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中华文化的仁爱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包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仁爱精神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之首。其实，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价值体系，恰恰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是我们当代中国人要特别继承、弘扬和躬行实践的。
　　中国人将中国的儒家经典简称为“四书”“五经”。“五经”记载了中华文化的礼乐制度文化；“四书”则张扬了中华文化的仁爱精神。“四书”的仁学承传了“五经”的礼乐文化，而且还对“五经”的礼学做出了创造性发展，使礼乐制度与仁义精神合为一体，推动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建设发展。
　　孔子为什么要建立“仁”的思想体系？春秋战国时期，天神上帝的信仰受到怀疑，“礼”的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难以维系人心。孔子及早期儒家学者意识到“礼”的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必须另外确立“礼”的人道、人性依据，他们开始从人本身来寻找、建立“礼”的合理性依据。这样，孔子及早期儒家学者建立的仁学体系，就是一种摆脱了崇拜外在天神上帝的宗教信仰，回归到人性精神的人文思考。
　　所以，孔子及早期儒家建立起“仁”的思想体系，就是这一人文思考的结果。孔子及早期儒家学者反复强调“仁者，人也”，“仁也者，人也”。他们不仅是以“人”来定义“仁”，同时也以“仁”定义“人”。他们建立起以“人”为依据的仁学思想，他们认为，人的一切生物本能不属于人的“类”本质特征，必须从人道主义精神中去探寻人的“类”本质特征。孔子及早期儒家坚持从人道主义精神出发，深入探讨“仁”的理念具有人的内在依据。
　　儒家之“仁”具有三个基本的精神性要素，即仁的情感、仁的理性、仁的意志，体现出人不同于生物本能的本质特征。
　　首先，“仁”是人与人相爱的先天情感。《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孔子论“仁”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这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说法。孔子明确指出，“仁”是一种人的爱人的情感，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感？这恰恰是人不同于鸟兽等动物的“类”本质特征。孔子认为人永远是一种不可与鸟兽同群的社会存在，人不可能离开家庭、社会、国家的社群组织，同时，处在社群组织中的个人不可能不具有相爱的情感。孔子特别指出具有血缘关系的父母与子女、兄与弟之间的相爱，是仁爱情感确立的根本。人一旦有丧亲之痛，就会“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这是仁爱之情的本源，也是人之为人的社会本能和先天情感。但是，儒家认为人的社会本能和先天情感具有普遍性，人会从亲亲之爱进一步拓展到“泛爱众”，这种普遍性的爱人情感同样是人的先天情感。孟子对其作了人类学的界定，他认为人之所以具有爱人的情感，是源于人普遍具有的“恻隐之心”，即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特别列举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即孺子将入于井，人人会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也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他由此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而作为经验形式的“恻隐之心”其实具有普遍法则意义，所以，孟子指出：恻隐之心就是仁。
　　其次，“仁”是人的道德理性，它源于人与人通过以情絜情而实现的社会交往理性。“恻隐之心”作为一种特殊经验的情感，如何可以成为普遍的人道法则呢？孔子的仁学依据，是人作为道德主体之间推己及人的推理，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交往理性。人的爱人情感不完全是个体经验和一厢情愿，人与人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故而是能够得到对方情感呼应的相互主体。这一种相互主体、情感推理是人人具有的理性能力，在孔子这里叫做“忠恕之道”“为仁之方”。所谓“忠道”，孔子认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为仁之方”，即以人人皆有的情感欲望、精神追求为基础，进而形成推己及人的社会交往理性。这后来被清儒戴震概括为“以情絜情”的情感推理和交往理性。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具有社会交往理性，他能够从自己的情感欲望、精神追求出发，进而推导并满足他人的情感欲望、精神追求，最终实现相互理解、相互满足的社会交往理性。在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典籍中，存在不少这一类以人人皆有的情感精神而推己及人的道德理性。《大学》所讲的“絜矩之道”，就是一种以人之“恶”的情感来推导人人交往的原则：“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当然，人人皆有的情感欲望既有体现为喜怒哀乐的好恶情感，还包括亲亲爱人的道德情感，后一种情感也可以实现“以情絜情”的情感推理。如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将孝亲慈幼的亲亲之情推广为一种普遍性的尊老爱幼之情，在汉唐时期又称之为“博爱”。
　　其三，“仁”是人的道德意志，它依据于人内心不得不去做的自觉行为。孔子认为“仁”是人的内在情感和理性的需求，当一个人能够意识到“仁”的情感需求和应然法则，就会在内心形成不得不主动实践“仁”的道德意志。每一个人均可以将“仁”转化为“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自觉行动，所以，“仁”的内在依据就是行仁的道德意志。孔子总是强调为仁的个体自觉性，他指出，实践仁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能力，既然人人皆有行仁的能力与意志，那么，人人皆有的道德意志就成为“仁”的依据。当然，这一种道德意志并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是依赖于士人的自觉。所谓的志士仁人，就是那些“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人。可见，正是追求仁道的道德意志，使士君子选择了“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儒家士君子就是一个能够自觉承担仁道的社会群体。孟子还将士君子的仁道意志称之为“浩然之气”，其实就是为仁的意志形成并呈现出来的一种巨大力量。
　　由此可见，早期儒家的“四书”体系，主要是一个以“仁”为中心的中华文化人道主义精神的思想体系。孔子坚持从人的主体性精神结构中，寻到了“仁”的内在依据。儒家“四书”的“仁”具有人的情感、人的理性、人的意志三个基本的精神性要素，体现出人不同于生物本能的“类”本质特征，建立起一种中华民族特有的仁学体系。
　　来源：人民政协报，2018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