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困境源于家族制？家长制管理才是病根

　　盛夏，三百多名中国中小企业家泛舟长江，问计经济危机下民营企业及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之道。论坛主办方“华佗CEO论箭”主席、原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没有把焦点锁定在“生存”上，而是反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数以万计的中国民营企业中至今没有诞生世界级企业？
　　有人答是体制原因，也有人答是资金原因。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却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观点，因为中国95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并且其中的大部分仍处在传统家族企业阶段。
　　为什么“家族企业”这一形态能在世界范围内造就无数成功典范，在中国却是企业管理不规范、一人独断的近义词？从传统家族企业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路有多远？
　　家族企业是合理的
　　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财富》500强企业中有175家为家族企业，美国90的企业被不同家族所控制，欧洲68的企业中主要行政人员由操控家族委派，亚洲最大的六个家族集团控制了所有亚洲上市公司的22。23。这些分属各个产业领域却响当当的名字包括：沃尔玛、福特、杜邦、诺华集团、LVMH集团、宜家家居、台塑集团等等。
　　成就它们的除了时间，还有无数值得铭记的细节。杜邦中国华南分公司的员工曾对记者讲起公司这样一条规定上下楼梯必须紧握扶手。即便是全球CEO主持召开的员工会议，最后也总会强调“请大家一定注意上下楼梯握好扶手，不要奔跑”。
　　不要以为如此怪异的规定是一场作秀，它源自杜邦创业初期的一次危机。1815年，杜邦炸药生产车间发生事故导致一名员工伤亡，这使得公司很多员工感到工作在杜邦很危险，甚至主动提出辞职。为了稳定员工，公司创始人杜邦决定带着全家人住到公司里，最终鼓舞了员工的信心。关爱员工安全健康从此成为杜邦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而这也帮助杜邦成功运营了200多年。
　　“创业期是企业经营风险最高的时期，很少有人愿意帮助你，只有家人最有可能共同奋斗，而且家庭成员间的委托成本是最低的”，对于杜邦创业过程中的坎坷，茅理翔深有同感。“凭借彼此间特有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社会网络，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团结奋斗，甚至可以不计报酬。这帮助企业在很短时间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完成资本积累。”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文化是最显著的特征。以家族为特征的经营方式，如著名的晋商、徽商，都体现了传统家族企业在当时的优势。而计划经济时期强调“一大二公”，破坏了家族企业的生存环境，直到改革开放诞生大量民营企业，才重新为家族企业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从这种意义上说，家族企业的存在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茅理翔说。
　　从家族领袖到企业家
　　在家族企业的成长中，家族领袖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比如沃尔玛的山姆沃顿、台塑集团的王永庆、福特集团的亨利福特等。这些人不但具有敏锐的商业洞察力，还在企业遭遇危机时充当稳定军心的精神领袖。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春花对家族企业有着深刻研究，在她眼中，一个创业家最需要的就是经营的意志力，这个特征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自负。因为坚持和韧性，才使得组织面对创业初期的艰难和挫折都能承受下来，令企业获得生存的空间。
　　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其所面对的问题就不仅是艰难的问题，而是如何融入行业、融入环境、融入市场的问题。这往往是区别创业者能否成为企业家的关键时刻。正所谓“创业容易守业难”，企业和企业家此时必须能够持续创新，不断变化按照德鲁克的定义，企业家是“寻找变化并能利用变化的人”。
　　要变化就要否定之前的一些东西，回归到市场价值的判断，而不是企业家自身的判断。主动变化并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当企业拥有了一定的市场地位之时，企业家常常陷入一种“成功的陷阱”中，从而阻碍了发展。
　　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家族企业创业领袖最常被诟病的是，倚仗创业时期积累下来的团队信任一意孤行，对反对意见或建议充耳不闻，导致企业停滞不前，最终各分山头，井水不犯河水。此外，还包括战略模糊、排斥人才、家族矛盾等诸多复杂因素，都给家族企业造成“守业”难题。
　　必须破解的是“家长制管理”
　　当然，从众多现实案例看，家族企业遭遇利益矛盾，从统一番号演变为多家番号并非一定是坏事，如李嘉诚与李泽楷演绎多年父子恩怨，但二者旗下的长江实业及电讯盈科却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问题不在所有制，而在管理。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家族企业，而是家长制企业”，陈春花说。家长制企业容易导致一言堂，不能够提升团队，从而让企业陷入一人决策的风险。而家族制企业如果采用符合企业发展的管理制度，也没有任何问题。同样的，即便企业不是家族制企业，但却是人治的一言堂企业，也难免不会陷入发展困境。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家族制企业，而在于是否家长制的管理。
　　破解家长制管理，不少专家开出的药方是引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职业经理人。对此，茅理翔并不赞同。他认为，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在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其在诸如专利制度、反不正当竞争制度等多种配套保障下才能够发挥出自我调控能力。而中国市场经济历史太短，很多制度都还在摸索期，加之中国绝大多数家族企业规模小，管理粗放，如果一下子就用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来取代不现实，实际效果也未必好。
　　另一方面，从近年很多跨国公司丑闻及本次经济危机来看，西方的企业制度也不是万能的，越来越大的企业规模和越来越多元的市场文化，也对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