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一）》人物形象及性格特点分析

　　崔莺莺是元稹《莺莺传》中的女主人公。这篇传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九月，与它同时写成的还有元稹友人杨巨源的《崔娘诗》和李绅的《莺莺歌》。莺莺是我国古典文学人物长廊中典型的女性形象之一。
　　关于崔莺莺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因而传播甚广，流传久远，尽人皆知：莺莺随同母亲郑氏返归长安，在蒲州的普救寺内暂作停留。恰值蒲州军乱，面临即将被侮辱的困境，崔氏母女“不知所托”。同寓在寺中的张生与蒲军中的将领有旧，因张生的帮助，她们才避免了遭抢劫、受躏辱的厄运。事后，郑氏设宴答谢张生的救护之恩。在张生与崔氏初次见面的宴会上，张生为崔氏“颜色艳异，光彩照人”的美貌所动，通过崔氏的婢女红娘，赠送《春词二首》，以挑逗莺莺。崔氏为断绝张生的“非礼之动”，伪以《明月三五夜》诗召请张生。张生梯树逾墙而至，崔氏则“端服严容”，向对方说明自己的苦衷，劝说张生放弃非份之想。但过了几天，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崔氏面对“性温茂、美风容”的救命恩人，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思，又主动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了意中人张生。此后崔氏张生在西厢私会将近一月。其后张生离莺莺而去，数月之后又复归蒲州与莺莺再次相会。张生喜新厌旧的心态最终促使他借故前往长安应试，弃莺莺而去。一去不返的张生还假惺惺地写信寄物，安慰被他自己抛弃的莺莺。这时的莺莺虽已看清张生“始乱终弃”的真实意图，但仍对他抱着回心转意的幻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既有哀怨的哭诉，也有深情的劝说。但张生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将这封情真意切的来信告示他的朋友，企求对自己的支持，并以“尤物”、“妖孽”为由，表明了自己的“忍情”态度。莺莺重修旧好的希望终成泡影，不得不“委身于人”。半年之后，张生路经崔氏所居，以外兄的身份求见莺莺。这时的崔氏已不再对张生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决然地拒绝了张生的一再求见，并用两首诗向张生、也是向世人揭露了张生的伪善欺诈，倾诉了自己的不幸与不平。
　　在元稹的笔下，莺莺是一个“贞慎自保”、“不可以非语犯之”的女性。当郑氏为答谢张生而命莺莺出拜时，崔氏推三阻四，“辞疾”，不肯从命。最后迫于母命，才勉强出见：“久之，乃至。”又“常服睟容，不加新饰”。说明崔氏久而不至，不是在打扮自己，而是在推诿，希望躲过这一次见面；或者说在拖延，尽量缩短会面的时间。及见张生，又“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完全是一副被迫应命的样子。张生“问其年纪”，不见回答。酒席之间，“张生稍以词导之”，而莺莺再次“不对”。可见崔氏性格稳重，绝非张生所诬蔑的“尤物”和“妖孽”。
　　莺莺又是一位巧于应变的女性。崔氏面对张生“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的“非礼之动”，出于青年女子的本能，自然要保护自己的贞操。但崔氏也意识到，这位张生是她全家的救命恩人，母亲明示不必“远嫌”的兄长，非同一般向自己求爱的男子。莺莺既要保护自己，又不能伤害张生的感情；她既不能张扬其事，但又不能听任事态的发展。但她在这样复杂而难于处理的矛盾面前，善于应对，巧于处理：她以含而不露的《明月三五夜》诗召请张生，又以明确无疑的言辞，指出张生“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的不道德行为。继以坦诚的胸怀，向张生表明自己的为难之处：“诚欲寝其词，则保人之奸，不义。明之于母，则背人之惠，不祥。将寄于婢仆，又惧不得发其真诚。是用托短章，愿自陈启。犹惧兄之见难，是用鄙靡之词，以求必至。”张生听了这一番义正词严的劝说，“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于是绝望”。
　　莺莺也是多情善感的女性。她虽然大数张生之过，但其内心还是不平静的。既感到自己向张生表明了态度，卸去了心头的重压而高兴；同时也感到：如此对待恩人张生，是否有点过分？张生能否经受得住这个挫折？这种矛盾、后悔的心情，是促成其“自荐枕席”的原因之一。同时，莺莺时年十七，正是情窦初开的年华，而又内秉“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的品性。她面对扶危济困而又年轻貌美的张生，产生了寄托终身之想。男欢女爱，本是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的正当情欲。如果不是张生后来背信弃义的作为而这崔氏当时是无法预料的眼下的张生确是值得莺莺寄托终身的男性。崔氏正是在这样复杂情感的支配下，主动向张生奉献爱情，既为治愈张生的相思之疾，以报答他的救护之恩，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寻求自己的爱情归宿。
　　莺莺是才气横溢的女性。她的《明月三五夜》诗连题目在内，仅二十五字，但却给人一种清新、柔情的美感。“自从”诗娓娓道出被弃的凄惨之况。“弃置”诗将张生唐代社会里的“氓”的嘴脸揭露无遗。而更令人钦佩的是崔氏写给张生的回信：她以饱含真情的文字，回忆她与他那终身难忘的西厢幽会，倾诉那抱恨终生的分离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悠悠情思。字里行间，悲与喜并存，爱与怨相间。对张生既有委婉的责备，但仍痴心地寄托着重修旧好的希望。这封情文并茂、沁人心脾、动人心弦的长信，把她永远难忘但又不堪回首的往事像涓涓细流般地汩汩而出，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向读者诉说自己的苦闷与惆怅。这封在唐代传奇中极为罕见的长信，充分展示了莺莺的聪明才智。
　　张生不仅抛弃了无辜的莺莺，而且还把“妖孽”、“尤物”之类的罪名强加到她的头上。对此，她不平、企求，她怨愤、抗争。这在她与张生最后分别时的赠言里，在写给张生的回信上，特别是最后那两首“自从消瘦减容光”、“弃置今何道”诗中，都明显地表露了这种情绪。尤其在张生“求以外兄见”之时，崔氏的反应十分强烈：“终不为出。”一个“终”字，说明张生的求见肯定是再三再四的，而莺莺的拒不出见，肯定也是坚持到最后的。但企求与不平，怨愤与抗争，都无法改变她的命运。在唐代的社会条件下，她只能被迫接受被遗弃的结局，成为生活悲剧的主角，带着不尽的屈辱与无限的悔恨，向人生的终点走去。
　　莺莺有她的美德，也有她的弱点。她的弱点就是对信誓旦旦的张生缺乏应有的警觉，太善良也太重感情，以至误入爱河而不能自拔，陷进张生的圈套而无法自救。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女性人物画廊里，崔莺莺与霍小玉、杜十娘、林黛玉、窦娥、王昭君、李慧娘、李香君、白娘子一样，以其特有的色彩，塑造了中国古代妇女的群像，赢得了千年以来读者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