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治学篇》原文、翻译及解析

　　治学篇
　　明道必须精研文字
　　【原文】
　　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迮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八卦以着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
　　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相续、字与字相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切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代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问学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罝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百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利，心至苦，事至盛也！
　　仲尼既殁，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杰之士，或有识解撰着，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唯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
　　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着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枉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
　　《给刘蓉》道光二十三年
　　【译文】
　　听说京师有致力于古文与诗的人，就此事而仔细察访，原来说的是桐城姚鼐郎中的着作。他的言论确实有值得称赞之处，于是将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方苞的作品拿来用心研读，其他六朝以来善于写诗的，以及李白、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也都取来精心研读并探求他们的宗旨，然后悟出了古代懂得道理的人，没有对文字不明了的。会写文章而不懂得道理的，或许有，可是怎么会有懂道理而不会写文章的人呢？
　　古代的圣贤观天地的纹理以及鸟兽飞走的痕迹，而制作书契，于是便有了笔画。笔画与笔画相交错而成为文字，文字与文字相连续而成为句子，句子与句子相连缀而成为篇章。口头上所不能表达的，文字能够婉转传达，因此文字能够代替口头而留传千百代。伏羲心里深知处理天地人之间的法则，而又画出八卦来表述。文王、周公担心后人不能明白，于是用文字来彰明它，孔子又作《十翼》、编《六经》来阐述它，于是散列于万事万物中的大道理，也便尽可能地显现在文字中了。
　　圣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立身行事都与万事万物相联系而又与大道相符合，他的文字可以教导后世。我们读书人之所以能够学习圣贤，也是靠着文字来考查古代圣贤的作为，来研究他的用心之所在。既然这样，那么这些句与句、字与字相连续的篇章，古代圣人的精神、言语、笑貌，就都寄寓在此了。倘若差之毫厘，便会谬以千里。词气的缓急，韵味的厚薄，做文章的人稍一不慎，那么面貌就会立即变化，读书的人稍一不慎，那么对于文中之意就会鲁莽无知。故而我恳切地说，今日想要明了先王之道，不能不以精研文字为首要任务。
　　三代昌盛之时，圣君贤相融洽相承，道德中的精华深深地浸于骨髓，而寻求学问的风气则直达小巷里弄，所以当时即使是捕捉兔子的山野之人，行走汉水北岸的女子，都能饱含性情而娴熟吟咏，至于伊伊、有莘、周公、召公以及诸如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道德充沛，文章精妙，就更是不用说了。到了春秋时期，先王恩泽日渐衰竭，道德固然即将废止，文章也就随着危殆了，故而孔子看见麒麟被捕说我的学问将要走到穷途了，被匡人拘禁说文化将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使百代千世有不刊之道德戒律，用心极其艰苦，而事业则是极其盛大啊！
　　孔子死后，他的门徒四散分布，转而将各自学问传授下去，此后聪明杰出的人中有学识能着书立说的，大都是孔子学说的后人，他们文章的醇厚与驳杂，完全可以从他们对道的明了程度上来区别。对道明了尤其多的，文章也尤其醇厚，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次一点的，醇厚也差一点。对道明了少的，文章则驳杂，尤其少的，尤其驳杂。从荀子、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往下，他们的等次差别，大致可以数得出来。
　　那么明了道的多少是如何来区分的呢？回答是：深与博。从前，孔子注释《易经》来阐明天道，着述《春秋》来探求做人的道理，这就叫做深刻了！孔门学问有四科。子路懂得军事，冉求通晓富国方法，向柱史问礼，与鲁伶讨论乐，多种学说都知道他的源头，这就叫做广博了！深刻，则能钻研万事的细微端倪，广博，则能探究万物的原委而致用。后来那些对道的明了不如孔子的，在深刻上有差别，在广博上有差别。能够做到深刻而且广博，在文章写作上又不失古代圣贤情怀的，孟氏往下，只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醇厚正大，在很长时间里少有人相匹敌。许慎、郑玄也能深刻广博，但他们的解释字义字音的文章或许有些缺失而显得零碎；程颐、程颢、朱熹，也是深刻广博并能给人以启示，但他们的语言或许有些缺失而显得狭隘。其他比如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一类人，能够广博但不能深刻，这样他们的文章就流于支蔓，游酢、杨时、金履祥、许谦、薛季宣、胡宏一类人，能够深刻但不能广博，这样他们的文章就缺乏变化，比较单调。于是便有了汉学与宋学的区分，互相争辩，不是一朝一代的事情了。
　　我私下不自量力，想兼取二者的长处，既要做到对道的明了深刻广博，又在作文上达到毫无牵绊的地步，小小心愿，不曾想却成了一种奢求好比以蚊子的力量却想背起大山，又像盲人却想行进万里，也真是可笑啊！这是因为我往上看，仰慕《通书》、《正蒙》，其次则确实喜欢司马迁、韩愈的书，认为这二位先贤的确也是深刻广博而又很能看出古人作文的法则。现在的评论者不去探究二人的见识学问，动辄就说司马迁的书充满愤懑不平之气，韩愈的书傲岸且自以为是，而您或许没有深入考察，也赞同世人的这个说法，这好比看到《盘庚》《汤诰》的艰涩难懂而说《尚书》不值得阅读，读郑卫两国那些描写淫乱的诗歌而说整个《诗经》都应删去，这岂不是没有细细推究就以偏概全了吗？孟子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使大为荣耀也不增加，即使穷困独居也不减损。”我则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使读书破万卷也不增加，即使一字不识也不减损。从这个角度来看，君子离开书籍而谈论大道，反而使他身上兼备仁、义、忠、信。就天性来说，尧舜孔孟等人并非有余，愚夫愚妇也并非不够，本来就与文字无关。就书籍而谈论大道，则道好比人心所负载的理，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血气固然可以承受理，然而舍弃血气，那么性情又将以什么为依托呢？当今世上喜好雕虫小技的读书人，沉溺于声律绘藻的末节，而那些稍稍明了道的，又说读圣贤书应当在于明了其中的道理，不宜探究他的文字。这好比讨论看人应当看他的心所负载的道理，而不应当看他的言行举止及血气的末节，这话岂不很是荒谬吗？倘若知道舍弃血气则不可能见心中所求之理，就知道舍弃文字则不可能见圣人的大道了。
　　周濂溪说文以载道，而用虚车来讥讽世俗的读书人。虚车固然不行，而没有车还能行远吗？孔子孟子已经去世，而他们的学问流传至今，靠的是这种能远行的车。我们今天倘若有所见解而又想远行的计划，又怎能不早早准备坚固的车辆呢？因此我的浅陋心愿是，倘若对于大道有所见解的话，不仅仅只是见解，还要必须亲身去实践它；不仅仅要亲身实践它，还要务必求得用文字来留传后代。虽说也可能达不到，但志向就应该是这样的。对于诸子百家的着述，都依据他的文字来校验他的道理的多少，剖析他的细微而序列位置。对于汉学、宋学两家的争论，都不能偏袒一方来附和起哄，对于众多学者推崇道理而贬斥文字的言论，尤其不敢苟同追随。深知这种行为不合时宜，被有道君子所大为摒弃，但保持沉默而不言语，这种态度则是文过饰非，错上加错。
　　《给刘蓉》道光二十三年
　　小志大志均须坚守
　　【原文】
　　凡仆之所志，莫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给刘蓉》道光二十五年
　　【译文】
　　我的志向，大的方面是希望能够在天下施行仁义，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小的方面就是希望自身少犯错误，在妻与子的面前都能施行正道，立下行得通的言论来给宗族乡党以教导。这些希望如果能够实现，我将会以此来终我一生；这些希望如果不能实现，我也将会以此来终我一生。
　　《给刘蓉》道光二十五年
　　吴南屏真豪杰之士
　　【原文】
　　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生活，真吾乡豪杰之士也。而直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则贬之已甚。姚氏要为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其《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氏，稍涉私好，而大体固是有伦。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不刊之典也。国藩之为是叙，不过于伯宜处略闻功甫生平之言论风指而纵笔及之，非谓时流诸君子者，果足以名于世而垂于后，不特不和之，且私独薄之。南兄识得鄙意，曰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谓搔着痒处，固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也。
　　《给欧阳兆雄》咸丰六年
　　【译文】
　　南屏不愿意在桐城派各位君子的炉灶下讨生活，真是我乡的豪杰之士，但直接将姚鼐比为吕本中，就将他贬斥得太过分了。姚鼐的确是个善为言论的君子，知识才力薄弱，不足以抒发他的识见。他编撰的《古文辞类纂》一书，虽然选刘海峰稍微存有私好，但从整体来说，还是很有条理的。他的序跋类文章承继于《易系辞》，他的赋类文章模仿刘歆的《七略》，则是不刊之典。我为之写这篇叙，不过是在伯宜处略微听说功甫生前的言论志向而随笔谈到，并非是说当下的各位君子，果真就能闻名于世且传于后世，不只不附和他们，而且私下还格外鄙薄这些人。南屏兄知道我的鄙薄之意，说曾侍郎的心里是很不以为然。这话正所谓搔着痒处，正合心意，痛快之至啊！的确应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给欧阳兆雄》咸丰六年
　　同列并非就是同等
　　【原文】
　　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送人序，退之为之最多且善，然仆意，宇宙间乃不应有此一种文体。后世生日有寿序，迁官有贺序，上梁有序，字号有序，皆此体滥觞，至于不可究诘。昔年作《书归熙甫文集后》，曾持此论，讥世人不能纠正退之谬，而遂其波而拾其沈。
　　尊书以弟所作《欧阳生文集序》中，称引并世文家，妄将大名胪于诸君子之次，见谓不伦。李耳与韩非同传，诚为失当，然赞末一语曰：“而老子深远矣。”子长胸中，固非全无泾渭。今之属辞连类，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虽不可遽语于古之作者，尊兄比之吕居仁，则亦未为明允。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真伪，亦实有突过归、方之处，尊兄鄙其宗派之说，而并没其笃古之功，揆之事理，字可谓乎？
　　《给吴敏树》咸丰六年
　　【译文】
　　我曾经说过古文这种文体什么地方都可以用，只是不适合讲道理。赠送人的序文，韩愈写得最多而且很好，但我认为，宇宙间是不应该有这一种文体的。后世生日有寿序，升官有贺序，建房上梁有序，取字号有序，都是这种文体的泛滥，以至于后人无法深究追问。先前我写《书归熙甫文集后》，在文中曾经持有这个观点，批评世人不能纠正韩愈的错误，反而追随他们的波流，反而捡拾他们的沉渣。
　　您的信认为我所作的《欧阳生文集序》中列举当世的一些文学家，不妥当的将您的名字摆在这些人的行列中，没有道理。李耳与韩非同在一个传中记述，固然不当，但赞语末尾一句说：“然而老子的学说深远啊。”司马迁的心里，并非完全分不出清浊。今天在写到文章风格分类上，也是有视为同类可能性的，至于姚鼐即使不能说可与古代着述者相当，但您将他比为吕本中，那也不能算作公允。姚鼐对待刘大櫆不免有点儿偏私，但他考辨文章的源流，识别古书的真伪，在这点上确实有超过归有光、方苞的地方，您鄙弃姚鼐关于宗派的说法，而一并掩没他笃实研究古籍的功劳，从道理上说，您这话算是公平吗？
　　《给吴敏树》咸丰六年
　　扫荡旧习赤地新立
　　【原文】
　　自孔孟以后，唯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记》《思辨录》之属）；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致无可怡悦。辄妄施批点，极知无当高深之万一，然各有本师，未敢自诬其家法以从人也。
　　《给刘蓉》咸丰八年正月
　　【译文】
　　自从孔孟的书籍以后，只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在道理和文章上可以说得上都达到顶点。其次如韩愈的《原道》、曾巩的《学记》、朱熹的《大学序》，不过寥寥几篇而已。除此之外，就是在道理和文章上不得不分为两个方面。我的意思是，想要阐明义理，就应当效法《经说》《理窟》以及各种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记》《思辨录》等等）；想要学写文章，就应当将旧习彻底扫除干净，在一片赤地上重新立定规矩，将从前所操练的一概清除，就像丧失所有的东西一样，这样才会有另一番文章境界。方苞之所以不能参透古人的精微深奥所在，正是因为他在义理和文章两方面都要兼顾，以致没有令人怡悦的地方。我这是妄加批评指摘，深知不及高人的万分之一，只是各有自己所师从的人，不敢自己败坏家法而顺从他人。
　　《给刘蓉》咸丰八年正月
　　敬恒不足百无一成
　　【原文】
　　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故近于知交门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敬”字，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三语，最为切当。仆待人处事，向来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至于“有恒”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书与读书，须画然分为两事。看书宜多宜速，不速则不能看毕，是无恒也。读书宜精宜熟，而不能完，是亦无恒也。足下现阅八家文选，即须将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欧阳公之文，即将欧文抄读几遍，切不可将看与读混为一事，尤不可因看之无味，遂不看完，致蹈无恒之弊。
　　《给葛睾山》咸丰九年八月
　　【译文】
　　我这一生，因为不敬和无恒两件事，年纪将近五十，还是百无一成，自己深感惭愧悔恨。因此近年来对于知己朋友、门生徒弟以及亲戚的子弟，必定以这两点相告。“敬”字，唯有“无论是在人多人少的场合，还是在长辈或晚辈的面前，都不敢怠慢”，这三句话最为贴切。我待人处世，向来失之怠慢，如今老了，才开始改变以前的缺点，希望您趁早以此勉励自己。至于“有恒”二字，尤其不容易说得全面。大致说来，看书与读书，必须截然分为两码事。看书应多而快，不快就不能看完，这就是无恒。读书应精而熟，如果不能读完，这也是无恒。您现在阅读唐宋八大家文选，就必须将它全部看完。比如在书中最喜欢欧阳修的文章，就将欧阳修的文章抄录朗读几遍，切不可将看与读混为一码事，尤其不可以因为看着没有滋味，就不看完，以至于沾染无恒的毛病。
　　《给葛睾山》咸丰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