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主要内容简介及赏析

　　《日知录》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读书札记之一。明末清初顾炎武撰。此书系顾炎武一生精心之作，费时30余年方始成书，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此书初刻于康熙九年（1670），仅8卷。顾氏逝世后，门人潘耒从其家中求得书稿，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州刻成32卷行世，道光初，黄汝成据阎若璩等数十家考订《日知录》之说，并参以己意，成《日知录集释》32卷，后附《刊误》、《续刊误》，于道光十四年（1834）由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刻，是为《日知录》过去的最精善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此书，并附录了《日知录》8卷本，《日知录之余》、《日知录校记》等七种相关著作，是为迄今为止的最完善本。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明末清初江苏昆山人。曾自署蒋山佣，学者称亭林先生。作者与王夫之、黄宗羲一并享有清初三大思想家之誉，顾氏崇尚并提倡实学，讲究经世致用，其本人学问渊博，通贯古今，对经学、史学、文学、地理、天文、文字、军事、农学等都有精深研究。顾氏关心政治，热心时务，明末参加“复社”反对阉党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后，长期坚持反清运动。失败后，十谒明陵，遍游华北，致力于边防及西北地理的研究，孜孜不忘兴复大兴。晚年侧重考据，开清代朴学之风，对后世影响甚大。其一生著述甚多，除《日知录》外，主要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通行本《日知录》全书32卷，内容多系考据文字，涉及政治、军事、历史、哲学、经济、宗教、法律、文学、经学、艺术、文字、音韵、典章、天文、地理，但不分门目，编次先后，大致以类相从。前7卷皆论经义，812卷皆论政事，13卷论世风，1415卷论礼制，1617卷论科举；1821卷论艺文，2224卷论名义，25卷辨古事真伪，26卷谈史法，27卷论注书，28卷考杂事，29卷论兵及外国事，30卷论天象、术数，31卷论地理，32卷为杂考。据顾炎武自称，此书主要含三方面内容，“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全书编辑耗顾氏三十余年心血，内容广博精审，每论一事必穷其原委，故颇得后人好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李遇孙目为“三通之精华”。李慈铭则认为是书“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
　　《日知录》一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对后世影响甚大，其一是此书所体现的经世致用思想。顾炎武自言编此书目的为“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又云“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又在本书中提倡文章要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也。若乎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谈，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其二是开清代朴学的风气。此书实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作。顾氏在编此书时，极为重视原始资料，他将书中材料比作采山之铜，“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撰作时，凡“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至。”（见《日知录序》）故顾氏立论甚为精审，非确有研究心得不贸然下笔。他说，落笔时应“立千秋以上之人于前，而与之对谈；立千载以下之人于旁，而防其纠擿。”汪中在《六儒颂》中就明确指出：“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其三是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顾氏不迷信儒家经典，他从辨析历史渊流出发，对经书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认为“六经”之诗、书、礼、乐、易、春秋，实为古代典章制度的记述，必须还原为史。他说：“《春秋》书公，书郊禘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这一认识对学术界、思想界震动很大，是对封建社会文化专制主义樊篱的冲击，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以后诸多学者（如章学诚、梁启超）都深受此观点影响，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日知录》刊行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进而引起了许多人对此书的研究兴趣。首先是对此书内容的纠误辨正，如阎若璩纠正是书五十余条，成《日知录补正》，首开研究此书风气，其后有很多学者亦继之进行研究，至道光间，黄汝成集阎若璩以下九十余家的校正，并参以己意，先后成《刊误》2卷，《续刊误》2卷及《日知录集释》；至清末有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3卷，丁晏《日知录校正》1卷；民国有黄侃《日知录校记》1卷，潘永弼《日知录补校》1卷其次是对本书卷帙及版本的研究，清末邹福保，“甄采遗佚，而不忍使其磨灭于尘蠹中”，成《日知录之余》4卷，有宣统二年吴县邹氏刊本；民国潘承弼对此书版本研究用力甚勤，先后成《版本考略》、《补校版本考略》二书，有《制言》杂志本；当代张舜徽亦考证《日知录》已非顾氏当日全璧，指出“盖是书原本触犯时忌之处甚多”，“势不得不有所删改”，并举出卷28《对襟衣左衽》条，抄本有《胡服》一目，存文六节，1304字，小注98字，但“今通行之黄汝成《集释》本乃并标题亦不见于目录。其他抄本与刻本文字小有异同，以及抄本每篇多一二节，每节多数十百字者，更不可胜数矣。”再次，则是专门研究本书的思想内容及学术观点，清末俞樾著《日知录小笺》一册，旨在推阐顾氏在本书中蕴含的政治思想及学术观点，同时述及自己的思想体会；近代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就更多了，如梁启超、钱穆分别在所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列专章研究顾氏，其中关于《日知录》的份量很大，如梁启超略举该书卷7《行吾敬故谓之内也》、《求其放心》二条内容为例，以为“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当代学者中如仓修良、魏得良合撰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就设有专章作了研究，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中就专门立“顾炎武《日知录》”一节，对其修辞学观点作研究，分别分析了顾氏对文言、俚语、方言、繁简文、叠字、明引法、省略、嫌名、作注等方面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