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的时候，我们总能听到老师们提，或者很多同学在作文中也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当初只觉得说出这类话的人很深刻，至于为何没有信仰，有信仰是种什么状态，他们却没能说清楚。近来读了马克斯韦伯分析宗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书籍，对“信仰”有了一些新的理解。“信仰”一词太大，妄谈这个词总给人一种不自量力的感觉，本文改为“信奉”，聊发观点。 韦伯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出现在欧洲，而经济、文明同样繁荣的中国、印度及中东地区没有出现现代资本主义呢？分析统计数据，韦伯发现新教教徒创造的财富仅低于犹太教，在德国大部分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以及那些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接受过高级技术和商业培训的职员，基本上都是新教教徒（新资27）。基于这些发现，韦伯将关注点放在宗教领域，他认为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亲和性，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存在联系。 新教伦理的重要教义包括禁欲主义与天职观念。我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充满贪婪、压迫与冷漠，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并非如此，其发展充满着“信奉”的力量。新教受加尔文教影响最深，加尔文宗的著名论点就是“先定论”，即一个人是否被上帝救赎，早在出生之前就被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使人疑惑之处在于为何命运被限定而教徒没有破罐破摔、放纵私欲。简单的理解是上帝虽然先定了人的命运，但没有将结果明显表现给人们。因此，除了听天由命，教徒有两件事可以做：第一，人们可以通过建立与上帝的关系，顺从上帝的意志以获得现世的幸福；第二，教徒通过现世的奋斗，获得现世的幸福，由此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因此，在资本主义初期，新教教徒现世奋斗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获得金钱不过是“荣耀上帝”的附属品，而且这种附属品并不受欢迎，“营利欲、对财富的高度推崇甚至独尊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等等，本身与现代资本主义丝毫没有关系”（儒道249）。韦伯引用过美国精神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文字说明，资本主义所重视的是时间观念、信誉、诚实与勤劳等品质。新教教徒的奋斗、劳动与天职观念及其所诞生出的各种品质，促使职业专业化、记账理性化、法律与管理知识产生。 新教伦理、管理主义、法律主义、专业化，都是资本主义产生所依赖并且资产阶级所信奉的精神。注意，金钱并非资本主义初期所追求的，它仅仅是教徒自我救赎过程中的附属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原始朴素的精神渐行渐远，资本主义渐渐扭曲，富兰克林所说的“精明的掌钱人是他人钱包的主宰者”，也变为“钱包成为掌钱人的主宰者”，信仰缺失，资本主义也出现问题。 以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的发展逻辑。中国的信奉是什么呢？最能代表古代中国信奉的是儒教伦理，因为在古代但凡要进入统治阶层，必须要通晓儒学。韦伯认为，中国奉行的是典型的氏族控制下的家产制，经济活动中并非依靠管理主义与法律主义，而是依靠氏族中的家长和官僚阶层管理。家长与官僚深受儒家伦理影响。而儒教与现代性有龃龉之处，像儒家讲究“君子不器”，即君子要全面发展自己的素质，这使中国先进阶级与专业化分工交臂失之。这仅仅是一个小例子，如果有心，类似的儒教伦理阻碍经济发展的例子可以找出不少。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发现自己落后于西方国家，开始反思自己，从器物到制度，继而到思想。相信当时中国思想精英发现了儒家思想对资本主义的阻碍，干脆矫枉过正，直接全部打倒，直捣孔家店。儒家思想被打破，后来氏族、乡村精英被打倒，无论是城市精英还是乡村，思想体系与信奉全部混乱。好在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马克思主义，但是发展时间有限，且思想要与本土情况相磨合才能适用，再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浩劫，新的信奉大展身手还需翘首以待。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的信奉是空缺或混乱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进行了经济改革，目的是发展经济。较之经济建设，思想建设稍稍滞后。与西方相比，缺少了那种朴素的原始宗教精神，中国原先修身的那一套也早就没了，多数人的目光完全投向了金钱。同时，经济过程中定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公平、教育、医疗、养老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大多数人认为靠制度，笔者认为一靠制度，二靠社会意识。制度需要修补和创新，但制度和政策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制度发挥作用的这段时间中，社会意识则会发挥很大作用，如果大部分人在社会变革期间坚持诚信、守时、勤勉等品质，定然可以共度时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社会矛盾尖锐、信奉空缺，又缺乏积极的社会意识时，金钱和权势便乘虚而入，来补缺。这样，人们既不信奉新教伦理又不信奉儒教伦理，制度的修补与创新还在路上，大家便只信奉金钱与权势的力量。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选择绝不是愤世而嫉俗，或者服膺于什么。罗曼罗兰有一句名言，叫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仍然热爱生活。现在可能发展成一句鸡汤了，但是滋味仍值得品咂。首先，我们要坚信，历史的发展总是趋向进步，未来会向好发展。其次，未来的光明需要我们的参与，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没有能力创新和修补制度，但凝聚社会意识则是每个人力所能及的将粗野的金钱与权势信奉从观念中剔除，或者尽可能的压制。再次，社会意识的教育来自家庭和学校，许多家庭和学校的引导是不正常的，当然这无可厚非，因为身在庐山，不识庐山。家庭和学校对下一代的引导通常不自觉的带有功利主义特色，比如对金钱、权势的推崇，一切行动都为物质生活服务。其实，这些引导看似有用，实则无用。一方面，这些言论徒增焦虑；另一方面，功利鼓励下的新一代堕入“精致的利己主义”，制度的创新、修补和信奉重塑的任务交给谁去干？功利教育的受益者不会考虑这两个问题，失败者根本没资格考虑这些问题，反而自暴自弃。有的道理，下一代需要清楚的知道，而非仅仅了解只言片语。 而本文的目的就在这里，笔者希望通过梳理西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来使大家意识到信奉的作用，而不仅仅停留在“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个层次上，而同时缺少了一种精气神。马克思观点也认为，社会意识可以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在矛盾突出的时期，积极的社会意识愈疲软，物质崇拜与功利主义愈会喧嚣尘上。徒寄希望于制度，而思想之毒不解，依旧我行我素，代代相传，问题不会解决。坚信意志与精神力量，将金钱、权势挤出精神领域，就是我们现阶段要养成的信奉，也就是同学们作文中所说的“中国人的信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