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避难尼姑庵时法名慧圆，是明末凌濛初的白话短篇小说《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中的女主人公。小说见于《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七卷，该书刊刻于明末崇祯元年（1628）。小说托称是叙元末至正年间事，但如作者所说，这不过是他偶尔掇拾古时一二奇事，“演而成说”，借以抒泄自己胸中的“磊块”（《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也就是说，王氏这一艺术形象，是明末乱世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作者所讴歌的胜似须眉的年轻女子的典范。 王氏，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县）人，嫁与仕宦子弟崔英（字俊臣）为妻。她“少年美貌，读书识字，写染皆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入空门后，能在短期中精识佛典；写诗填词，则又无所不能。她“心性贞淑”，“宽和柔顺”，性格内向，是一位温柔敦厚的大家闺秀。而她的丈夫家道殷实，又是个聪明才子，“写字作画，工绝一时”，又善体贴人意，因此青春夫妻琴瑟和谐，郎才女貌，“一双两好，无不厮称，恩爱异常”。封建文人欣赏女性之美，多是注目外貌，写其妖娆；作者则独具只眼，表其内才，重在人性之美的塑造。王氏形象之所以成功而有特点，就在于作者化无形的操守节气，为有形的爱情故事，以纯乎白描的细腻笔触，把握典型细节的描绘，按照生活的样子，自然道来，从而把王氏的性格、感情和心理变化，浮雕般地在读者面前展现。 中国古典小说，注重故事情节，《拍案惊奇》之“奇”，小说题目中“巧会芙蓉屏”之“巧”，正是本篇小说促使人物性格发展的脉络与关键。“奇巧”云者，带有误会巧合和偶然性的味道；但“无巧不成书”，偶然之“奇巧”，又形象地反映出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真实和生活必然。王氏艺术形象的塑造，正是通过她那与诗词字画奇巧结合的爱情生活的悲欢离合故事，跌宕起伏，扣击心弦，巧妙实现。在波翻浪涌的现实生活中，王氏的性格与精神面貌，也经历了一个运动变化的发展过程。她先前生活平静，有一个温馨的家，但美好的生活小天地，却是被封建社会的乱世环境所包围，当时官吏腐败，盗匪横行，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这是个吃人的社会，已张开了血盆大口，魔影已一步一步地迎面逼来。但王氏这对年轻夫妻沉浸在幸福中而未察觉。作者的高明之处，正是用美好生活来作为丑陋现实的陪衬，以形成强烈的对比，并把女主人公，推到刀光血海的社会漩涡之中，让她失却依靠，去搏击，去奋斗，终于从一个柔弱女子，成为一个世人传诵的柔中有刚的青年女子的典型。 王氏的丈夫补浙江永嘉县尉，携带家小行李，租船赴任，一路春风得意。没想到雇的是一艘贼船。七月的一天，船到苏州，船家要求“移船到清凉些的所在泊去”，王氏胆小，曾向丈夫提出疑问：“不知晚间谨慎否？”丈夫以为苏州是大地方，无甚妨碍，这就生出大祸来了。船家把船停在芦苇荡中，提刀进舱，杀人劫货。这时王氏也自害怕，曾与丈夫一道“磕头求饶”。但船家残酷地杀其全家，把崔俊臣抛之江中，单只留下王氏，准备一个月后与其儿子做媳妇。这使王氏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封建社会，失去了丈夫，也就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又怕强人侮辱，所以王氏准备“也拼一死”，这是出于无奈。但听说是月余后再成亲，又暗自思量：“且到日后再处。”她假意应承，巧与周旋，“凡是船家教她做些什么，她千依百顺”，真像媳妇伏侍公公一样。一个弱女子，身陷贼窟，当然只能智斗，不可力取，这已显露其机敏与智慧。热爱丈夫，誓报夫仇，伸张正义，这一坚强信念，支撑她顽强地活了下来。她忍辱负重，耐心等待，机会终于来了。八月中秋晚上，她灌醉众贼，逃离贼船。环境的沉重压迫，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女人的自我意识。女人也是人，也有做人的权利。她从柔弱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开始变得坚强了起来。痛苦的生活折磨，也使她那单纯的思想性格变得复杂起来。她逃到庵院前，为逃避追杀而急于叩门，但手刚伸出又缩了回来，心里嘀咕：“这里头不知是男僧女僧？万一敲开门来，是男僧，撞着不学好的，非礼相犯，不是才脱天网，又罹地网？且不可造次。”天亮进入尼姑庵后，院主相问，“王氏对着生人，未知好歹，不敢把真话说出来”，因此随机应变，编了一套话来“哄”人。表面看来似是心计狡狯，实是生活所迫，在情况不明时不得不对险恶环境多加防范，因此表现出瞻前顾后的矛盾心态。这是王氏性格由柔趋刚的自然发展，是她增加与黑暗社会抗争力量、日趋成熟的表现。 削发出家以后，作为女人，她的善良、温柔、宽和的本性得到了延伸和体现。她知识事体，待人真诚，满庵大小尼姑，无不敬重，“没一个不替她相好”。但她并不安于现状。她时刻不忘伸张正义的复仇信念。她每天焚香礼佛，“密诉心事”，从不间断。在柔弱女子的心中，已有钢铁般的信念在升起，在激荡。在混乱而危险的处境中，她经受了考验，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一旦时机到来，她又立刻抓牢不放。一日，她在佛院中看到香客施舍的芙蓉画，正是丈夫亲手所画，立即穷根究底，直到真相大白，查明仇家。此时此刻，女主人公那复杂的矛盾心态细微如画：“王氏看见物在人亡，心内暗暗悲伤，又晓得强盗踪迹，已有影响，只可惜是个女身，又已做了出家人，一时无处伸理，记在心中再看机会。”于是提笔在芙蓉屏上题了一首曲诉冤情的《临江仙》词。众尼以为她是卖弄文墨，实际她想的是：“遇着有心人玩着词句，究问根由，未必不查出踪迹来！”处处有心布置，闪烁着智慧之光。后来，退休官绅高公果然凭借画上的题词为破案的突破口，从而促使生机活转，夫妻重圆。篇末作者题诗云：“画笔词锋能巧合，相逢犹自墨痕香。”说的正是这件“巧”事。事虽巧合，实是水到渠成，极其自然，王氏的深谋远虑，令人叹服。王氏因高公夫妻怜爱而入高宅，但是复仇信念不减，她首先要求的不是生活安排，而是明冤雪仇，“以下报亡夫”。其实当时崔俊臣也同在高家教书，高公因其夫妻失散多时，不知“两人心事如何”，因此屡加考验。高夫人要求王氏留发以待，她回答说：“重整云鬓，再施铅粉，丈夫已亡，有何心绪？”说得毅然决然。其中当然摆脱不了封建的“贞节”观，但却具有了新内容。因为王氏的忠贞于爱情与诚挚的思念，是建立在对于丈夫真正了解与相爱的基础上。高公考验崔俊臣而劝他另娶，崔说：“糟糠之妻、同居贫贱”，虽遭难而存亡未卜，还指望来日搜寻以“伉俪重偕”，感情真挚。他并不考虑妻子陷贼后是否“失节”，因为他也了解王氏，二人真正相爱。平时二人心心相印可知。于此可见，王氏的“贞节”与一般的封建礼教所要求的“贞节”观已有变化，它是建立企望在男女平等相爱的基础上的，女人已开始作为真正的人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这里，随着明末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市民意识已影响了作者，最后完成了王氏人性之美的思想升华。凌濛初笔下的妇女形象很多，褒贬不一，对王氏则全面肯定。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中，歌颂青年女子的爱情与力量，这对封建礼教不啻是一种无形的挑战。因而王氏艺术形象的成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