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榷》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国榷》是明代编年体史书。明谈迁撰。本书清代仅有抄本流传，1949年前，吴兴嘉业堂刘氏藏有珍稀的明抄本，此外海宁蒋氏、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都有藏抄本，国立北平图书馆有观古堂叶氏旧抄残本，浙江省图书馆有抱经楼旧藏，四明卢氏藏抄本。1958年中华书局以张宗祥先生校勘的蒋本为底本，对校卢本断句排印，1988年第2次印刷。卷前收入吴晗《谈迁和国榷》、张宗祥校记、喻应益序及谈氏自序和义例。卷末附录《谈迁入幕记》有关文章9篇。
　　谈迁（15931657），始名以训，字孺木，号观若，浙江海宁人。明代著名史学家。谈迁为晚明秀才，不遇于时，性喜博览，尤好诸史及百家之言，熟悉古今典要。由于家贫难以度日，代人书记糊口，但不改著史夙志。他感慨官修实录颇有失实、回护之处，不能作为定论，乃立志写一部颇为客观、公允的明史。这一愿望体现在书名上。“榷”，即是木横水上得其公平之意。其时崇祯实录尚未编撰，于是沙汰十五朝的实录，采访崇祯十五年的邸报，补其缺文。著作除《国榷》外，有《枣林杂俎》、《北游录》、《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外索》、《史论》、《西游录》、《海昌外志》等。
　　本书430万字，卷首4卷，正文104卷。义例说原书为100卷，现据海宁张宗祥先生校补后重新分卷为108卷。卷首4卷是综合性的叙述，分大统、天俪、元潢、各藩、舆属、勋封、恤爵、戚畹、直阁、部院、甲科、朝贡等门。正文104卷记载自元天历元年（1328）至明弘光元年（1645）的重大史事。此书编写始于明天启元年（1621），至天启六年（1626）完成，天启以前初稿，以后陆续搜辑崇祯以来邸报及各种史料，以补崇祯、弘光两朝史事，经过20年的苦心积累，至清顺治二年（1645）才予补足，但不幸的是1647年原稿被偷，谈迁痛心欲绝之余发愤重写。经过五、六年的奋笔力书，重写稿完工。1653年，他携带此稿赴京再行修订，历时三年左右。编纂这部书的时间前后超过三十年。
　　本书取材广泛。据喻应益序文说，谈迁采诸家著述凡百余种。从卷1至32有据可查的引用明人书籍有：叶子奇、宋濂、王袆、解缙、苏伯衡、方孝孺、金幼孜、杨士奇、吴宽、李梦阳、丘浚、郑晓、王世贞、何乔远、高岱、朱国桢、杨慎、田汝成、屠隆、于慎行、沈德符等120多家。其中引用最多的是郑晓的《吾学编》、《今言》，雷礼的《大政记》、《列卿记》，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薛应旂的《宪章录》，屠叔方的《建文朝野汇编》，朱鹭《建文书法拟》、焦竑的《献征录》，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邓元锡的《明书》，高岱的《鸿猷录》等。《国榷》的基本史料是实录，但实录或有记载不详及失实之处，谈迁决不盲从。多采用时人笔记。如记永乐几次和蒙古的战争，来往行程都用金幼孜的《北征录》、《后北征录》和杨荣的《后北征记》。在永乐八年六月庚子次澄清河条，小注“实录云青杨戍”可证其事。二用内档。如永乐十年九月记杀大理寺卿耿通，谈迁说“实录不载，岂有所讳耶？事具南院故牍，不可不存。”三用会典。如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底有“始立东厂，专内臣刺事”，小注：“事不见正史，而会典据成化十八年大学士万安奏罢东厂云；‘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渐，初行锦衣卫官校，暗引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恐外官徇情，随立东厂，命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内外相制’云云。不知实录遗此，何也？”四用《太常寺志》。如成祖生母究属马皇后或是妃，《实录》与依《实录》编撰的《明史》都说前者，而谈迁根据《太常寺志》，确定是后者。《国榷》凡逢实录为尊者讳的记载，都加披露。如明太祖晚年杀戮功臣，实录只笼统地载其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隐讳怎样死的。《国榷》如实反映死的真相。
　　就史料价值而言，《国榷》不仅比成书在它之前的实录高，而且也比成书在后的《明史》高。《明史》为清代官修正史，凡关于建州女真曾臣服明朝、满清的发迹等等触犯尊严的史实，则略而不书。《国榷》从实录及他书收录建州史迹，从猛哥帖木儿，阿哈出、释家奴到李满住、凡察、李豆罕一直到努尔哈赤这一段历史填补了兹后《明史》的空白，朝鲜《李朝实录》对照，可以互相印证。
　　恢复建文帝的历史地位，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突出内容。靖难之役使燕王朱棣登上宝座和建文的脱去皇袍。为了使实录记载服从于政治斗争需要，成祖曾先后三次修改《太祖实录》，根本不承认建文帝这一朝代的存在，取消建文年号，改用洪武纪年。《国榷》尊重历史事实，采用建文纪年，据实纪事。如在朱棣起兵以前，称他为燕王；起兵以后，建文帝削除燕王位号，书中及直称为燕庶人了。明代自仁宗到崇祯都是永乐的子孙，谈迁也是其臣民。但他秉笔直书，勇气是可嘉的。
　　孜孜不倦于本书的订正。谈迁编写本书，先后六易其稿，他锲而不舍、失而复撰的坚韧精神实可称扬。在晚年他以亡国遗民著书，对前朝寄托深情。黄宗羲在谈迁墓表里说：“至于思陵十七年之忧勤惕厉，而太史遁荒，皇成烈焰，国灭史亦随灭，普天心痛。”在此明亡史失的情况下，偏作崇祯、弘光两朝史事，超过正常难度，书成，反比先朝“尤详”，又自署江左遗民，其出于怀念故国的心情十分明显。他进京访求史事，以补遗缺便是抱着这一宗旨。朱之锡序说：“谈迁为写《国榷》，轶事绪闻，残堵圮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其勤至矣。”《北游录》是谈迁在京时的日记，记录他在北京的两年半时间里，访求、借书、抄书都是为了订正《国榷》。与他来往最多的几个人是吴伟业、曹溶、霍达，都是家富藏书，见闻广博的学者。此外公侯的门客，降臣、宦官、皇亲等都是他询访的对象。举凡有裨于史事的人与事，都一一采访、记录，并和文献核对，其一丝不苟的精神难能可贵。他还凭吊明思陵，丛葬妃嫔王子的金山和景帝陵、西山和香山的寺庙等，这也有助于《国榷》的充实。
　　出于阶级局限，本书对农民起义是仇视的，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态度仍不乏民族偏见，侈谈灾异迷信说明他未能摆脱神秘主义的历史观。不过，这仅是大瑜中之小瑕，无损于它是明史中的佼佼者。
　　本书问世后，当代和后世学人评价很高。喻应益评论本书“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开国中兴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权，胪记眉列，赫焉侈矣。洵一代之鸿业也。”黄宗羲撰《谈君墓表》，评他“好观古今之治乱，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故能撰成一代巨著。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他“留心国史，考证累朝实录宝训，传稽诸家撰述，于万历后尤详，号为《国榷》”。郭沫若在《谈迁和国榷》中赞扬“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这些评论，都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