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曾创“怒吼”抗战救亡歌咏队立志觉醒民众

　　80年前，17岁的马可放下试管和烧杯，和同伴们成立“怒吼”歌咏队，决心以音乐启迪民众抗战救国。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民主与“夫国之强强于学”的科学奏成一个时代的交响，经历五四洗礼、承继五四精神的先生们，以青年之优长，在民族存亡之秋，于艰苦卓绝之中，以音乐、豫剧、科学等诸多方面的开拓，传递了曾经家国多难的烙印，也抒发了对幸福中国刻骨铭心的向往。至今，风范永存，策我前进。
　　怒吼狮吼文艺救国实验室走出了民乐大师
　　“那是个充满激情与纯净的年代，我们以五四为契机去回味，以自己的方式来继承。”5月3日下午，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的师生们排演不辍，马可音乐会执行导演、河南大学艺术学院专业老师李玉昆忙得嗓音透着疲惫，他们要力求今年5月7日、8日两天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举行的马可音乐会还原曾经怒吼的那个时代，展现激昂的这个时代。
　　“他是伴着‘五四’的孕育和呐喊而生的。”对于这位五四运动的学生、现代民乐的先生的经历，李玉昆如数家珍。
　　1935年，17岁的马可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考入了抗战烽火前仍然办学的国立河南大学化学系，立志成为像门捷列夫、诺贝尔那样的化学家。但是，日寇的入侵、民族危亡之秋，没有一张书桌可以安坐。“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开封万名学生集体“卧轨请愿”。参与了这次尝试后，马可痛定思痛，决心要以青年学生之优长，以歌唱、演剧等为“武器”，号召民众投入抗战。
　　放下了烧杯和试管的他东奔西走，带领河南大学众多爱国学子建立起了一支名为“怒吼”的抗战救亡歌咏队，成为中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1937年，他的学长“现代豫剧之父”樊粹庭（1919年进入河南大学的前身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攻读教育学）也成立了狮吼剧团，取东方雄狮警醒怒吼之意。在弃“学”从艺觉醒民众上，马可得到了学长的真传，而相对于樊粹庭横亘从“五四”到抗战“转专业”用的十多年，马可的蜕变只用了两年，“大时代和‘五四’的影响，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李玉昆如是评价。
　　就在“怒吼”和“狮吼”活跃于民众之时，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率领的“救亡演剧二队”和贺绿汀等率领的“救亡演剧一队”，来到开封巡演，暂住河南大学。马可如遇甘霖，把自己初学创作的《牙牙集》和《老百姓战歌》两本歌曲集交给冼星海手中，冼星海不仅亲自修改了《保卫我们的平津》等作品，还为《老百姓战歌》写了序言，称赞马可的歌曲是“极力趋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新形式”。1937年，马可在冼星海的推荐下，随革命抗战演剧队到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一路随抗战辗转，高歌不辍，这期间创作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南泥湾》、《夫妻识字》、《我们是民主青年》、《吕梁山大合唱》、《陕北组曲》等400多首歌曲，他的作品被传唱至全国各地。
　　信仰开花青年救国组织掀起抗战高潮
　　救国“怒吼”如火如荼，信仰之花也已然开放。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地下工作的邓拓，比马可早一年来到河南大学，插班就读于法学院经济系。就学期间，邓拓共出版、发表了一本专著和近10篇论文。其中《中国救荒史》一书是国内首部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历代灾荒实况和救治理论政策的专著。
　　王学春回忆称，“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在邓拓等同学的积极串联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开封队部，深入各校读书、讲演、座谈，不仅吸引了大批进步学生，还吸收了各行各业的救国之士，邓拓被推选为总支队长，“民先”成为开封爱国救亡的又一面大旗，推动河南的抗战达到新的高潮。
　　1936年，邓拓和中共北方局派驻开封的刘子厚奔走努力，让开封“民先”与北平“民先”取得了直接联系。后来，邓拓掩护刘子厚躲过军统特务“蓝衣社”的搜查离开开封，而邓拓也因为一系列的进步活动被“蓝衣社”注意。
　　1937年6月下旬，特务围堵河南大学七号楼的四个出口，邓拓在考完最后一门功课走出北门时被押在了地板上，这是他在上海因参加广州起义纪念活动被捕之后的第二次入狱。
　　当时，全面抗战民情高涨，国共合作成为定局。在河南三年充分表现出领导才能的邓拓很快被释放，并辗转到敌后根据地五台山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由学生到民众的对青年的全面动员，正与中共中央的决策一致。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要求把共青团由无产阶级先进青年组织改造成为抗日青年的群众组织。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普遍建立了青年救国会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共青团组织逐步被一些形式、名称多样的青年救国组织所取代，并承担起带领这些地区青年开展抗日工作的任务。
　　夫国之强强于学先生精神历久弥新
　　五四运动前，河南教育极其落后，三千万人口的大省竟然没有一所大学，有些几十万人口的大县仅有一所小学。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教育界的先进人士，以民主、科学为武器，发出教育改革的呼声。一时间，“开眼看世界”风吹中原，“德先生”、“赛先生”并肩育人，连在安阳、信阳等地的中小学都开始重视理化教学和新式图书阅览室建设。一些知名大家更在这一时期属意于河南、发芽于河南。
　　星空太浩瀚，王学春更愿意用两个小故事来表达当时河南学界活跃而有魄力的科学精神。1929年，著名细胞遗传学家李先闻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历任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农学教授之后，来到河南大学农学院。他来提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条件，比如要建立一个实验室养狗，还要公母各半，总务长摸不着头脑：“一个大教授咋要这些东西？”校长却催促：“这是科学，快去办！”王学春表示，就是这个实验室，得出条件反射的结论比俄国的巴甫洛夫还要早。
　　1929年游历到开封正拍摄着铁塔的画家陶冷月，发现了公园墙这边还有一所大学，很快这个画作以黄金多少两来卖的大师就受聘河南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美术讲座。而仅仅这个美术讲座，就带动起学校成立学生组织，培养了于安澜等一批“跨界”也能“红”的画史学者。
　　中国第一位航空机械学工程师刘敬宜、河南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李燕亭、“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中国考古学泰斗石璋如、尹达等一大批学者或经历五四洗礼、或延续五四精神，成为一个又一个时代青年中国说的见证者。
　　马可曾经亲手写下：“在这大时代里：不怨天，不求人，更别说‘我正在跟人学习’。为什么不让人跟我们学习？是汉子，就该自己创造自己！”1966年的春天，年近50岁的马可，依然选择在北京高等院校运动会上，和一群20来岁的大学生同场竞技万米长跑赛。而现在的河南大学合唱队的大学生们正在延续着先生们的精神，李玉昆表示：“它可以延续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学子对国家的责任。”
　　绕坛红杏味长醇，旧时红烛犹照人。与五四运动同岁的河南大学六号楼，曾经是河南大学最早的中西合璧的建筑，曾经是河南第一个图书馆所在地，曾经是李大钊向学生们慷慨发表演说的地方。现在，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这里成为青年中国说的一个精神缩影，依然有学生们穿梭于此，为学识而搏击、为社稷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