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马克思哲学当代性辨析

　　目前，与“回到马克思”提法可以相提并论的是“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提法。与“回到马克思”比较，“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更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现时代基本精神。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我们现在流行的提法是“与时俱进”。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如何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究竟怎样“与时俱进”？我们以往只有一些空泛论说。而今，在这些问题上，“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提供了精密细致的界说。
　　笔者大致赞同“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这一提法，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提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辨析：一是当代性和近代性（或现代性）的分野究竟何在？二是如何对待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这一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三是如何对待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在这样三个问题上提出商榷意见。
　　一、当代性和近代性（或现代性）的分野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或当代意义、当代价值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但是，我们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是非常空洞的和浮泛的，以为现成地运用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分析和解决当代现实问题，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科学相结合等等就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当代性。
　　“回到马克思”是在质疑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一口号不是倡导马克思主义原教旨主义，而是倡导方法论自觉，亦即实现马克思哲学“解释学转向”，从而为阐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提供了文本依据。但是，这一口号本身毕竟没有呈现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反而导致了对于这一问题的遮蔽。
　　反之，“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使得我们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当代价值的理解变得更加清晰明确、广泛深入而又精密细致。这是一个真正从哲学上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尝试。
　　“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基本思路是：马克思哲学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乃是当代哲学，而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近代哲学或现代哲学。当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的分野在于：近代（现代）哲学是以意识内在性为基本特征的理性形而上学为核心的，表现为知识论路向，而当代哲学则表现为生存论路向。在近代性或现代性解释框架下，马克思哲学或者被当作知性科学或实证主义，或者被当作价值因素或宗教因素，或者被同时当作这两个方面。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由存在论的根基处深入地检审并阐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当代价值。
　　毫无疑问，这一思路的前提是这样一个预设：存在着当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的分野，存在着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与近代性（现代性）的分野。这一分野表现为知识论与生存论之两种路向的区分。所谓知识论路向的性质是“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而所谓生存论路向的原则却要求自身达于使得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世界得以成立的更具本源性的领域，因而其性质是“前概念的”、“前逻辑的”和“前反思的。”
　　这一预设可以在这样两个层面上予以质疑：第一，以知识论与生存论两种路向的区分作为当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的分野是否成立？第二，以知识论与生存论两种路向的区分作为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与近代性（现代性）的分野是否成立？
　　在哲学史上，特别是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古代哲学通过近代（现代）哲学到当代哲学，确实存在着致思路向的转换。
　　希腊哲学一开始就追问事物的“始基”或“本原”，这是理性形而上学的发端。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真正开端是巴门尼德，而哲学的真正起点则是巴门尼德所提出的“存在”概念。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了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范畴，由此，哲学致思的路向发生了第一次转向：“本体论转向”。同时，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著名命题，在这里，“本体论路向”就已经开启了“认识论路向”。从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著名命题和苏格拉底由自然到人事的转向，经过柏拉图“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实体”论，到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哲学英国唯名论和欧陆实在论，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源远流长。
　　到了近代（现代）哲学，笛卡尔提出“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贝克莱提出“存在就是被感知”；以意识内在性为基本特征的理性形而上学正式形成。由此，哲学致思的路向发生了第二次转向：“认识论转向”。从英国经验论和欧陆唯理论，经过休谟和康德，到黑格尔，近代（现代）理性形而上学登峰造极。
　　黑格尔之后，当代哲学打破了一元化的格局，呈现了多元化的态势。在扬弃理性形而上学过程中，当代哲学起码存在三大转向：一是“价值论转向”、二是“语言学转向”、三是“生存论转向”。实用主义主张“有用就是真理”（詹姆斯语），把真理问题归结为效用问题，从而把认识论问题归结为价值论问题，实现了当代哲学的“价值论转向”；以维特根斯坦为主要代表的分析哲学把哲学定位于“语言的逻辑批判”，从而把认识论问题转换为语言学问题，实现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从根本上实现了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英美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思潮和欧陆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以及各种流派尽管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朝向理性形而上学“倒退”的迹象，但主导性的潮流无疑是当代性的自觉。
　　因此，如果说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的基本表现是认识论或知识论路向，那么这样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把当代哲学归结为存在论或生存论路向却值得怀疑。首先，按照这一路向，除了如海德格尔等几个极少数、极个别哲学家的思想之外，当代西方绝大多数哲学家的思想均可被认定为不属于当代哲学或不具有当代性。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对于当代西方哲学发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的思想，如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前期维特根斯坦只有“语言学转向”，没有“生存论转向”；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学转向”与“生存论转向”联接起来）、胡塞尔的现象学（虽然主张“面向生活世界”，但是强调主观性，具有意识内在性特征）、加达默尔的解释学（究竟体现“语言学转向”，体现“生存论转向”，或者构成“解释学转向”，尚可争议）等，他们的思想是否属于当代哲学或是否具有当代性，就成为问题了。其次，从“生存论转向”视角来看，“价值论转向”、“语言学转向”都停留于理性形而上学地平，或者都遗留了理性形而上学残余。反过来看，何尝不是如此？“根基”本身就暴露了理性形而上学嫌疑。其实，理性形而上学是不可完全“拒斥”、彻底“超越”的。当代哲学只是这样或者那样扬弃了它的近代（现代）形态，而非它本身。最后，即使我们认定“生存论转向”是“价值论转向”、“语言学转向”的根本，也不过是一家之言。反过来说，这一根本要么被颠倒，要么被否认。总之，当代哲学所发生的路向转换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多元化的。只要具备解构近代（现代）理性形而上学趋向，不论它的路径指向，它的当代性均应当予以确认。否则，以这一种或者那一种路向为当代哲学唯一路向，我们对于当代性的理解必然陷于某种狭隘性的视域。
　　马克思哲学介于近代（现代）哲学与当代哲学之交，它必然存在着近代（现代）性与当代性的纠缠。同样，如果说马克思哲学近代（现代）性的基本表现是认识论或知识论路向，那么这样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把马克思哲学当代性归结为存在论或生存论路向却值得怀疑。当然，“生存论转向”比“价值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更切合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现象实情。但是，在这种阐释中，马克思哲学诸多层面，如它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等在当代性生成上的意义和价值就被遮蔽了。即使它的实践观，除了生存论含义之外，其它含义也被遮蔽了。这是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相比较，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上无疑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和价值，但它却不是唯一的，而是诸多阐释路向中的一种阐释路向。
　　二、如何对待正统马克思主义
　　表面上，“回到马克思”与“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可谓分道扬镳，一个要求“向后看”，一个要求“向前看”。实质上，“回到马克思”要求实现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学转向”，而“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则要求实现马克思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要求把“解释学转向”奠定于“生存论转向”的根基之上。除此之外，“回到马克思”与“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还有一个共同点，亦即二者都规避（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二者也有不同点：所谓“回到马克思”意指马克思之后出现了对于马克思的“误读”（“误解”），而“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则意指马克思之后出现了朝向马克思哲学近代性（现代性）的“倒退”。
　　一个可以提出的例子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这被认为是朝向理性形而上学、知性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倒退”。不仅马克思，甚至恩格斯都曾批判过这些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者（如巴尔特、拉法格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写道：“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列宁所谓“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一步，卢卡奇所谓“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也被认为是这种“倒退”的例子。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只要这种“倒退”不是短期的、影响微小的，而是长期的、影响巨大的，就不能用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或者“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来遮蔽什么了。我们必须面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这一正统。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正统马克思主义总是按照某种进化论图式，认为后者对于前者既坚持又发展；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以及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则按照某种退化论图式，认为列宁“反对”马克思、恩格斯，而恩格斯又“反对”马克思，甚至马克思“反对”马克思“老年马克思”（实证主义者）“反对”“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者）等等，并且认定实证主义是对于人道主义的“倒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则相反。“回到马克思”与“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是反对进化论图式，认同退化论图式的。
　　这里的关键是究竟以哪一时段马克思哲学思想为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一般地说，退化论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典范文本，而进化论者则以《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为典范文本。由于马克思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很长时期没有公之于世，因此人们总是以马克思成熟时期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为典范文本。但是，严格地说，《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并非哲学著作。这样，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等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正是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日益被近代（现代）性所遮蔽，其存在论或生存论路向日益被认识论或知识论路向所遮蔽。
　　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之于世，“重新发现马克思”，形成“两个马克思”之争：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和实证主义的“老年马克思”（还有“三个马克思”之争：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实证主义的“成年马克思”和人道主义的“老年马克思”）。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的界限就更加不言而喻了。在马克思本人前后思想变化中，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亦即存在论或生存论路向是否被近代（现代）性亦即认识论或知识论路向所遮蔽尚可质疑；而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这一遮蔽则毫无疑问。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哲学几个基本论域实践论、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观中探究这一遮蔽过程。
　　首先，马克思哲学实践论。马克思认为：实践是“对象性”的、“现实性”的、“感性”的人的活动；不仅如此，实践是现存世界的“否定性”的人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里已经表明：实践论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根基，它囊括存在论或生存论，并不为存在论或生存论所限制。但是，从恩格斯到列宁，直到毛泽东《实践论》，实践仅仅被当成了认识的基础、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便走向了认识论或知识论。
　　其次，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称之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规定是奠定在存在论或生存论意义上的。后来，从恩格斯提出“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到列宁提出“物质定义”，从恩格斯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派别”到列宁提出“哲学的党性原则”，直到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唯物主义（来自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统一，这样就走向了认识论或知识论。
　　再次，马克思哲学辩证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提法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到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依然强调“否定性是辩证法的本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一规定同样是奠定在存在论或生存论意义上的。后来，从恩格斯提出“辩证法的三个规律”以及“自然辩证法”到列宁提出“辩证法的16个要素”以及“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直到毛泽东《矛盾论》，主观辩证法变成了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这样又走向了认识论或知识论。
　　最后，马克思哲学历史观。马克思提出：“意识dasBewu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存在论或生存论，经过从恩格斯到列宁，直到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这样也走向了认识论或知识论。
　　但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不仅反映在存在论或生存论路向上，而且反映在价值论路向和语言学路向上，例如阶级观点、阶级斗争学说、阶级分析方法以及意识形态理论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基本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以降，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主要表现亦即存在论或生存论路向确实被近代（现代）性亦即认识论或知识论路向所遮蔽。但是，这一论断既不否定恩格斯、列宁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无论这一贡献是实践层面上的，还是理论层面上的，抑或是其它理论层面上的，还是哲学理论层面上的；也不否定恩格斯、列宁等在许多问题上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发具有当代意义、当代价值，例如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动力论”的经典补充。但是，在总体上，“恩格斯列宁正统”确实是近代（现代）性亦即认识论或知识论路向的反映，从而导致了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主要表现亦即存在论或生存论路向的遮蔽。这一遮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实用化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因此，为了从根本上克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实用化倾向，重新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是必要的和及时的，但是这一阐扬决不应当导致对于马克思至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全盘搁置。我们应当全面准确地认识和评价“恩格斯列宁正统”。
　　三、如何对待当代马克思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回到马克思”也是为了“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因此二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分歧在手段或途径上：前者侧重于马克思原始文本的“解读”（“解释”），后者侧重于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对话”。
　　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双方也不存在根本分歧。譬如张一兵就应用了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解读”（“解释”）了马克思原始文本，这跟吴晓明所谓“对话”是一致的。分歧仅仅在于：究竟跟谁“对话”？以“生存论转向”为“解释学转向”的根基不过为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对话”提供了“语境”。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只有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对话”或用海德格尔来“追问”马克思才是“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唯一出路？
　　其实，在马克思哲学历史上，“对话”是屡见不鲜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马克思与当代各种哲学思潮、流派的“对话”“重新发现和创造马克思主义”，如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对话”（卢卡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对话”（马尔库塞、弗洛姆）、马克思和存在主义的“对话”（萨特）、马克思和结构主义的“对话”（阿尔杜塞），甚至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发生过重要影响的马克思和康德的“对话”（李泽厚）等。我们是否可以认定所有这些“对话”都是马克思哲学从当代性到近代（现代）性的“倒退”？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生成和发展不是一元化的或激进式的，而是多元化的或渐进式的。虽然从工作上讲，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偏好选择某一当代哲学跟马克思“对话”；但是从原则上讲，我们应当鼓励任一当代哲学跟马克思“对话”，如马克思哲学与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的“对话”。马克思哲学应当面向所有当代哲学多角度或全方位开放。在“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上，同样不可罢黜百家，唯我独尊，不能认为他人的努力都是徒劳，只有自己的努力才是贡献。应当承认，任何一种“对话”都是既有进展，也有局限。问题在于比较、鉴别、融会、贯通。
　　不仅如此，这种“对话”应当不限制于哲学领域（哲学是根本，而不是全部），而是实现整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思想的“对话”，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的“对话”。
　　任何这样一种“对话”不应该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应当由当代哲学向马克思哲学“提问”，由当代思想向马克思主义“提问”；而且应当由马克思哲学向当代哲学“提问”，由马克思主义向当代思想“提问”。这种“提问”就是通过“对话”启明一切被遮蔽了的当代意义、当代价值，从而实现双方的互动。
　　但是，归根结底，无论“解读”（“解释”），还是“对话”，都不是“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根本出路。“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根本出路是真正从当代人类生存境域、现实生活世界中领会当代精神，这是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转向”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之所在。
　　（本文原载《哲学动态》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