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儒学现代价值及限定性兼议普世价值不可忽略

　　近有先生与余讨论儒学现代价值。我想，所谓鉴古以知今，这个问题还得从古代道来：
　　余基本同意对儒学现代价值的正面期待。然须注意今哲“死亡之吻”的警告。其实，这并非只是一个当下问题，反顾历史，从两汉以降两千年间，儒学一再遭遇此种不祥之吻一一被权贵利用，以至官方化、教条化，因而扭曲以至僵死。这在西方也有同例：生动而深刻的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学说，在中世纪被教廷造成桎梏人心的教条，成为欧洲中世千年黑暗的文化原因之一。这除了统治者居心叵测、私心自用外，也与儒学本身弱点有关。儒家优点不少，此不具论，但毛病也不轻，一如孔子罕议性与天道，少作形上探讨，以至儒学缺乏本体论建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中外学者多有议及，此不赘。又如儒家因急于用世，素来依附君主及权贵（与出身底层的墨家大异，也与超世道家不同），太史公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曰，治国不难，不得罪巨室，皆此之谓也。儒家虽同情民众、重视民力保护、肯定民众的基础性社会功能（卓越宏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学也有倡导独立之大丈夫精神的高议，史上亦不乏卓异的践行者（苏武、诸葛亮、文天祥皆是），然而一旦涉及治国，儒家则只讲论治民术（孔子把自己的各种政治没计归结成何为则民服一一这是孔圣本人的名言）。请问诸君，能从孔孟到汉儒、宋儒那里找到几条主张民众自治的言论吗？孤闻如我者，一直未曾发现。信奉孔孟的士人当官（贪官尚不在此列），无非是研讨、践行为民作主”，做得好的颂为清官、能吏，赢得万民伞的迎送。但在中国史上，好象找不到一位请民众当家作主的官员。汉代郡守称“牧”（如荆州牧、徐州牧），以民众为无识无权之牛羊，由皇帝派出的官员牧之、宰之。明清（直至今日）官员皆喜被称“父母官”（老百姓也期待为民作主的父母官，从未想过自已参与作主），治者历来宣布民众所得皆上边的赐予，下人只有叩头谢恩的份儿。（汪洋前几年在广东讲了纠此偏误的话，至今为人称颂，称颂得对！）历代统治者愚民以便治民，是儒法两家共同的政治设计。直到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辈方略陈人民自治之义，但也无法实施，只能以“待访”自期。
　　今日研儒、弘儒，若忽略此一要点，不求民众自治（法制下的民主制，非指无政府主义），仍难以脱出君主臣奴、民众则在顺民与暴民间徘徊之窠臼。大众不能成为人格自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全然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思想权、发言权、选择并监督及罢免官员权等等），则国家无论叫什么动听的名号（朝鲜最全了，好象是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都与现代文明无关，必致民困国衰。
　　深通国学又接受西学洗礼的严复，于清末谴责君主专制的首选对象，并非法家，大加挞伐的竟然是鸿儒韩愈，痛斥韩愈名篇《原道》之君主臣奴、民又为臣之奴的观念。严复作此批判选项，原因盖在于韩愈自视（许多人也认可）为孔孟嫡系传人。而由孔子至韩愈的思路，恰是宗法皇权制的治国基旨。谭嗣同把君主专制称之门“秦制”，此不错，但严复更为深刻，他尖锐指出儒家（周制）和法家（秦制）同为秦汉以降皇权专制社会（不宜称封建社会）的精神基石，故必力破之，方有望建设近代国制。其实，严复之前千余年，汉宣帝便不加掩饰地宣称：吾家“霸王道杂之”，将此义讲得率直而通透。
　　儒学不乏善良（比苛酷的法家可爱），且富于伦常智慧，对国民道德建设贡献不浅（以仁义理智信教化朝野，连一些不识字的庶民都不乏品格高尚者），但儒学于文明的政制建构，可资取用的资源不多。而薄弱于政治建制，再好的伦常在政治实践层面，也只能是无根浮萍，作用有限。
　　儒学的伦理学说及古来的实践经验，今日当加借取（当然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救治时下的道德沦丧，如青年啃老成风，老人碰瓷索赔，商品假冒伪劣，不讲诚信等等（恶名已播传域外，令人闻之痛心），而以儒家道德中之良品灌输之，或许会有纠偏扶正作用。但企图凭借儒学普治天下诸大端（特别是社会制度层面）则过之。有人甚至主张请出孔子后裔（衍圣公）充任通天大教主，管理全国伦常、国政，这对儒学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讲得文雅点，这样做是画饼充饥，难听点是痴人说梦。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以改善文化生态，是当下要务之一。但不宜认定主要依凭儒学（那种认识只会重蹈董仲舒一汉武帝独尊儒术”故辙，而这正是儒家首次遭到的死亡之吻）。儒学后来有所发展，恰恰不是因为独尊，而是魏晋间汲纳玄学（佛、道等），隋唐更广为援佛入儒，宋明则将儒释道综汇之，方成就了影响千年的新儒学。现代又有学人融会西学，达成儒学第三期（此尚在过程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未获解决，如内圣与外王如何安置等等）。
　　若要求得中西文化杰构的会通新创，中华文化可贡献者不菲，然当求之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后世的某些曾被贬称“异端”的学说（如阮籍、嵇康、邓牧、李贽），并引入外学与中学的融铸品，而不可以儒学专之。
　　拙意以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孔子的“三人行必有吾师”“有教无类；墨子的兼爱、非攻、为正义死不旋踵；孟子的民贵君轻、士虽无恆产也要有恒心；《易传》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辩证互动观；庄子的主客参校观；荀子载舟覆舟之谠议，对生物与非生物、植物与动物、人类与动物差异的精准概括；《吕氏春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呐喊；苏东坡横看、侧看说；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新阐发；陆游绝知此事须躬行的名言；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黄宗羲的君臣同事观、公非是于学校观、工商皆本观；顾炎武的区分天下国家观、风俗入文化观、进山采矿以求实证观；王夫之的势一理一天合一历史观（批评人主心术决定论），文化中心多元、文化中心转移观；戴震的由字入道观；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材及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的否定之否定论说，魏源的“师夷说，孙中山力倡的天下为公说，等等，皆为足可传之千古之文化哲思，经现代诠释（无须牵強附会），可与西学精粹对接、交融，共作新创。前述皆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普世价值的非凡贡献，外人也普遍承认。不知何故吾国有人将普世价值（自由、人道、非战、民主、权力分治互相监督等等）全部拱手让与西人，进而将普世价值视作思想敌人，加以严密防范。（据说有令不许用普世价值四字），此实乃绝大的误判！是将中国自外于人类文明大道的错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经深度参与了、并将继续参与人类共认的普世价值的创制，这是中华文化的荣耀，它们可以自救吾国，又奉献于世界。
　　虽前路艰险，但余对吾国前景充满信心，原因之一，是我们有坚韧的历史文化支撑；余且相信，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必会恢复对中国的尊重与热爱，因为我们有优美的文化传统，这传统必将发扬光大！
　　冯天瑜戊戌桂月草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