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会记编鉴》原文及鉴赏

　　【梁州新郎】（生）上从战国，下终五代，那些前史呵，充栋汗牛无漏。看废兴多矣，只是非几笔常留？喜馆阁秘书可据，旁讨博采，敢惮编摹久。贤奸面目也，似雕锼，一部书成万鬼愁。（合）褒贬定，真伪究，谁流芳者谁遗臭。寓惩劝，毋疵谬。（恕）请问老先生，汉唐两朝，规模弘远。英君谊辟，累洽重熙。其间治乱兴亡，只在君子小人消长之机。那些英君谊辟，为何辨不出君子小人来？
　　【前腔】车书万国，纲维九有，因甚把身危国覆？天归神器，八埏谁
　　撼金瓯？多为正人窜逐，宵小骄扬，剥削苍黎瘦。履霜有渐也，欠绸缪，怎不阴雨先深桑土谋？（生）先生极说得是。这辨别君子小人，好不难也。（众长叹介）（合前）（范）君子受小人之祸。自古皆然。最烈莫如东汉党锢。而史家多归咎君子过于激烈。所以明道先生也说，今日新法，皆我辈激成。
　　【前腔】论党锢，诛窜增愁。叹水火，清流任咎。恨贪夫软媚，脂韦同柔。只为一身富贵，固位求容，篡逆都成就。那君子呵，林泉遁迹也信优游。小人呵，蚁附蝇营昏夜求。（合前）（攽）小人附小人，不足怪也。就如柳子厚、刘梦得，本是君子路上的人，党附王伾、王叔文，身名俱败，什么意思？（生）只为功名心急，脚跟立不定也。（刘）
　　【前腔】刘柳辈，文苑罕俦。遭党祸，荒投瘴走。叹飘蓬踪迹，刺连刺柳。（生）古今君子虽多被祸，然亦无不败之小人。纳之罟获陷井，尚不知避，岂不可哀？到今日我辈笔削之时，君子落得便宜些了。（众大笑介）正是。（刘）休说东门牵犬，便是田窦金张宾客谁家有？了然明白也到今休。那君子呵，千载高名一卷留。（合前）
　　【节节高】（合）鸿文次第修，仿《春秋》，一褒一贬千年又。笺纹绣，墨渖沉浮，笔花簇。残编断简消清昼，凡例画一相授受。待取三百五十四卷成，缥囊什袭金函奏。（刘）晚生辈别了罢。从此焚膏继晷，合力编述可也。（生）正要如此。（众看生草稿介）呀，老先生草稿，一笔不苟。
　　【尾声】八分小篆追蝌蚪，展霜毫，蝇头不苟。（生）也只当笔谏回天备一筹。
　　《耆英会记》是以司马光的事迹为题材的传奇作品。作者依据北宋史实，略加增饰，写宋神宗用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司马光等一大批反对变法的朝臣受到排挤和打击。原宰相富弼被罢免，欧阳修告老致仕，文彦博被调往西北边关，苏轼贬官为杭州太守。司马光被神宗恩准退居洛阳，他在洛阳城北建造独乐园，邀集著名文士刘恕、刘攽、范祖禹一同纂修《资治通鉴》，又和诸位文士结耆英会，诗酒唱和。后来王安石被罢官，新法废除，司马光回朝拜相，曾受排挤与打击的旧党官员又被起用。这里所选《编鉴》一出，是写司马光和文士刘恕等一同纂修《资治通鉴》的一场戏。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是司马光对于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反映司马光事迹的戏曲作品，明代有桑绍良的杂剧《独乐园司马入相》，其中也写了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的情节，但较简略，而乔莱的《耆英会记》所写纂修《通鉴》的情节则较详尽。这一出开始时，司马光上场唱【步蟾宫】一曲，自述他罢官后闲居于洛水之滨，蒙圣恩优宠，准许他自行选用僚属，一同纂修《资治通鉴》。于是他就挑选了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和他一同从事这项工作。刘、范三人应邀来到司马光住处，商议修史一事，相见礼毕，司马光说起请他们担当分纂的工作的意思。三人谦让说才疏学浅，只可做些校对工作，至于全书的宗旨、凡例、构架等，还要请司马光全力主持，他们衷心服从，听候差遣。以下的几支曲子，便是司马光和文士们关于《资治通鉴》的内容与体例的议论。
　　【梁州新郎】一曲是司马光所唱。他说起上起战国、下迄五代这一千多年间，已有的史书汗牛充栋，资料非常丰富，但是，那些史书中所记史实常见真伪混杂，褒贬失当。因此，需要重新编定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对已有史实订伪纠谬，对历史事件详叙慎评，务求讽谏得体，劝惩分明。听罢司马光的这番话，刘恕发问探究历代兴亡之理，认为君子小人是否得志往往起着关键作用，他因此而问道，当那些圣明之君在位时，为什么对君子与小人竟然不能够明确分辨出来呢？他接唱的一曲
　　【梁州新郎】，曲词表述了他的这个疑问。他从历代典籍中看到，有些朝代国势倾覆、社会动乱，根源在于正人君子被排斥和奸邪小人受重用，既然人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不能够未雨绸缪，早作防备，使君子不至于失位，小人不至于得志呢？针对这个问题，司马光指出，能够早作防备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要分辨出君子和小人却是很困难的。因为小人得志时，常常大奸似忠，而君子爱到谗言毁伤时，世人难明其不污。他举唐代奸相卢杞为例，卢杞当政时残害忠良，倒行逆施，却以一副忠君的面貌出现，直到他势败倒台时，唐德宗还说并不觉得他是奸臣。而像卢杞这样的小人，历代并不少，说起来实在令人叹息。
　　关于君子小人的话题，引起了范祖禹的一番感慨。他从东汉的党锢之祸，联想到当前的王安石变法。他接唱一曲【梁州新郎】，指出东汉党锢之祸时，忠良之臣或被诛杀，或遭贬谪，君子和小人在朝廷之上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司马光赞同他的看法，进一步指出，如果身为朝廷大臣而在奸邪小人得志时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像汉代的孔光、张禹那样，是不能称为君子的。范祖禹肯定了司马光的高论，又在唱词中指出，有些朝臣在奸邪小人面前软弱退让，委曲求全，甚至贪图富贵，同流合污，使奸邪小臣的篡逆阴谋得逞，那真是千秋罪人了。司马光接着插言，引用郑国公富弼的话说，君子与小人同朝共事，常常是君子不能胜过小人。君子不能取胜时就奉身而退，乐道自守，无忧无闷，而小人不能取胜时，必然会结党营私，诬蔑构陷，逞凶肆虐，无所不用其极；这样，国家也就不能不危、天下也就不能不乱了。范祖禹对司马光的议论非常佩服，又接唱道，君子即使遭谗被贬，遁迹林下，也能随遇而安，悠游度日，而小人无论何时总是蚁附蝇聚，钻营不止，二者自有本质的不同。这段议论，把对于历史上君子小人的评判，同他们本身现实的处境联系起来。自谓他们是君子一流，而推行新法的王安石、吕惠卿等是小人之辈，他们在朝廷上不能为小人所容，退居洛阳正如古代那些退居林下的君子一样。
　　这时，刘攽举唐代柳宗元、刘禹锡二人为例向司马光发问，说柳、刘本是君子一流人物，为什么却投靠王伾、王叔文那样的小人之辈，以至于身败名裂呢？司马光以他们的功名之心太急切而不能站稳脚跟来作回答。刘攽接唱一曲【梁州新郎】，对柳宗元、刘禹锡进行评议，认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苑巨匠、诗坛高才，却陷身到当时的党祸之争当中，结果被贬官到南国蛮荒之地，分别为柳州、连州刺史，如今说起来令人感叹不已。司马光接着说的一段话甚有深意，他认为君子虽然常受打击而得祸，但小人也并非永远不败。而且，小人们常常以害人始，以害己终，到头来落得更可悲的下场。如今我们文人纂修史籍，对君子小人自有公论。君子们虽然生平坎坷，最终却能在后世得到正确评价而彪炳于史册。这番话引起刘、范三人一致赞同。刘攽又接唱道，古代有些人一时声名显赫，位极人臣，但却倒行逆施，伤天害理，结果都不得善终。如李斯辅佐秦皇灭掉六国，最后却被赵高诛杀三族，思出东门牵黄犬而不可得；汉代田蚡、窦婴皆为皇亲并位至丞相，最后田蚡死于怪病而窦婴坐罪弃市，他们的富贵荣华都不过是一场春梦。惟有那正人君子在史册中留下千载高名，永远受到后世人们的追念和敬仰。
　　司马光和三位文士谈古论今，更觉志同道合，他们合唱【节节高】一曲，表达了对于纂修《资治通鉴》这项工作的一致认识。他们决心效法当年孔子编纂《春秋》的榜样，在修史中寓以褒贬，使后世君子由此获取借鉴而使乱臣贼子有所戒惧。他们自谓从这天起，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这项工作中，按照统一的体例和规划进行撰写，待到全书完成之后呈奏给皇上，以此表达他们对大宋朝的一片忠心。刘、范三人正要告别时，他们看到了司马光已经写出的一部分草稿，那书稿抄写得工工正正，一笔不苟，于是对司马光的认真态度表示非常佩服。【尾声】一曲为四人轮唱。前二句是刘、范三人合唱，他们赞扬司马光手抄的书稿都是八分小篆或蝇头小楷，为他们提供了样板。末一句是司马光所唱，他自谓之所以这样认真，是要把这一部史书作为向宋朝皇帝上的一道谏章，希望能使皇上通过历史而明辨忠良和奸佞，区分君子和小人，从而对大宋朝的政治有所裨益。统观全出内容，作者虽然写的是纂修史书的事件，却与全剧情节密切相关，修史的宗旨和预期的目的都和当时的朝政及司马光的经历连在一起，因此这一出在全剧中对于贯穿剧情和塑造司马光这一人物形象都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