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管理行为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西方人从西方看地球，东方人从东方看地球，竟然产生两种不同的看法。影响所及，形成东西方管理行为的差异。西方人观察宇宙万物，发现所有生物，都发端於一个基本细胞；基本细胞分裂写二，二分裂为四，四分裂为八，这样发展下去，终於形成植物、动物与人类。
　　中国人考察宇宙万物，发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此生生不息，和西方科学所发现的事实，可以说完全一样。
　　但是，进一步推究一怎麽能生二时，彼此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西方人认为一个基本细胞分裂为二的原因，是由于二构成一（马绍伯先生指出：二构成一，就二看，是两种现象）。二构成一，当然很容易分裂为二。我国先哲也肯定太极是阴、阳所构成的单元，不过二构成一之外，尚有一内函二的用意（马先生说：一内函二，就一看，则两种现象皆发於同一本体，老子所谓同出而异名，正是如此）。
　　西方重视二构成一，总是以个体的对立看事物：公司有劳、资的对立；同仁有优劣的对立；企业生存竞争，亦有其冲突的对立。
　　中国古人体认对立固然存在，却也相辅相成。如果由一内涵二的取向，不难发现对立存在於统一，所以中庸说：万物同时生长而彼此不相妨害，道理一齐实行而彼此不相违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有公司才有劳、资的存在，彼此应该互信互谅；同仁间有优才显得有劣，有劣也才显得有优，大家应该互助；有同业的竞争，才能力求精进，必须合理合法以谋公平合作。
　　二构成一在管理上产生西方人一切依据是非来判断的科学化行为。对就是对，错即是错，相当简单明了。西方管理，喜欢问：Whichisright？AorB？而他们的答案，往往都很肯定，不是Aisright，便是Bisright。若是Aisright那麽A就成为共同遵守的标准；如果Bisright，B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标准。他们把判断是非的结果，明订为公是公非，称为标准化（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订定事物的标准，并力求其切实施行）。为求组织成员，共同遵行既定的标准，自非明言一切说清楚不可。同时要求符合同一标准起见，於是明订为制度。大家一体遵行制度，叫做制度化。制度是企业组织所有成员一切分工合作的基本规范，是管理的出发点。任何成员，其行为合乎制度的即为对的行为，否则便是错的行为。前者为组织所欢迎，後者则为组织所不容。
　　A和B之间，有一条直线，表示A大於B则A对；B大於A即B对。是非有所争执的时候，采取多数决的民主方式，居於A和B的彼此制衡，来决定孰是孰非。争执获得协议之後，立即修订原有的制度，成为今後未再度冲突之前的标准。西方的二构成一观点，形成他们的制衡思想麦展为经由谈判，分出大、小或是、非，以便共同遵行的制衡行为。
　　这种行为，其理论基础乃是个人主义。谈判指满足各自的需要而进行的交易，是非在确立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而制衡则在维护并增强个人的权益。一内涵二在管理上也产生中国人圆满重於是非的人性化行为。我们常说：二这样做对是对，可惜不够圆满。可见把事情做对未必就是把事情做好，中国人要求把事情做好，而非仅止於把事情做对。
　　中国人当然也问：甲对或是乙对？只是答案很少是甲对。或乙对。却多半是甲对，乙也不见得错。或乙错，甲又对到那里去？除非实在是十分明显而简单的事情，否则我们总觉得是非难明！中国人重视是非，却更了解粗理很好讲，任何人开口便可以说一大堆道理；细理不好讲，仔细推敲起来，每一个人所说钓道理都存在著若干疑难；微理很难讲，再深究下去J到了十分精微的地方，似乎永远说不清楚；玄理犹可讲，没有办法当中，往往会祀道理说得玄而又玄；妙理不可言，真正的道理多半妙不可言，同时觉察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沟通的障碍，因而非常谨慎，不敢擅下判断。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
　　相信资深的主管，都有这种经验：某件事情出了差错，关系者一共只有甲、乙、丙三人，但是甲说得理直气壮，乙、丙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常常指责中国人爱说理由，个个都是找藉口专家，弄得主管左右为难，不知谁对谁错，实在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道理人人会讲，是非却很难明断！我国的太极图象，并非凭空玄想而来。太极代表圆满，根本上是一主体。在此同一主体内，产生是非两种相异的现象。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成为中国人的一太极思想，发展为听一句话，要先问清楚究竟是谁说的，以便决定是否遵行的太极行为。
　　这种行为，其理论基础即为交互主义。中国人既不完全奉行个人主义，也不完全奉行集体主义；中国人既有个人主义思想，又有集体主义思想。常听到中国人说输人不输阵，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但是语犹在耳，他麦现情势不对，率先溜之大吉。然而却有人说到做到，临阵绝不脱逃，至死不渝的。中国人的原则，完全居於看你对我如何，我就如何待你的交互性，通俗的说，叫做彼此、彼此。我们放眼看去，宇宙万物无一不是圆弧形的。凡直线形的，都是人为的，而人为为伪，形式化的东西，中国人比较不喜欢，其道理在此。
　　太极思想，彼此之间不是一条直线，却是阴阳对称，淳涵浑朴的圆弧曲线，形成管理上不明确的分寸。中国人必须害自把握自己应守的分寸，无过与不及，的确相当困难，儒要历练与智慧，因此有些人十分厌恶，甚至到了怨恨的地步。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便是由於智慧的限制，无法变化自如，所以学到後来，既没有曲线，也没有直线，只剩下一个圆形的外壳。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说起来就是过份求圆满，形成太顺的事大主义。太顺的部属，绝对服从的结果，固然有利于力量集中。但是，万一决策有重大的错误，而此一决策者又大而有力，则大家盲口服从，势必害己害国。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盛行，自杀飞机愚行，大屠杀蛮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日本人为了寻求大和，往往弄得没有是非。他们一心一意追求利益，成为世人轻视的经济动物。日本第一中蕴含著重大的危机，因为他们缺乏适当的制衡，活像一辆煞车不灵的汽车，走顺路时很愉快，危急时真不敢想像。
　　大和思想发展为日本人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一切为团体荣誉而努力的大和行为。其理论基础即是集体主义。太极行为的根源，是人性。凡人皆有喜怒哀乐之情，未发时谓之中，发而中节便是和。中国人所讲求的和，是用的一种境界，而其体则为中。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其间的不同，只在已发与未发。未发的体，没有不善的；已发的用，便有善有不善。中庸特别指出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说明我们所追求的和，乃是已发的善的情，而摒弃了不善的情。
　　成中英先生以孔子一以贯之的纵贯和横贯两种关系来解释持中致和的道理。他说：和是横的一贯，中是纵的一贯。文化本身应该有中与和的道理，这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智慧。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比较简单，凡事只要想到自己的权益，不要让自己的权利睡著了，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而争，最後总能达到制衡的结果。个人独立，个人自由所产生的个人行为，因利害关系相结合，AfriendinNeedisafriendindeed，成为美国人坚强的信念。
　　日本人也相当单纯，凡事只须顾及对方，比比究竟谁比较大？你大我听你的，我大你听我的。这种上级生精神，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就很复杂，不但想到我，还要顾及你，更不能忘掉他。我们上下、左右、前後都必须同时详思熟虑，面面俱到，才不会不知不觉中树敌，招来无穷的後患。在横的方面，要和，对任何人的感情，都应该发而皆中节，保持恰到好处的人际关系。在纵的方面，要中，对於人事的处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时时刻刻都不离这一根本。中国人不能不坚持原则，否则人家会批评他没有定准、缺乏制度甚至胡作乱为。
　　坚持原则又不能到处得罪人，弄得鸡飞狗跳，妨害安宁。持中致和即是既要坚持原则又能和谐相处，所以和就是广结善缘，用广结善缘来坚持原则，既会做人又能做事，叫做致中和，乃是真正的圆满。不能致中和，结果必然和稀泥。今天大家由於痛恨和稀泥而怪罪致中和，有似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未免因噎废食吧！【作者：曾仕强来源：价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