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处世篇》原文、翻译及解析

　　处世篇
　　择取笃实践履之士
　　【原文】
　　盖尝抉剔平生之病源，养痈藏瘤，百孔杂出，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辩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足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枉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时事孔棘，追究厉阶之生，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当痛惩而廓清之哉？岂预知今日之变，实能自我收之哉？不过以语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国藩以兹内省早岁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嘐嘐自许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霤，顷观先生为楹帖“道在存诚”云云，旨哉，其奄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诚而不自欺，则圣学王道又有他哉？
　　《给贺长龄》道光二十三年
　　【译文】
　　我曾经剖析平生毛病的根源，之所以养痈藏瘤，漏洞百出，最主要的是在不诚这点上。我私下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家之所以矗立，贤人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是秉持笃诚来做事。因此说：“诚，贯穿事物终始，不诚则无物。”如今的学者，说考据，则拿来作为辩论的武器；说经济，则据此作为博得名誉的工具。说的人不惭愧，相信的人还以此为贵，互相欺骗，不以为耻。至于像官场上的积习，则更加崇尚虚文，面对各种奸弊，施行的人不以为怪，了解的人不加指出，彼此互相涂抹掩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全都认同，稍有不同就会感到诧异。故而我每每私下发表枉论，说今日讲求治术，则不如考察名实之间是否相符；今日讲求学术，则不如择取笃实做事的人。事物穷尽则发生变化，挽救浮华必须依靠质朴，玩忽习气累积之后，必须用大力量来挽救，意图就在这里了！当今时事危迫，追究恶劣状况产生的原因，何尝不归罪于发难者，他们能说确实看到拯救天下的大计，应当痛加惩治并予以廓清吗？哪能就能预知今日的变故，确实可由我们自己来收拾呢？不过是以语言欺骗人，想先升入要职罢了。我以此来反省自己早年的所作所为，博览群书讲求众艺的努力，其中哪一点不是欺人之事？所做的那些高谈古今夸夸自许的，其中有哪一点不是欺人之谈？半夜想起，汗如水滴，刚才看先生所写的楹帖“道在存诚”等等，中肯啊，这些俨然君子的言论！果真心存诚意而不自欺，那么圣贤的人除了学习王政之道还有其他的吗？
　　《给贺长龄》道光二十三年
　　君子之看待施与报
　　【原文】
　　缓急之求，无贵贱贤否皆有之者也。求人而甘言谢之，夫人而能也；德于人而责报，亦夫人而能也。至知道者，有进焉，其受人赐，中心藏之，不以口舌云报也；其忠于谋人，过辄忘之。彼德我，吾安焉，彼不德我，吾安焉。徐以观其他，他行合义，友之如故，他行不义，而后绝之，终不相督责也，所谓“道济万物而不自居，施及后世而不矜不伐”，皆自于此。
　　《给王拯》道光二十四年
　　【译文】
　　遇到急事求人，这是无论尊贵与低贱、贤与不贤都有的事情。求过别人之后而好言感谢，这是普通人都能做的；有恩德于别人而要求回报的，这也是普通人都能想的。至于那些明道的人，则又有更进一步的表现。他受到别人的恩赐，心里记住，而不用言语来表示回报；他忠心给人办事，过去就将它忘掉。别人感谢他，他安然接受；别人不感谢他，他也安然接受。而后他慢慢地观察那个人，他的行为合乎道义，则以朋友相待如故；他的行为不合道义，则过后与之断绝友情，始终不去责备他。所说的“道济万物而不自居，施及后世而不矜不伐”，都源自这里。
　　《给王拯》道光二十四年
　　借朱子谈格物致知
　　【原文】
　　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东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而乱。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氲，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气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
　　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也；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兹其所以难也。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
　　朱子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未尽。此言吾心之故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究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凤凰鸱鸮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负之；鲧湮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与我相际之分殊也。
　　仁义之异施，即物而区之也。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与凡物了不相涉，而谓皆当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务决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义之分既明，则当毕吾好恶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说，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诚意工夫，则是任心之明，别无所谓实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于外之迹，而迹虽不仁不义，亦无损于心之明，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与，即物求道而已。
　　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则格焉者无已时，一息而不格，则仁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者，唯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竞之，乃其所以圣也。不如是，吾未见其圣也。自大贤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实不实，而贤否以次区焉。
　　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凡伦类之酬酢，庶务之磨砻，虽不克衷之于仁，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虽不克裁之于义，将必求所谓秩然者焉。日往月来，业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丛集，求付一物之当其分而不可得，盖陷溺者深矣。自维此身纵能穷万一之理，亦不过窥钻奇零，无由底于逢原之域，然终不敢弃此而他求捷径，谓灵心一觉，立地成圣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馁焉，不敢取彼说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
　　《给刘蓉》道光二十五年
　　【译文】
　　天地间的法则，没有对称则不成立，所以使天得以成立的法则是阴与阳，使地得以成立的法则是柔与刚，使人得以成立的法则是仁与义。乾坤如果毁坏就无法见到《易经》这本书，仁义如果不彰显，也就无所谓道德。《易传》上说，天地的温厚之气，起始于东北，而旺盛于东南，这是天地之间旺盛的道德之气，这是天地之间的仁气。天地之间的严凝之气，起始于东南，而旺盛于西北，这是天地之间的尊严之气，这是天地之间的义气。这两种气，从它后来的作用来说，因为仁是用来孕育万物，那么庆赏方面的事情就兴起了；因为义是用来匡正万物，那么刑罚方面的事情就兴起了。居中则安定，偏颇则混乱。从他初始的状态来说，太和之气弥漫于宇宙，息息不止，人也好，物也好，圣人也好，常人也好，最开始所得到的都是一样的。人得到它的全部，物得到它的部分，圣人不仅得到它的全部，而且他的气质又最清纯最纯厚，他的气性也丝毫没有牵累，于是所谓践行仁义，就是所说的尽性。推而广之所有人都是这样，推而广之所有物都是这样。这就叫做尽人性尽物性。普通人即使得到它的全部，但是因其气质和习气的拘谨，表现在庆赏方面不恰当则毁弃仁爱，表现在刑罚方面不恰当则毁弃道义。如果毁弃仁爱和道义日益猖獗，那么本性就会日益微弱，于是学问方面的事情就从此兴起了。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恢复本性罢了。学习的途径在哪里？格物诚意罢了。格物，则剖分仁义上的差别等级而加以详细分析；诚意，则是用仁义来衡量好恶是否恰当而加以大力促进。这就是此事困难的缘故。我的身体与万物的生长，在道理上本来就是同出一个源头，若是加以分析，就纷繁复杂而彼此不同了。亲爱自己的血亲与对待别人不同，仁爱百姓与对待事物不同，乡邻与同室者有不同，血亲上也有血缘远近的差别，贤良的人也有等级上的差别，或差一倍，或相差十倍百倍，或相差千倍万倍，就因为这样而不齐了。如果不知道区别而随意作为，在仁上过了头，就流为墨翟；在义上过了头，就流为杨朱。这些都生发于心中，而贻害于政事，它的极端都可以搅乱天下，不到导致野兽吃人不会停止。所以大凡格物上的事，做起来曲折复杂的地方，是在剖判它的不一致的区分上。
　　朱子说：“人心的灵明，在于有知。”这话说的是人对好恶的良知。又说“天下事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只是由于道理本身没有穷尽，故而知识也没有穷尽”。这话说的是我们的心所知有限，万事万物的区分是没有穷尽的，若不研究差别上的精细，则没有办法洞察最高的道理。如今王阳明的学派说致力于良知罢了，则是听任心的灵明，于是便可以将万事万物区分恰当，果真能够相信吗？帽子和鞋子穿在不同的位置上，凤凰和鸱鸮不住在同一处栖息，事物本身所具备的差别是很大的。瞽瞍杀人，皋陶将他抓起来，舜则背着他逃走；鲧没将洪水治理，舜对他处以极刑，禹则郊祭他。别人与我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
　　仁义的不同施予，就是因为物体的不同而区分。现在有人将穷究物体的道理视为支离破碎，认为我的心一旦虚悬就可认识到，与一切事物不想联系，而说我对事物的处置都恰当，又可能相信吗？朱子说：“知道用为善而去除恶，则应当实实在在地用力，务必坚决去除而要一定得到。”这话说在仁义上的区分既然已经明朗，我就应该抛弃好恶之心来行事。如今王阳明的学派说知就是行，格物就是诚意的工夫，则是只听任心的明朗，再没有所谓的付诸行动。心如果明朗了，就没有必要在乎外表上的行为，甚至行为上即使不仁不义，也无损于心的明朗，这是何等简捷而容易做到！听从这个学说而不去加以辨别，岂不是带领天下去走向佛教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学说，岂有别的，就是即物求道而已。
　　事物没有穷尽，那么差异就没有极限，研究就没有止境。一刻不研究，则在仁上就有不熟悉之处，在义上就有不精通之处。他们几个圣人，只是时时刻刻在研究事物，而又以喜好美色厌恶臭味的态度来做到底，于是才成为圣人。如果不是这样，我没有见到他们的圣贤之处。从大贤往下，知识上有精与粗，行为上有实与不实，而贤与不贤则以次第区分。
　　我无能，也想勉强从事此事。凡是常人中的应酬，日常琐事的麻烦，即使不能以仁来折中，也将一定求得神情蔼然；即使不能用义来裁决，也将一定求得秩序井然。日往月来，学业不加修行，言行随意，悔怨交集，求得恰当处置一物而不可能，大概这是因为陷入太深的缘故。自认此身纵使能够穷究万分之一的道理，也不过是窥探得一点零头，没有办法到达左右逢源的境地，然后始终不敢丢弃此途而另辟捷径，说什么灵心一旦觉悟便可立地成佛。我是一个极其愚笨的人，甘心情愿守住愚笨罢了。智慧有不能照应的地方，行为有不能满足的地方，故而心里常常自馁，不敢将异端学说加以廓清而力排其非。愚笨的人大多柔弱，从道理上说有它的必然。
　　《给刘蓉》道光二十五年
　　生平最为重视友谊
　　【原文】
　　仆寡昧之资，不自振厉，恒资辅车以自强，故生平于友谊兢兢焉。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来天下之善，故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苟其有裨于吾，未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谠言诤论陈于前者，即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之情也。昨秋与二陈兄弟相见，论辩之间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为实今日豪杰之士。所见虽不尽衷于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学所及；持论虽不必矩于醇，而其所讥切实，足以匡吾之不逮。至于性情气诣之相感，又别有微契焉。别后独时时念之，以为如斯人实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门户之见参之也。盖平日区区所以自励，而差堪自信者如此。
　　《给欧阳勋》道光二十七年
　　【译文】
　　我是德寡智愚的资质，不能自我振奋勉励，常常想有所借助而达到自强不息，故而生平对于友谊总怀战战兢兢之心。曾经自我揣度所拥有的道德不够宏大，器量狭隘而不足以招来天下的良善，故而不敢坚持以一律求之。即使是偏激不够友善，如果对我有益，未尝不广为获取来增加自己的资质。他若有正直亢奋的言论摆在眼前，即使对我并非合适，未尝不深为感激他的好意，认为他对我的关爱，不同于那些泛泛相交者的感情。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样，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后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唯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
　　《给欧阳勋》道光二十七年
　　唯有大愚可治大奸
　　【原文】
　　手示敬悉。安乐弃予，世态之常，侍去年过此，与今年情形迥异。所示“莫危于渐”，诚为笃论，然此时只当用老僧不见不闻法。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懂可以祓不祥也。万事无成四字，是鄙人一生考语，公安得攘而有之？
　　《给胡林翼》
　　【译文】
　　手示敬悉。安乐厌弃我，这是世间的常态。我去年经过这里，与今年情形完全不同。信中所说“危险莫过于在渐变中产生”，确实是笃实之论，但此时只能采用老僧的不见不闻之法。天下的法则，只有忘掉自己的机心才能消除众人的机心，只有懵懂才可以祓去不祥。万事无成这四个字，是我一生的评语，您怎能抢夺而拥有它呢？
　　《给胡林翼》
　　勿因小瑕摒弃才能
　　【原文】
　　此间文员如魁太守、朱明府，武弁如塔参将、景都司皆忠勇奋发，可与共倡大义。而塔参将字玉山者，为乌都统所赏之第一人，实属难得之才。顷闻阁下因其不赴桂东之援，督责甚严，求少为弛缓，待弟细细察看。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镌去有用之才也。
　　《给张亮基》咸丰三年五月
　　【译文】
　　这一地区的文员中如魁太守、朱县令等，武官中如塔参将、景都司等都是忠心赤胆、勇武果决、奋发向上之人，可以与他们一同倡导大义。而其中的塔玉山参将，是被乌都统赏识的首要人物，实属难得之才。近来听说您因为他不肯前往桂东增援而严加督查责罚，希望您稍稍从缓处置，等我仔细对他察看一番。人才难得，只怕因小的过错而损失了有用之才啊。
　　《给张亮基》咸丰三年五月
　　荐举贤才弥补过失
　　【原文】
　　总揽大纲之人，拟请伯符、莲舫、筱泉三人。筱泉精细圆适，其从国藩也极久，其为国藩谋也极忠，往年余拟专摺保之。曾为罗忠节两次言之，忠节亦极力赞成。厥后因循不果行。国藩之保举稍吝，不过局度较隘。至于次青、筱泉之不得优保，毕金科之不成功名，则国藩实有蔽贤之咨。中夜以思，如何可赎？今毕金科则长已矣！次青、筱泉二人，万乞阁下大力设法优保，或留鄂补用。以私言之，则国藩内有补于歉衷，外有益于报销；以公言之，则二子存心爱民，必不裨于吏法，必有赞于高深。务乞留意承允。
　　《给胡林翼》咸丰八年五月
　　【译文】
　　负责全局工作的人，我打算请伯符、莲舫、筱泉三人出任。筱泉办事精密细致、灵活适度，他跟我时间很长了，他替我谋划事情也很忠诚，前些年我曾专门拟定一份奏折保举他，另外曾向罗泽南两次提及他，泽南也极力赞成。奏折递交以后，有关部门硬是要按照常规办事，因此未能如愿以偿。我在保举人才上稍微有些严格，不过是眼界较为狭隘罢了。至于说到次青、筱泉未能从优保举，毕金科未能成就功名，这就实实在在是我有遮蔽贤才的罪责了。夜半深思，怎样才能弥补我的这一过失呢？如今毕金科已经离世了，追悔莫及！次青、筱泉二人，万望您设法向朝廷从优保举，或者在湖南为他们谋得一个职位。从我个人感情方面来说，这样对内可以补偿心中歉疚之意，对外又为他们做了些有益前途发展的事情；从国家利益来说，这两个人确实存有爱民之心，一定能为地方管理上做出成就，一定能在国家发展上提出计策。恳请务必留意此事，答应此事。
　　《给胡林翼》咸丰八年五月
　　依法办事不可勒捐
　　【原文】
　　孔提纲等三人顽梗不驯，自当为地方除害，论其生平劣迹，即置之重典，彼亦咎无可辞。仅奏其不遵办米情，虽可恶而法难加重。鄙人不喜勒捐之习，且懂劝捐户与惩办土匪，不能合为一事。如其为可杀之土匪，则彼虽捐资巨万，亦断不可受之。如其为应赦之平民，则彼虽吝捐一毛，亦但可责其太悭，不可吹求他事，俗谚所谓“打则不罚，罚则不打”也。郭冠曾应捐之数，尽可不必追缴。以后查明该三人罪状，秉公定谳，俾咸知除莠所以安良，而取民仍归有制，诸希斟酌妥办。
　　《复唐景臬》同治二年正月
　　【译文】
　　孔提纲等三人顽固不化，自然应当为地方除害，根据他们的生平劣迹，即使将他们重罚，他们也无话可说。仅仅根据他们不去遵办纳米的情形，虽然可恶，但在法律上难以加重处罚。我不喜欢勒捐的习气，而且也懂得劝人纳捐和惩办土匪之间的区别，不能将他们并为一事。如果他是该杀的土匪，那么即使他捐资数万，也决不能接受。如果他是应该赦免的平民，那么即使他吝啬捐出一毛，也只能责怪他太悭吝，而不能追究其他的责任，就是俗话所说的“打则不罚，罚则不打”。郭冠以前应该纳捐的数目，尽可不再追缴。以后查明这三个人的罪状，秉公论罪，使他们都知道除暴以安良的道理，而且仍能依法办事而取信于民，希望斟酌妥善办理。
　　《复唐景臬》同治二年正月
　　厘务利弊自当定夺
　　【原文】
　　前接腊月初八、十六等日惠书，军中繁冗，稽复为歉。承以厘务利弊，反复详示，谓商弊卡弊，均属无法可除，而致慨得人之难，思深虑远，皆甘苦阅历之言。窃谓商弊虽难尽除，稍存宽大，未始非惠及小民之道。其行单数目，微有隐匿，盖各省自来皆然，非今日江省始有此弊也。卡弊不除，则为害甚巨。理财之道，莫患乎上不归官，下不归民，而归于中饱之囊，漏卮日泄，饷源日亏。来书历历指摘，自系确有所见，若虑防弊，反以作弊，遂谓无可信之人，无可行之法，则是因噎而废食，岂能变通而尽利。
　　江西厘务，立法不为不密，因各卡之贤员过少，逐觉前此之成法皆虚。大抵卡员摺报，患在条例太繁，不知愈简愈妙；总局册报，患在前后牵搭，不能月清月款。兹因王子坚请示册报之式，辄以鄙意刊发摺单二式；又因万永熙应行查办之件，逐将前此怀疑之端，与应改之事，趁此时逐一清查，胪列十条，另牍奉达，尚希亮察。
　　至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觏。必欲概选贤员，分布各卡，是岂咄嗟能办？且先求一二诚实人员，姑改欺饰之习，徐图整顿之方。顷接来牍，派员赴省接办。万牧一席，试派二员前往，未知人地能否相宜。陈茂操守有信，而才欠开展；阎炜厘务较熟，因病尚未起程，到省时，诸祈随时指点训迪。
　　往年胡、严二公兴办鄂厘，甲于天下，鄂省赖以富强，至今尚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烦，锱铢必较”二语。鄙人于江西厘金，未能亲自经理，徒受攘利之名，未得救贫之实。来示尚未满志，敝处尤难甘心。粤东抽厘，名望愈觉腥膻，鄙怀更所不甘。今岁拟稍竭愚虑，将江西厘务，亲自经理一番。先从吴城、饶州二卡下手，如有贤员，再行分布瑞、袁、临；如有微效，再行兼顾他处。半年以后，甘苦得失，自有定衡。
　　《复李桓》同治二年正月
　　【译文】
　　前些天接到你腊月初八、十六等日的信，因军中事务繁冗，未能及时回复，深为致歉。你将厘务利弊再三详细说明，说商弊和卡弊，都是无法清除的，又感慨取得贤才的困难，可谓深谋远虑，这都是经世阅历之言。我认为商弊尽管难以根除，但稍存宽大也未必不是施惠于民的办法。商贩的行单数目，稍微有些隐藏，各省大概都自来如此，并非今天江西才开始出现这个弊端。关卡之弊不消除，那么为害就十分巨大。理财的大忌，莫过于上不归官，下不归民，而归于中饱之囊。国家利益日益外泄，军饷来源日益亏空。来信逐条指斥，定是确有其事，如果考虑防止弊端，反而以为作弊，当作没有可以信任的人，没有可行的法规了。这就是因噎废食，怎能变通求利呢？
　　江西厘务，立法不能不说不严密，只因各关卡奉公守法的贤员太少，所以觉得所定成法都未落实。大多关卡官员的折报，弊病在于条例太过繁琐，不知道越简单越好；总局册报，弊病在于前后月互相牵扯，不能当月款当月清。现在由于王子坚请示册报的样式，我就依照我的意思刊发了折单二种；又由于万永熙应该例行查办文件，于是就将前面有所疑虑的地方和应该修改的条目，趁此时逐一清查，陈列十条，另外奉达，还望明察。
　　至于用人一事，确实是万事的根本。不管德还是才，得到其中一个就已经很难了，而两者兼备，更是不多见。一定要选择德才兼备的官员，分布在各个关卡，岂是情急之下能办得到的？姑且先选派一二个诚实的官员，暂且改正欺瞒伪饰的劣习，慢慢再行整顿的方法。刚刚接到来信，就派了官员前往省中接办。万牧一席，试派二人前往，不知是否合适。陈茂品德良好，很守信用，但才能不足；阎炜厘务较熟，因病还未起程，到省时，还请平时多多关照。
　　以前胡、严两位大人兴办湖北厘金税法，居于全国首位，湖北省依此而富强，至今还深得其利。他们的办法不外是“精察耐烦，锱铢必较”两句话。我在江西办理厘金，没能亲自料理，白白受了攘利的名声，而没有达到救济贫困的实效。来信所示壮志未酬，我处也是不甘心。粤东抽厘，名望日益下降，丑恶污浊的现象日渐增多，我心更是有所不甘。今年打算好好用心思虑一下，将江西厘务亲自料理一番。先从吴城、饶州两个关卡着手，如果有好的官员，再另行分派到瑞、袁、临等处；如果稍有成效，再推广到其他各处。半年以后，甘苦得失，自有定断。
　　《复李桓》同治二年正月
　　皆爱英才而恶败类
　　【原文】
　　希庵痨病失音，尚住湘乡城内，轻重反复，深为可虑。操孤舟而涉巨海，环顾篙师柁工，少可倚恃之人。来示谓鄙人喜综核而尚庸材，盖不尽然。近年所见诸将，惟程镇学启谋勇俱优，去年拔赴上海时，我家沅弟坚不肯放，兄弟力争数日，强之东行。厥后程镇屡立奇功，舍弟虽深幸少荃振起一隅，有益全局，而亦未尝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强，此失一人而弱。是知喜雄骏而恶阘葺，重干、莫而薄铅刀，乃人情之常态。今之碌碌隶敝部者，庸则有之，尚则未也。
　　《复左宗棠》同治二年五月
　　【译文】
　　希庵因痨病失音，还住在湘乡城内，时重时轻，实在令人忧虑。驾孤舟而渡巨海，环顾船工舵手，身边几乎没有可以倚靠的人。他来信告诉我，说我喜欢综核而推重庸才，其实不全是这样。近年来我所见的各位将领，只有程镇有勇有谋，才学俱佳。去年拔军前赴上海时，我家沅弟坚决不肯放人，我们兄弟力争数日，强行东行。后来程镇屡立奇功，我虽然庆幸少荃能够独当一面，有益全局，但也未尝不私下抱怨我，致使你们得到一名良将而强大，我们失去一名勇士而衰弱。其实喜爱英才而厌恶败类，看重宝剑而鄙弃铅刀，这是人之常情。现在我部众将，庸才是有，而英才还是没有。
　　《复左宗棠》同治二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