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属性的辨析及启发性

　　关于管理，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叫做科学与艺术的结合（bothascienceandanart），谁最早提出这样的说法，或许难以查考。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却值得仔细地推敲和辨析。管理从经验主义的“泥沼”里出来，自20世纪50～60年代华丽转身（DONALDC。HAMBRICK，2007），进阶为“准科学”殿堂的一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职位、头衔，以及成功人士。人们好像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说法，管理既是科学（系统化知识意义上的），又是艺术（在实践意义上的）。但我们仔细思考过这种流行说法的合理性吗？科学和艺术那么容易通约吗？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洞见、理性，以及内在逻辑呢？
　　在我所熟悉的和谐管理看来（席酉民等，2006），没有人的主动性，或者人的主动性可以忽略不计的场所，应该就是比较纯粹的工程学问题，其背后的道理当然是严格的科学。但在有人的主动性，或者人的主动性居于主导性力量的场所，在我看来至少有三种可能性：一、本来应该有最佳的模式和流程，学者孜孜以求的东西，但恰恰是人的存在使其不可实现。所以，管理实践本质上也就成为了“人向机器收敛的过程”，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管理是科学；二、存在人之主动性的场所，不可能完全是工程学问题，也不存在受严格的科学支配的唯一正确的东西。但在一个相对宽泛的“科学”概念里，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些事件间的“相对稳定且重复性”的关联。那么，管理的过程也成为了“人向那些可以被人暂时地、部分地认识，并由人干预、主导的规律收敛的过程”，而在这种认识里，那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不具有合法性的，除非你接受一个谱系式的关于“科学”的定义，比如硬科学、软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否则，管理就不可能是科学，这是本体论上的判断，而使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去探讨本质上不具有科学性的问题，就如同非要用数学公式去建立一个“最佳的婚姻模型”，也就显得十分荒谬；三、管理不可能是严格的科学，甚至连那种“稳定且重复性”的关联也找不到，我们尽管看到了一些传奇故事的“相似性”，但在其中，我们没有看到的“差异性”可能更多。所以，管理只能是不断地试错，前人的成功和失败也只能给后人以启发，后人的表现则主要依赖于当事者的体悟和感觉，充满了始料未及的“涌现”特征。在这种意义上，管理毫无疑问更接近于艺术，而所谓成功的艺术家没有多少是按规律办事的，特别是那种开风气之先，创立了属于自己独特艺术经验的大家们，则是不可复制的。那么，管理的过程也只能是“人向自我体验收敛的过程”。
　　以上述分析为依据，结合我们的经验和体会，应该不难看出，管理就总体而言，不可能祛除“人的主动性”，从常态而言，不可能祛除“人的复杂性，或者叫非机器性”，也就不可能是“人向机器的收敛”，其推论，即在整体上想用“严格的科学”来完成管理目标的各类“伟大”抱负，本质上都是不可实现，如果从研究范式的“合法性”角度论，应该说是反动的。然而，这种判断却一点儿也不影响在管理的局部，存在严格科学支配的场所，因为即使在艺术领域，比如舞蹈家再怎么长袖善舞，那个舞台上可能“惊为天人”的她，也必须符合最基本的力学原理。科学研究是尽量要排除人的主观性，但排除了人的主观性的管理研究，即使被叫做科学，却不可能是管理的全部。所以，中国管理学界当下最国际化、也是最具有学术合法性地位的“管理科学”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贡献和边界。
　　顺便多说几句，对于今天中国管理学术主流所宣扬、追捧的国际化，我们表示理解，但也坚持质疑和批判这其实不过是被人们遗忘的关于学术的常识。理解的部分是源于我们对自己先天不足的反思，比如学术积累、研究方法；但批判的部分则主要是源于我们切身的经验、学习、反思，以及理论上的那个被人们所遗忘的科学精神。因为即使在我们所尊崇的国际管理学术界，不仅歧见丛生，范式芜杂，而且他们同样遭到“科学身份”地挟持（Daft，R。L，Lewin，A，Y，1990），无法摆脱“还原论”的困扰（ReibsteinD。J。，DayG。WindJ。，2009），并一直遭受“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指责（M。Kelemen，P。Bansal，2002），甚至是合法性受到质疑（LeonardHLynn，2006）。进一步地，我们尽管对国内当下最好的主流学者在SSCI，SCI发表上所付出的各种努力（借外脑的、搞关系的、巨资打造的），尤其是那些靠自己的奋斗排除各种干扰（首先是语言上的，其次是时间上的，再次可能是数据可靠性上的），终于被国际主流所接纳的学者表示认同（制度使然）、钦佩（理念使然）。但我们的分析或许可以表明，没有对管理属性认真地思考和把握，这些“认可”所带来的一时的骄傲与荣耀，还是解决不了“Arewemostlytalkingtoourselves？（自说自话）”的问题（ReibsteinD。J。，DayG。WindJ。，2009）。
　　当然，我们同样不认为管理是全然的“人向自我体验的收敛过程”，并不认为管理只能靠体悟和感觉。在我们直面管理现实的过程中，尽管存在足够复杂、多样的“管理现象”，但在其背后，还是可以观察到、认识到一些“相对（这一点非常重要）”稳定且重复性的关联所谓规律，规则。比如，我们容易观察到，缺乏约束的权力倾向于被滥用，缺乏反思的领导倾向于铸成大错几乎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不同程度地反复出现的。我们当然不可能幻想这种规律每一次都提供给我们“从输入到输出”的正确判断，但许多事情，看起来已经从惊讶、愤怒变得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我们清楚，自己无法洞察到由人主导的管理的所有细节，也无法预知哪个细节是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但在骆驼没有被压垮之前，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真正的管理研究必须保持什么样的立场，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期待什么样的结果。
　　管理的科学性是管理的局部特性。管理整体上也不是艺术，管理是一种基于人类交往，主要以合作方式达成各种目标的社会组织活动。我们所能且应该做的是，首先，尽量祛除狭隘的“科学工作者科学家”头衔的诱惑，尤其是当一个社会只认为自然科学家才算是科学工作者的时候。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吗？我们都应该认真地重温C。P。斯诺（1994）在《两种文化》所表达的忧虑。其次，自然是打破所谓“科学范式”的禁锢，也就是要根据你所研究对象问题的特性，这是从本体论上而言，选择与之相应的认识论途径和方法论取向以及各种适宜的研究方法。而不是只强调什么特性是可测的、可观察的、可计量的，从而武断地判定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唯一合法的研究这是讲给很多缺乏“学术素养”，但却高高在上的学术当权者和裁判的。比如今天最受青睐的“实证研究”，它的确为大批量地、规范性地生产管理学论文铺平了道路，但面对这一类的研究成果，实践者为什么会困扰，研究者为什么会烦恼？因为你往往找不到这些变量或变量关系与你生命经验的确切关联！不知道那个“构念”是不是与它所指称的“现象”、“经验”相对应！它是在说你熟悉的组织情境吗？它是在说你熟悉的一个个鲜活的合作对象吗？如果你认为理论研究注定是抽象的，很好！但你还得追问它展现出了在你所熟悉的组织情境中，鲜活的个体背后深层的机理了吗？它让你对现象背后的规律有足够的洞察吗？它会帮助你显著地改善组织绩效吗？仔细想想是，还是不是！或许，研究者都不过是在尝试对这个世界提出自己的判断，所以古麦森（EvenGummesson，2007）说所有的研究都是诠释性的。但谁能保证我们所没有或难以观察到、测量到的那些组织管理要素细节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的；如果无法用数学来表达的，就不去碰触，认为不值得研究，这和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有什么分别，和真正的科学精神又有什么联系呢！再次，如果说中国管理学者应该具有某种使命意识，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当下最应该做的就是，如何向科学精神回归，如何通过真诚的交流，合力创建一个适于学术探索的环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很显然，这个园地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应该是直面现实的，而不是顾盼自怜的；应该是批判和探索性的，而不是跟风和法官式的。
　　什么是我们的立场、原则，以及期待的结果。在我们所观察、体验的管理世界，有环境、人、机器、规则、结构、程序、运气，既有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工程学、科学，又有历史、广义和狭义的文化、宗教信仰，以及人力所不及的“黑天鹅”效应（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2008）。我们将尽己所能，找寻影响组织管理的蛛丝马迹，并努力编织一副关于管理的“完整画面”。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研究意图可以仅仅通过选择某一类方法就可以实现，我们只有倚重合的研究策略，只能采取更适宜于这种研究企图的各种可能的方法。而且，我们自己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不仅是“拼图”的意愿首先要得到学界主流的“谅解”，那个“拼图”的过程本身，就异常艰难，一定会时时刻刻挑战我们的智慧，而且我们所描绘的那个画面一定也只能是更接近于完整的“局部景象”，那是我们的边界，也是一切人类组织生活研究的边界；而且，我们所揭示的那些规律一定只是“相对”稳定且重复性的，根本上讲，注定是暂时的规律，它随时、随地都可能被人类新的组织管理实践所修正或颠覆。如果这算是我们对管理科学与艺术性的理解，如果读者能从中体会到我们的真诚和期盼，即使我们无法给自己贴上“科学工作者”的标签，我们也应该很欣慰于自己正在为中国管理学术的进步提出一种可能的方向。仅仅从这一点而言，我们自认为在实践着“管理学者”的使命和职责。
　　管理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科学，管理也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艺术，我们能如何理解人，生理、心理，个体、群体，也就应该照此去理解组织管理。如果说科学帮助我们在认识人的生理表现上已突飞猛进、成就辉煌，但在洞悉心理的表现上却踟蹰不前、乏善可陈。那么，我们想说，这也正是今天管理研究既有和应有的状态。只不过太多的管理研究者自以为当上了组织的“生理学家”、“病理学家”管理科学家，也就直接把自己当成了管理上的“心理学家”、“外科大夫”。于此，我们只能略带调侃地说，这是我们最大的心理障碍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窥测每一个人的心理世界，包括我们自己，而每一个由鲜活的人所主宰的组织，一定也概莫能外。
　　如果可以选择，不是为了一份工作，一份虚荣，一个头衔，我倒真想回到那个经验主义当道的时代。毕竟，只有那个时代曾经产生过真正的大师，也给过我们直到今天为止最多的教诲和启发。也许，当一个社会整体上可以比较客观地对待“科学”，以及“科学家”时，当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可以比较理性地对待自己的作用，以及边界时，管理乃至管理学家这个称谓本身就足以提供其存在的全部合法性到那时，人们当然可以非常坦然地说，管理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管理就是管理者的生活。
　　后记：那么，管理学者又是什么呢专门靠智慧让管理者的生活更美好的人吧。其实人人都有机会成为非常合格的管理学者，而无须官方颁发的那顶头衔。当然，少数智慧能斗量者，应该叫管理学家；至于如德鲁克者，自然是管理学大家。不无遗憾，很多拥有这份荣耀的学者，一张嘴，一办事，就摆明了压根儿不明白管理到底为何物！某日，碰到一个民间“管理大家”，几十年过得平平淡淡，人群里和和气气、一个人快快乐乐。向他讨教成功秘籍，人家的理论实在简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时间，锥心刺骨，无地自容！
　　我说过中国的大学里，如果非要关闭哪个学院，而不致带给社会太大的负面影响，耗费资源较多的管理学院（商学院）应当是首选（韩巍，2009）。但让人感慨万千的是，据报道中国有14的高考状元都钻进了管理学院、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张国，张鹏，2009），除了绝望，还能说些什么呢。当然，我非常主张中国的每一座大学都成立一所领导学院或领导研究院，而且我建议只研究一个问题，即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传统暨转型社会中，如何让领导少给普通人制造些麻烦这才是国家基金应该全力支持的最最最重大的管理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