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漏的战斗：当《日瓦戈医生》成为武器

　　明知有危险，依然坚持写出《日瓦戈医生》，与其为此赞美艺术家的无畏，不如归功于他的童真。必须要表达，必须要写出所有要写的东西，就像一台沙漏，里面的沙子必须从一边流淌到另一边，哪怕生命因此丧失平衡而倾覆。
　　沙漏的战斗
　　云也退
　　一张人物照片怎样会成为经典？拍摄技术和角度，人物外观特点，丰富的内心戏，时间背景，最好样样俱全。1959年初，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米高扬，在美国的一家书店前，看到橱窗里摆满了《日瓦戈医生》，他的礼帽压得低低的，虽然没有裹紧大衣，但身躯看起来很沉重。面对高高的陈列架那顶上挂着特制的“Dr。Zhivago”大标识和“reprintbookstore”字样的下面，显得心事重重，不无沮丧这一幕被人拍了下来，迅速流传。
　　米高扬的确个子矮小，只有1米65多一点，他支持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因而一度深受器重，在访美期间，他留下过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在一家货品琳琅的超级市场里推着购物车结账，像个家庭主妇一样检查一张9。29美元的账单，旁边的同事正从钱包里挖现金。
　　这个来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老布尔什维克，对美国有真诚的兴趣，只是面对《日瓦戈医生》畅销全美的事实，也难免尴尬，至少，读照片的人都会认为他此刻十分尴尬。一本在自己所代表的国家被严禁出版的书，在“墙外”大红大紫。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文化一度“解冻”，但是，在《日瓦戈医生》一事上的处理体现了苏联体制的僵化和文网的严密。在赫鲁晓夫的认许下，苏联文艺界狂热声讨这部书和它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浪接一浪。那些声讨者没有一个细细读过书稿的，他们出于各种动机，甘愿充当官方需要的枪头和开路犬。
　　“国家不幸诗家幸”，俗话是这么说的，不幸的是，说得很对。今天的俄罗斯文学一片萧条，俄罗斯人至今仍是最爱读书的民族之一，路上街头，随处可见手不释卷的人，但几乎已没有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作家，俄语布克奖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遥想19世纪，托翁陀翁双峰并峙，安东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二水分流，白银时代之后，一大批诗人星光灿烂，到斯大林专政时期，诗歌质量大滑坡，但大诗人们的威望依旧。现在看来，崛起于六十年代的索尔仁尼琴，确实是伟大俄国文学传统最后的赓续者，他的人道主义文学同样必须淬炼于尽人可见的暗夜。倘若苏联没有一朝崩溃，现如今没准还能出个把大师；而平庸的时代的确只能造就平庸的文学，不止俄国，哪里都是一样。
　　《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按照时间顺序，上世纪的苏俄出产了三大经典长篇。《静静的顿河》有公案，很多人不信肖洛霍夫能在二十多岁就写出如此厚重的传世之作，也一直有传闻，说他窃取了另一个已故作家留下的手稿，毕竟《顿河》之后，肖洛霍夫再无够分量的作品出手。而另两部书，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文学地位却无可撼动。
　　《日瓦戈医生》讲了什么？简单地说，讲一个看起来不怎么行医的医生尤里日瓦戈的一生。日瓦戈受过最好的教育，音乐、美术、哲学、诗歌，无所不晓，20世纪初，春江水暖，紧张地渴望“大时代”降临。他与养父母的女儿冬妮娅结婚，一战爆发，他去野战医院服役，认识了拉丽莎安季波娃，即“拉拉”，萌发爱意。十月后，日瓦戈回到莫斯科，觉得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了，为了躲避瘟疫，他携全家启程东去，到瓦雷金诺的家族故地去避居。这条路无数坎坷，但他也在那里与拉拉重逢，互相偎依于乱世的风啸狼嗥之中。然后，日瓦戈被一伙农民起义军劫持，替他们服务了一阵，与此同时，拉拉担任红军指挥官的原配丈夫，一位赤胆忠心的布尔什维克，在残酷的内战中性格扭曲，走投无路。
　　《日瓦戈医生》最突出的特点，是诗意。尽管有人抨击剧中人有太多冗长的思辨，不过，坦率地说，这种抨击其实意味着此书挑不出什么毛病。日瓦戈的思辨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写诗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以才会在时代的变局面前不住彷徨，常常无所措手。小说的末尾附有“尤里日瓦戈的诗作”，也就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自己写的诗，其中，写日瓦戈同拉拉见面的那一首《邂逅》，实际上就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给现实中陪伴自己十多年的情人奥尔加伊文斯卡亚的诗：
　　“会有一天，飞雪落满了道路盖白了倾斜的屋檐我正想出门是你，突然站在门前你独自一人，穿着秋大衣没戴帽子，也没穿套鞋你抑制内心的激动嘴里咀嚼着潮湿的雪。”
　　帕斯捷尔纳克和伊文斯卡娅及女儿
　　《当图书成为武器》，是两位美国作者写的一部朴素的编年史，叙述了《日瓦戈医生》引起风波的始末。说“风波”，因为这件事说小不小，说大也不算大。对于当事人，即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家人与爱人来说，固然是连续的沉重打击，但将此事同斯大林时期的众多和清洗相比，它的严重程度又比较有限。尤其是，因为此事闹得太大，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国际文学界人士的热烈声援，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落到了他的头上。按照一般标准来衡量，他还算是因祸得福的呢。
　　帕斯捷尔纳克早年以诗人名世。第一部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在十月那一年出版，他27岁。评论界的反响极热烈，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后来同帕斯捷尔纳克有过书信缱绻，她点评说：“它让我感觉像是遭遇了一场倾泻倾泻的光明将我笼罩其中。”另一位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评语是：“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文，就是在清你的嗓子，让你畅快呼吸，让你的肺涨满空气。这种诗肯定是治疗肺结核的一剂良药。”
　　成名后，托洛茨基接见了他，但列宁死后托氏失势，斯大林独揽大权，《当图书成为武器》里简练地说，帕斯捷尔纳克对权势人物有一种“既着迷又厌恶”的态度，看似矛盾，实则普遍。威权人格对艺术家是会有吸引力的，而艺术家天然的独立思考、独立发声的习惯，又会阻止他们向威权人物靠拢。
　　《当图书成为武器》一书，所用的材料都是最知名、最常见的，如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伊利亚爱伦堡的回忆录，丘科夫斯基的回忆录，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一部记录他拜访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苏联心灵”的文集，还有著名的苏共史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研究大清洗的经典著作。从材料中可见，帕斯捷尔纳克是个相对软弱的人，曼德尔施塔姆因“题反诗”被捕，他设法去接触布哈林，替好友求情，但当局势胁迫了自己的安危，他不愿硬扛：1936年8月21日，16位苏联一线作家联名写信要求处决一批开国重臣，帕斯捷尔纳克“在最后一分钟才得知此事”，签字认可，事后羞愧不已。即使如此，他的勉强决定也被人告发，他把痛苦幻灭倾诉在了笔下诗人一贯的做法。
　　这本书的脉络极其清晰，读者不难发现，帕斯捷尔纳克身边的人，不论亲属、朋友还是敌人，为数虽多，人际关系却很简单，因为威权人物太强，碾压进了每个人的私人空间，使得人与人的联系既有限且脆弱，互相的依恋都是弱关系，近乎缅怀式的，直接接入一个巨大的回忆录平台。大清洗过后，巴别尔、皮利尼亚克这两位顶尖俄罗斯作家被处决，曼德尔施塔姆于1938年底饿死于远东的集中营中，一度群星灿烂的苏联文学界就瞬间崩溃，剩下的人全部噤若寒蝉。写字的人有声音也不能发表，几乎等同于死亡。
　　从这个背景看，《日瓦戈医生》的写作反映了俄国精神中一种特有的绝对性：他们习惯以形容词称赞一个人的美，表达我对你的爱，同样的，在写作上，俄国艺术家都有一种单纯而直接的想法，渴望罄其所有，一举把所有的阅历，所有的思考，都转化为文字，并且预感到写完之日就是赴死之时。刚刚年满56岁时，帕斯捷尔纳克就在个人笔记里写：我已经是个老人，我活不了多久，“不敢无限拖延自由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开写之后，他也不曾藏着掖着，周围的人，他的热心读者们，都知道国家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他在写一部小说了。通过一次次朗读会，他把内容逐渐披露出来，还根据听众的反应修改已写完的部分。也因此，秘密警察早早就盯上了他的工作。
　　《日瓦戈医生》里有一段札记，提到“我爱普希金和契诃夫，他们代表了俄罗斯的童真”。后来书出后，一位法国女记者指出这部书受契诃夫影响最大，而非托尔斯泰，让无比感性的帕斯捷尔纳克喜出望外。明知有危险，依然坚持写出《日瓦戈医生》，与其为此赞美艺术家的无畏，不如归功于他的童真。必须要表达，必须要写出所有要写的东西，就像一台沙漏，里面的沙子必须从一边流淌到另一边，哪怕生命因此丧失平衡而倾覆。
　　可能艺术家都会醉心于一种无意识的实验，即期望自己预感的悲剧发生，期望唯有末日才能享受的激动和感伤。我读《日瓦戈医生》，时时感知到他对厄运的期待，远处的绝境像一个磁场吸引着他。他在1955年11月定稿小说后直抒胸臆：“你无法想象我实现了什么样的成就！我找到了所有的魔鬼，还给他们命了名一切都以简单、明了、悲哀的字眼命了名。我还复兴、定义了最亲切最重要的事物”他写的是“成就”，但想的未必不是灾厄。
　　小说书稿趁着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机会，由作者交给了意大利出版商，克格勃发现及时，但还是晚了一步。之后的事情进入到“出版战斗”环节，极权国家上演了最常见的戏码：一批操着种种陈词滥调（“抹黑伟大事业”、“邀宠西方主子”、“民族败类”、“美帝走狗”）的人，与另一些坚持表达自由、良心自由的人持续地冲突，前者总能依托官方的支持占据优势，强迫对手在名义上服软，而后者却能赢得更长久的人心。不能不说，帕斯捷尔纳克，以及索尔仁尼琴，都是足够了不起的艺术家，他们的小说赢得国际性声誉，固然有冷战的助力一本书成了西方讨伐东方的“武器”，良心对抗威权的象征但他们也是当真写出了实至名归的“史诗”的。
　　帕斯捷尔纳克受的苦不算大，书中明说了，他的房子还在，人身自由未受限制，依然可以在别墅里大宴宾朋，比起巴别尔、皮利尼亚克、曼德尔施塔姆、左琴科之类文学同行，他得以善终。唯一的难题是钱，巨额版税都在瑞士的银行里拿不出来，风波起后，他还有两年的生命，仍然得辛苦工作，养活两个家庭自己家和情人的家。这对他是煎熬，于我们读者却亲近感倍增：原来如此文学巨星，都不得免于“生活所迫”。
　　米高扬在美国见识了《日瓦戈医生》的畅销：它可以预示苏联的失败吗？橱窗前的米高扬，不是主义对峙资本主义，而是拘束PK自由，胜负立判。苏联国内畸形的产业结构，导致人们处于对平凡生活的饥渴之中，面对比自己繁荣的对手，心理防线就先崩溃了。让我感兴趣的，还有那些声讨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人后来的表现，有部分人忏悔了，诗人索伦金，一次声讨大会上14位发言人之一，甚至说“咱们14个人都是懦夫，都是趋炎附势者，都是谄媚者，都是叛徒，都是永远无法洗刷自己污点的狗崽子。”然而，大多数人都沉默着，信奉“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不能不说，我们与苏俄人，真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盲从权威，易于屈服，以及将曾经的盲从与屈服付诸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