。大丈夫身可殒，名可垂于竹帛也。”关羽夜间出城由小路入川，又遭伏击，身陷重围。空中忽然传来玉帝诏旨，令关羽勿与凡夫较胜负。关羽闻言顿悟，遂不恋战，弃却刀马，父子归神。其实，也就是被杀死了。作者有意神化他的悲剧结局。他的悲剧，既是当时各方力量对比决定的，也是他性格中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三国演义》描写的三个主要的政治集团中，以刘、关、张和诸葛亮为核心的蜀汉集团，其成员大多起于下层。他们不同于揭竿而起，公然要推翻当朝天子的黄巾军，也不同于起身于官僚、仕族的曹魏、孙吴集团。他们那里君臣之间亲如兄弟、睦如师友的关系，就与魏、吴有别。以关羽而论，他本为解良武夫，虽然熟读《春秋》，仍不失江湖好汉气质。他善恶分明，恩仇必报，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傲上而不忍下，任智而不落诡谲；敌兵围困，刀箭临身，不能改其度，金银美女，高官厚禄，不能移其志。他实际上是下层人民理想中的英雄。他的败亡，是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由他本身性格中的弱点促成的。他是一个悲剧型的英雄。
　　关羽形象受到广大下层读者的喜爱，同时也受到明清统治阶级的尊崇，成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统治阶级夸大下层人民创造的艺术形象的某些对他们有利的方面，给予崇奉，从而借以宣扬某些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道德观念，并不意味着艺术形象本身就改变了其本质。在今天，发掘关羽形象的本来意义，对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仍不无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