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郎全集》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袁中郎全集》，24卷，明袁宏道诗文集。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亦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石头道人。明代文学家。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宏道少年即能文，结文社于公安城南，自为社长。21岁举于乡，25岁成进士，先后两次出仕，曾官吴县知县、顺天府学教授、国子助教、礼部主事，乞假归；复职后，又调任吏部主事，升员外郎，终以郎中归里，只活了43岁。
　　袁宏道一生著述甚勤，其创作诗文大部手自编集，自印或友人刻印分赠师友；其自印书现已不存。今天能见到的明代刻本有：吴郡袁叔度书种堂万历刊本7种，即《敝箧集》2卷，《锦帆集》4卷（附《去吴七牍》）、《解脱集》4卷，《瓶花斋集》10卷，《广庄》1卷，《瓶史》1卷，《潇碧堂集》20卷，总称“袁中郎七种”，袁中道称为“精而不备”之本。绣水周应麟校刊《袁中郎十集》，万历年间刻，计收《广庄》1卷、《敝箧集》2卷、《破研斋集》3卷、《广陵集》1卷、《桃源咏》1卷、《华嵩游草》2卷、《瓶史》1卷、《觞政》1卷、《狂言》2卷、《狂言别集》2卷；此中收入袁中道曾指出的坊间赝品《狂言》2种，为不精之本。何伟然编《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24卷，万历四十五年大业堂刻，诗文分体合编；清同治间有袁宪健、袁照复刻本。袁中道编《袁中郎先生全集》23卷，分体合编，万历四十七年刻，为现存最可信之本。《袁中郎未刻遗稿》2卷，为《三袁先生集》之一，万历、天启间刊。陆之选编《新刻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40卷，崇祯二年佩兰居刊，分体合编。所收篇目最全，也最流行。另外，《明史艺文志》著录《袁宏道诗文集》为50卷，未见此本。宏道尚有多种佛学著述，《宋镜摄录》（今不存）、《西方合论》10卷（今存顺治四年周之夔刊本、八年释智旭评本，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即收进周氏刊本）等，还有《公安县志》30卷（今不存）。《四库全书》仅收录《觞政》和《瓶花斋杂录》2种。明末、清初人多种选集中亦收有宏道部分诗文。三十年代上海多家书店重刊袁宏道诗文集，时代图书公司排印标点本《袁中郎全集》6册为最重要。今人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3册，就各本作了文字校勘，重编为55卷，并附有关研究资料3卷，可称完备。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袁宏道是晚明新起的“公安派”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在诗文创作和理论上都有过一定贡献和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他自己的位置。“公安派”，即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所谓公安三袁，是这一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故以他们的出生地里命名。明代文学，从馆阁体的衰落以来，近百年中先后“七子”，即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前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的“后七子”，都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文学。万历初年，虽有归有光、徐渭、汤显祖等人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而不足以动摇拟古文学的地位。袁宗道著《论文》，抨击了这种“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打响了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枪。袁宏道继起，以他的雄伟力量，大刀阔斧地讨伐拟古文学，提出了新文学的纲领。第一，反对模拟古人，认为拟古文学没有生命力，说是“强为大声壮语，千篇一律”，“今之文不传矣”。斥责拟古文人是“粪里嚼查，顺口接屁”，没有出息，而应该是“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他把当时的文坛偶像王世贞斥为“钝贼”，予以推倒，推崇徐渭为“我朝第一诗人”，因为他“尽翻窠臼，自出手眼”。他论证了“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趣，各穷其变”，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第二，提出了“独抒性灵”的新文学主张。这也是反模拟文学的必然结论。他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见《叙小修诗》）。写自己的真性情、真面貌，才有价值，“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面貌乎？”（见《丘长孺》）第三，推崇民间文学，向民间学习为求真之一途。他认为当时民间流行的俚曲俗歌，“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叙小修诗》）。他自己作诗，就“以《打草竿》、《劈破玉》为诗”，“宁今宁俗”，走出一条自己的创作道路。这些以表现自己的真情为目的的文学思想，多少受了李贽《童心说》的影响，但更系统，更有力，更有针对性，更加理论化，起到了摧枯拉朽的廓清作用。钱谦益的如下评论是正确的：“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谈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昌言排击，大放厥辞。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
　　袁宏道生前自己编定的集子有十数种，未编遗稿有两卷；编集中《广庄》为学术性专著，《瓶史》、《觞政》、《墨畦》为清玩小品专著，大体都可归入学术性类散文，文笔灵活清新；其余均为诗文结集。诗歌创作有各体诗1700余首，数量不算少，其诗总的特点是直抒胸臆，清新健美，流畅通达，气盛词富，时有佳作，不乏清辞丽句；少数诗也涉及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宏道是明确地主张文学表现自我的古代作家，以佛学对抗儒学，诗文中大谈性命，以诗文为寄托，以山水为寄托，有意避开重大题材，不妨多谈身边琐事，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自己，作品缺乏重大内容，是其短处。明诗在唐人宋人之后，情和理已为前人占尽优势，难以有大发展，大成就，袁宏道也不能例外，虽然作过多种尝试和努力，希望独辟蹊径，开拓出新境界，诗歌创作却没有达到新的高峰。明代文学突出超过前人的是小说和戏剧，这在当时是非正宗文学，而袁宏道倒是意识到了的，他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说过“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的话；又称赞当时刚刚传抄流行的《金瓶梅》为奇书，讽刺艺术远胜于枚乘《七发》；又为汤显祖的四大传奇剧本《牡丹亭》等刊刻流布，称为《柳浪馆评刊四梦》（柳浪馆为袁氏别业名）。至于袁宏道的散文创作成就，一般论者都是肯定的，达到了新的高峰。他的散文作品，清新流美，条理畅达，挥洒自如，庄谐并出，极富特色，个性鲜明，因而卓然成家。散文中游记、尺牍，均为古典散文中的精品，妙语连篇，趣味盎然，引人入胜。宏道散文重视“趣”，说过：“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叙陈正甫会心集》）因此，他的游记不同于郦道元和柳宗元，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作者自己的情和趣；同时他又是写景的好手，刻画细腻，真切动人。游记文90余篇，文笔优美，都是佳作，如《满井游记》、《虎丘》、《晚游六桥待月记》、《观第五泄记》等，韵味深远，略无斧凿之痕，历来脍人口。尺牍280余篇，除少数应酬之作外，是他发抒情志和议论的一种重要载体，数十字的短札也能写得神气活现，如《江进之》：“序文佳甚。锦帆若无西施当不名，若无中郎当不重；若无文通之笔，则中郎又安得与西施千载为配，并垂不朽哉！一笑。”千字长文则发挥得淋漓酣畅，如《张幼于》。各类随笔杂文200余篇，题材多样，融知识与趣味于一体，如《畜促织》、《斗蛛》等篇，不单记述了一时风尚，也写得饶有意趣。袁宏道重视博物小识文章的创作，《觞政》是饮酒文化的第一本专著，《瓶史》是插花艺术的专著，流传入日本，给日本插花艺术以影响。人物传记也有佳作，《徐文长传》和《醉叟传》、《拙效传》，都写得精彩传神，优美耐读。
　　袁宏道的文学生涯，以他为代表的公安派文学运动，曾给明末清初的文坛带来一阵清新之风。衍生出“竟陵派”，以幽深孤峭的文风别开一面。从王思任、张岱、金圣叹到袁枚，都可以看到公安、竟陵文学的影响。清乾隆朝，复古文学再占优势，公安三袁一体受到压制，文集受禁，流传不广。《明史艺文志》袁宏道传攻击他“主性录，尚妙悟”为浅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公安派不根于学问，其意相同。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末尾谈到他的儿子纪汝佶作文章“遂误从公安、竟陵两派入”，是不走正道。也正是四库馆臣的门户之见，把袁宏道诗《宋帝六陵》和尺牍《答蹇督抚》中骂蒙古人的话视为“悖谬语”，将三袁文集列为禁书，真是莫须有的罪名。现代的读者不妨将袁宏道文集和桐城派文章对看，袁集中是一个活泼泼的袁中郎其人，而桐城文家则鲜能予人以强烈印象，哪怕后者的文章更老练、更有章法，却显得土头灰脸。郁达夫在《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中说：“世风尽可以改易，好尚也可以移变，然而人的性灵，却始终是不能泯灭的。袁中郎的诗文，虽在现代，还有翻印的价值者，理由就在这里。”袁宏道尽管有其弱点，仍不失为明代一位杰出的文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