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空姐搭顺风车遇害，究竟谁之过？

　　
　　这是一个让人悲伤的消息。
　　
　　5月6日凌晨，21岁的空姐李某珠，在郑州通过滴滴平台搭乘顺风车，不幸被司机杀害。犯罪嫌疑人刘振华作案后弃车跳河，目前警方正在相关区域全力展开搜捕。
　　
　　事情发生后，各种讨论层出不穷。从吐槽个人遭遇到推介防狼经验，从探究法律责任到揣摩嫌疑人动机，从谴责滴滴平台到关注安全共享空姐李某的悲剧，迅速发酵。
　　那么，热议之余，它是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进步的契机呢？
　　
　　法律责任
　　
　　先从法律责任谈起。
　　
　　空姐李某搭乘的是一辆滴滴平台的顺风车。这种车，在性质上叫“合乘车”，俗称“拼车”，是一种公民互助、互相分摊出行成本的绿色出行方式，不以营利为目的，在法律上与通常所指的“网约车”不是一个概念，不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制。
　　
　　那顺风车受什么法律规制呢？《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只不过，案发所在地的郑州市，虽然在2016年11月就公布过《郑州市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的征求意见稿，但是相关法规却没有最终出台。换言之，这样的顺风车在郑州并没有成为法律法规的调整对象。
　　
　　退一步说，《郑州市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第五条第五款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行为，为合乘各方自愿的民事行为，相关权利、义务及安全责任事故等责任由合乘各方依法、依约自行承担。也就是说，即便上述征求意见稿得到实施，滴滴平台也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整个事件中，滴滴平台其实只是扮演了居间的信息服务角色它不提供承运服务，并非承运人。在学术上来说，顺风车模式下，乘客的认知是顺风搭车，平台仅系为乘客和车主提供中介撮合，平台和乘客间属于居间合同关系，无需承担客运合同承运人责任。相应责任应由车主承担。
　　
　　滴滴出行的《顺风车服务协议》的第一条1。5也约定：顺风车平台提供的并不是出租、用车、驾驶或运输服务。我们提供的仅是平台注册用户之间的信息交互及匹配服务。如果用户的合乘需求信息被其他用户接受并确认，顺风车平台即在双方之间生成顺风车订单。
　　
　　因此，在李某遇害的案件中，是很难要求滴滴平台承担主要责任的。毕竟，刑事犯罪不能轻易预见。
　　打捞现场
　　
　　资格审核
　　
　　但不可否认，滴滴平台有没有尽到对司机刘振华的审核责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资格审核，是顺风车车主能否入驻滴滴平台的重要程序。在本案中，滴滴平台是否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就要看滴滴公司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核义务。
　　
　　而对于这一点，直至现在，滴滴方面尚未给予正面回复，只表示稍后会有更详细信息披露。
　　
　　按照目前要求，在注册成为顺风车车主时，需要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且驾龄需在一年以上。此外，滴滴还与公安部门展开了紧密合作，对车主进行背景筛查，排除犯罪记录人员、在逃人员、吸毒、重性精神病人员等人员进入平台。只有通过审核，才能在平台进行接单。
　　
　　不过，有业内人士表示，相比此前的优步，滴滴平台的审核并不算特别严格，网上甚至出现了代办业务，也有车主吐槽自己的信息被人用来恶意注册成顺风车司机。有人甚至揣测，滴滴在准入门槛上的宽松，实际上追求线下车主队伍的流量庞大。毕竟在互联网经济的时代，流量意味着体量。
　　
　　滴滴平台在最新自查中发现，刘振华的接单账号归属于他的父亲，并不是其本人。因此，在空姐李某案这一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刘振华要承担最严厉的刑事责任。但在民事部分，滴滴平台在信息撮合时没有严格审核司机，出现了人车不一的情况，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滴滴平台在今天下午宣布：
　　1、自5月12日零点起，顺风车业务在全国范围内下线，停业自查整改一周；
　　2、其他平台业务对全量司机全面审查，用一切手段清理平台上可能的人车不符情况；
　　3、运营及客服体系全面整改。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可是，谁愿意做那只已经被吃掉的“羔羊”呢？
　　除此之外，滴滴顺风车还被广为诟病在产品设计上突出了男女社交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出事的几率。
　　
　　安全体系
　　
　　乘车出行，安全第一。
　　
　　滴滴平台在最新自查中透露，“我们原有的夜间安全保障机制不合理，导致在该订单中针对夜间的人脸识别机制没有被触发。此外，嫌疑人在案发前，曾有一起言语性骚扰投诉记录，客服五次通话联系不上嫌疑人，由于判责规则不合理，后续未对投诉做妥善处理。”
　　
　　如果说，此前的滴滴道歉和悬赏捉拿（后由于被质疑无权“悬赏”，滴滴已经撤下这一公告），是出于人道主义或者公关需求的话。那么，安全体系上的漏洞就成为其不得不面对的法律问题了，这实际上也是企业发展必须面对的紧迫议题。
　　
　　交通部官方微信11日发布文章称，一些网约车平台公司在发展壮大之后，不是将必要的社会责任扛在肩上，仅仅将网约车作为增加“流量”和“估值”的工具，没有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放在心上。网约车企业是运输服务的提供者，必须承担承运人责任和相应的社会责任。
　　
　　的确，追求经济利益是企业的固有属性，但就能以此为借口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吗？事发之后，大量网友曝光了自己亲历的滴滴危险遭遇，滴滴必须提升安全保障，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用顺风车和网约车的不同法律关系的适用，来消弭自己的道义责任。
　　
　　也许普通消费者难以区分顺风车和网约车的区别，但无论如何，保证乘客的安全是平台应尽的义务。法律只是底线，法律之上还有道义。
　　进步契机
　　
　　顺风车，是共享经济的典型产物。
　　
　　当我们关注平台的竞争、理念的更新、技术的迭代时，网约车（或顺风车）准入、监管和安全的逻辑起点却往往被忽视。与逻辑起点配套的法律制度之不健全，更是让人深感遗憾。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平台类企业的迅速成长，不管是滴滴这类约车平台，还是其他的视频平台、电商平台、媒体分发平台无一例外都在追求轻资产化，试图通过平台来吸引线下资源的集聚，达到自己盈利的目的。
　　这种模式，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行业特征，就是客服能力（尤其是监管能力）与平台规模是不相称的。毕竟，增加服务增就代表着人工成本的增加。于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平台第一反应就是撇清自己的法律责任。
　　
　　而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法律的天然不敏感，它很大程度源于我们对资本的放纵。有网友回顾说，从打车大战，到快餐火拼，以及共享单车，大量的商业资本项目，都是从放纵规则开始，让商业资本相互撕杀，最后再由政府出面管控，缺乏前瞻性的调控，更缺乏法律的与时俱进。这样的无序竞争，不仅造成了海量资源的浪费，也让乱象频出，底线不断被触碰。
　　
　　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相关。
　　
　　空姐李某的遇害，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事件。我们每一个人在用车的过程中，都有可能遭遇下一个“刘振华”。希望李某的悲剧，能给我们一个进步的契机。
　　恰如从孙志刚事件推动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到三聚氰胺事件催生的《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一样，当媒体议程成为公众议程时，事件也会成为进步的起点。
　　
　　文巴山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