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法兼用、儒道兼修”看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似乎离我们很远，一呢，它不象儒、道、佛那么深入人心，基本每个读书人都知道；二呢，我们近代的法律基本都是从西方学习而来的，在感觉上传统中国是个不太讲“法”的国家，甚至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中国还有“法家”这么一个学派。但实际上法家太重要了，在中国近2000年的历史中，各朝统治者表面上追捧的是“儒”，但实际上用的是“法”，所谓“阳儒阴法”或者说“儒表法里”就是这个意思。法家对中国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道家。不仅仅在“封建时代”，在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法家还是重要的治国思想。
　　我们的长辈们经历了WG，很多那个年代的学生们对儒法等传统思想的了解过程说起来滑稽，是从批判林彪开始的。林彪摔死之后，要批判他，江青派人去搜查林彪的家，翻出不少林摘录的孔孟语录。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林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后来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算倒了霉了，死了2500年了还被拉出来跟林彪一起受批判。后来继续发动“评法批儒”运动，矛头又指向了被成为“党内大儒”的“周公”。为了准备这些批判工具，人们开始大量阅读古文，从里边寻找批判的工具。我看到一个人在他的书里说他接触《论语》就是从一本逐字逐句批判《论语》的书开始的。批判的话他没有接受，被批判的东西反而打动了他，这倒是批判者所始料不及的了。
　　法家思想及其渊源：
　　法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法家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里最后出现的一个学派。不象儒家有唯一明确的代表人物孔子，道家有唯一明确的代表人物老子，法家没有明确的代表人物。一般来说，学术界认为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法家分为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他主张在政治和治国方术中用“势”，即权利与威势最为重要；第二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权术谋略；第三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法律和规章制度。韩非子认为这三者都必不可少。他认为：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的作用；他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从捉摸，这是“术”；他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跟儒家相比较，法家有一个进步的地方，前者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在过去，在尧舜时代，在文武周公时代；而法家则认为，新的情况势必产生新的问题，只能用新的方法来解决，“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毛泽东在评法批儒中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也绝对不能把法家当作现代的法学或者法律，法家归根到底是“帝王之具”，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一个人如果想走集权主义道路，组织大众，充当领袖，则法家是可行的。它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的统驭之术。MAO之所以如此偏爱法家，一方面是推崇其富国强兵的主张以及在中国完成大一统的历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家的理念跟他本人“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专政”的治国思想相结合。
　　除了学术之外，历代可以归入法家的改革者也有几个人。管仲可以被称为法家的鼻祖，商鞅变法最有名了，而李悝的变法，尤其是对税制的变法，对后世影响最深。
　　秦后汉朝的桑弘羊、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有时也被列入法家，但我觉得他们其实跟邓一样，是时代的改革者而已，谈不上是“法家”。
　　在帝王层面，秦始皇是帝王中法家的代表者，曹操也可以归为法家，朱元璋尽管大力推行宋明理学，但他是实实在在的法家皇帝。MAO曾经主张为曹操翻案，他也说过殷纣王的好话，并一再为秦始皇翻案，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写了一首着名的为秦始皇翻案实际上表明他自己的治国方式的文章：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法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三原则：法、势、术。
　　1）所谓势，指权力与威势，一个领导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就是“势”。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的权威。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这个道理，秦始皇之前秦朝有个国王叫秦襄王，有一次生病了，有些百姓向神灵祈祷他的健康；等到他病愈的时候，百姓们杀牛宰羊来感谢神灵。秦襄王听说之后，不但没有奖励这些百姓，反而责罚了他们和当地的地方官。大臣们很奇怪，他说：百姓之所以为我所用，是惧怕我的权势，而不是因为我爱他们。如果他们现在这样做，说明我已经放弃了权势而与他们讲仁爱了。这样很危险，他们就不怕我了。所以我要责罚他们，以绝爱民之道，立法势的权威。”“爱臣太亲，必危其身。”听听，这是什么逻辑！用现代话说，势讲的是领导的职务权威。很多国家机关、公司单位的领导人一定要做出跟下边人等级分明的样子，其实本质道理来源于此。他们认为领导就是要让下属怕的。势的核心是“独断独揽”，所有现在企业领导的“一把手”思维，或者说是“天才1000个助手”的思维，本质上是“势”的影响。
　　2）所谓术，指政治权术，皇帝驾驭人时，神出鬼没，这就是“术”。势是目的，术是手段，在过去来说，术就是皇帝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的隐秘的具体的权术和方法。“人臣太贵，必易主位。”用现代话说，讲的是领导如何“管理”下属。每次去机场我都要去逛逛书店，几乎每次都失望而归，书店里管理学方面大多数的书都是关于此类“术”的书，什么管理下属的36招啊什么的。现在一个流行是把所有的古代的书，都跟“管理”和“权谋”挂钩，从周易学权谋什么的，让我非常的讨厌。的确很多领导者愿意用权谋的方式来驾御下属，但这不是常道，是不正常的。曹操同学就擅长此道。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睡觉时会杀人，让人不要在他睡觉的时候接近他。他的一个侍妾看到他睡觉的时候被子掉了，就来给他盖被子，果然被他起来杀掉。曹醒来之后，还故做不知。隋文帝也乐于此道，为了考察大臣是否廉洁，他自己给他们设置了一些圈套，安排人给大臣们行贿，结果很多人中圈套，就被杀了。
　　3）所谓法，指法律和规章制度，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绩效评估，说话算数。商鞅同学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担心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就在南城竖起一个大木头，然后公告天下：如果有人把木头搬到北城，赏10金。开始时，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不知道这个家伙要干嘛，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后来商鞅又把赏金提高到50金。人们更是疑惑而又奇怪了，更认为是个骗局。后来人们怂恿一个愚汉去搬这个木头，当他把木头搬到北城的时候，商鞅果然给了他50金。举国为之轰动，人们相信商鞅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了。借着这个信任，商鞅开始了他的变法事业。
　　儒法之争：
　　法家和儒家历来争论很大。儒家推崇“王道”，法家向往“霸道”。儒家认为法家严刑峻法，急功近利，法家认为儒家迂腐可笑，纸上谈兵。孔孟两个人周游于列国，希望国王相信并推行他们的“仁义之道”来治国，可是各国国王都觉得他们的方法好归好，就是太慢，等不及，他们更愿意用法家思想，他们认为法家思想见效快，重实际。这种争论有点类似于武侠小说中关于气宗和剑宗的争论，或者说内功和外功的争论。
　　秦朝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在秦始皇之前几百年他们就开始用法家思想来治国了。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买了奴隶百里羊，开始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重农重兵，很快秦国开始富强起来。秦始皇更是任用韩非子的同学李斯为相，把韩非子的思想作为治国思想，很快便实现了统一六国的伟大事业。
　　但是治理国家和夺取政权是两回事。夺取政权的时候可以急功近利，但是治理国家的时候取需要长治久安啊。可惜秦始皇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他取得天下的时候，继续实施法家道路，继续严刑峻法，结果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一个一举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的国家，14年之后，就被两个农民率先揭起的起义给推翻了。
　　刘邦取天下之后，儒生陆贾劝告他说：“乃公天下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深以为然，借鉴秦灭国的教训，废弃严刑峻法，采用简单的法律；采用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黄老之道，形成了王霸兼用的治国方针。到了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开始了中国2000年儒法兼用、儒道兼修的治国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