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怎样做有钱人

　　“富二代”的声音够密集。从五月杭州大街上酿出胡斌宝马飙车案，到初秋武汉高校门口见识“富家女”坐加长林肯车、携19箱行李跨省前来报到，其间演绎多少闹剧，又招来多少愤懑。
　　“难道咱有钱就犯着哪一条王法了？”有的年轻朋友不服气了。
　　有钱，当然不犯法。即使胡斌后来判刑，也是为了宝马撞人，而非老爸有钱。须知改革开放，就是要调动全民积极性，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市场竞争促使其组织者、管理者具备特殊才能，并保障其享有较高报酬这类依法所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该保障的，却也不宜炫耀。有的朋友喜好抑人扬己，动辄吹嘘“我家的别墅全镇最大”“我的汽车品牌啥人敢比”“我送未婚妻的钻戒有几克拉”谁不闻之掩耳？不犯法，却犯忌。
　　最好不要抱怨“穷爷们又忌富了”。不是这回事。君不见，很多更有钱的爷们压根儿讨嫌炫富，也“忌”你这一套哩。我80年代初在医院采访刘靖基，见这位大实业家、爱建董事长（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床边柜上的香蕉泛黑了，照样用以从容待客。比尔？盖茨去希尔顿饭店开会，据报道他谢绝“贵宾车位”就为了“12美元太贵”，宁愿兜一大圈去找普通车位。真正有内涵的富人，照例跟暴发户式的张扬狂妄划清楚河汉界呵。近读《一位外交官夫人眼中的美国风格》，深慨于欧美历来之“上流社会”，对于有钱财无教养者竟闭门不纳。以至19世纪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富可敌国，但是其夫人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能打入艾斯特夫人主持的、纽约地区赫赫有名的“四百人”社交圈。
　　教养，一定要着力于提升自己的教养。这自然意味着衣饰整洁、举止合礼、谈吐得体等，可是在今天又该不止于此。颜之推笔下那班“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从容出入，望若神仙”的纨绔子弟，中看不中用，岂足以效法？必须向着更深层次开掘，培养自己的全面素质。时下，私企业主的后辈一般都在文化知识上实现了代际超越，拥有父辈不曾有过的高学历乃至海外阅历。从而，走近他们中的相当多数（当然不是全部），你会感觉其身上已难以嗅到上一代往往容易沾染的粗野鄙陋习气。然而在为历史进步喝彩的同时，也观照一下不容否认的退步吧。这，主要就在减损甚至消磨了上一代创业时期的刻苦耐劳精神。在介绍浙商成功经验的文章中，那“两板模式”（即“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还有“五千”风格（即越过“千山万水”、经历“千难万险”、想出“千方百计”、吃够“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曾经令人肃然起敬。浙商从小到大迅速发展的主观因素，正可以由此得到诠释。问题在于，这片阳刚的精神绿林，“昔日青青今在否？”甭提成天飚车泡妞吸粉的败家子了，就说心智操行良好的富二代，又继承了几何？
　　抽去了刻苦奋斗这一条，何谈创业，也无从守成。这不是危言耸听。国外一项调查表明，单纯家族企业能活过第二代的，只有三成；传到第三代的，占12；到第四代就剩寥寥无几了。症结无它，盖在愈益多的子孙后代养尊处优、游手好闲。欲走出“富不过三代”的递减周期律，亟待反向操作，就是主动承揽艰难、迎受挫折。时代在变化，但职场上的刻苦传统丢不得，只是需要从体力为主型升级为凸现智力型而已。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富时节要像穷时节那样干，过去说“再穷不能穷孩子”，现在要补充一句“再富不能富孩子”。我想到十几年前一次采访，了解到沪上联合时装有限公司的一名年轻外销员，每天跟大伙一样按时上班，接单、谈判、发传真，兢兢业业。当同事们终于知晓这小伙就是该公司的母公司香港宏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仑千的独子唐欣年（其堂兄即现任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已从美国获得学位归来时，甚为惊讶：“大老板怎么这样待孩子？”殊不知这才是大老板的苦心。后来我们采访已担任总经理的唐欣年时，听到的体会是：“苦点累点，从基层做起，大有好处。”
　　记得一篇散文《富裕孩子与草本植物》，做过如此耐人寻味的比较：“夏天躲在空调的恒温里和冬天缩在羊绒被里的富裕孩子，他们的生物学气象温度跨度很小，约摄氏16～26，计10度；而春夏秋冬，小区楼道外草坪里的任何一款草本植物，以南方为例，气象温度跨度却很大，摄氏4～42，近50度。”什么意思呢？气象温度跨度大的生物，比不知严寒酷暑的生物感受的世界更丰富；艰苦生活承受的丰富性，会直接影响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结论，就是要走出形形色色的温室去当然不是去斗鸡走狗飙车，而是去赢取继承父业、扩大财富的底气。
　　既要会赚钱，还得会花钱，后者最能显示一个有钱人的境界。我这里说的不是投资，倒是一种捐资，即花钱办慈善。钱赚多了，花天酒地不好，深藏坚守无益，鲁迅赞叹湖州那位“富二代”刘承干，戏称为“傻公子”傻就傻在拿出祖上大笔积蓄翻刻古籍、兴建嘉业堂藏书楼，惠及四方穷酸书生。更“傻”的也许是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他老人家在晚年是索性全部捐出的。他还创设理论，于1889年发表《财富的福音》一文，坦言贫富差距在竞争社会不可避免，但富人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他们务须把全部剩余财富当做社会委托自己管理的基金，用于能够对全社会产生最佳效果的事业。这样一来，富人就成为他的穷苦兄弟的经纪人，以自己高超的经营才能为他们服务。卡耐基与同时期的洛克菲勒等人力倡“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的理念，奠定了20世纪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发展的思想基础。近年比尔？盖茨引发轰动的“裸捐”，正是卡耐基慈善传统的自然延续，只是数额之大亘古未见。虽云“裸捐”，仍有保留，有钱人还是有钱人。但是毕竟穷人有所得益，民众相对气顺，原本对立的社会族群以此而比较容易和谐共处。
　　遗憾的是，视野所及，中国大陆的有钱人举动慢了一拍，我们的慈善公益似乎也一样处于初级阶段。以至一位学者赴香港公干，走进香港理工大学，惊讶于校园里的楼房大都以香港富人的名字命名，例如李嘉诚、何鸿燊、锺士元、邵逸夫等，却不见大陆老板。“其实这种事在海外特别是西方也很普遍，只是教学楼上的那些名字并不是我熟悉的中国大陆人的名字”。
　　还好，胡润告知了不必悲观的前景：“中国的卡耐基正在路上。”是的，迟到者只要紧赶，自会后来居上。刘永行，这位身穿36元钱衬衣的亿万富翁不就发表“财富虽然在法律上归在我名下，但长远来看它是社会财产“的卡耐基式宣言了吗？
　　我们分明看到了中国新富阶层追求的新型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