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匝：完全赞成儒家，或完全反对，都傻！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最近刊发了与新儒家陈明的长篇对话。效果大大超出我的预料，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多，好像对儒家思想，我们不赞成就只能反对，这一点让我非常失望。我想问的是，我们能不能赞成其某一方面，反对其另一方面？另外，我与国内各大思潮的代表人物都有对话，显然，被访者的观点不能代表我的观点，我不过是提起一个个话头，希望引发大家深入思考而已。有的朋友建议我，在对话录后面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想除非特别有必要，我将慎用这种方式。我不希望自己的观点过度影响粉丝的思考。
　　事实上，我此前已发表不少论述儒家的文章，尤其是《给孔夫子的一封信》已表明我对儒家的基本态度。为了梳理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脉络，下面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再次探讨我对儒家的看法。
　　一
　　孔子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幽灵”。
　　进入20世纪后，面对国家日渐危亡的局面，中国读书人越来越激进，从“祖宗成法不能变”到“中体西用”，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全面批判“吃人的礼教”，孔子的名声越来越坏，到后来基本上已经成了3000年专制制度的罪魁祸首了。
　　矫枉过正带来了部分知识分子的反弹，并客观上催生了现代新儒家。但不论是梁漱溟、熊十力还是冯友兰，现代新儒家显然已不再是抱残守缺之徒，他们不外乎是想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林毓生语），以期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思想资源。
　　这种思想进路在熊十力的弟子那里得到了延续。1949年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在台湾接过了熊十力的薪火，致力于新儒家思想的创造和阐发，并形成了值得重视的台湾新儒家学派。
　　1958年元月，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在台湾《民主评论》及《再生》杂志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名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这篇文章中，台湾新儒家明确提出了他们的立场：“中国之政治历史，遂长显为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欲突破此循环之唯一道路，则只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之建立中国政治制度中，仅由政府内部之宰相御史等，对君主权力所施之限制，必须转而成为：政府外部之人民之权力，对于政府权力作有效的政治上之限制。仅由君主加以采择与最后决定，而后施行之政治制度，必须化为由全体人民所建立之政治制度，即宪法下之政治制度。只是由篡窃战争始能转移之政权，必须化为可由政党间做和平转移之政权。”
　　孔子曾被人讥为“圣之时者”，但真圣贤必然是与时偕行的，现代新儒家显然有这样的自我期许。
　　如果说牟、唐、徐等人算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杜维明则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这一代新儒家自觉地担负起了向世界传播新儒家思想的责任。
　　二
　　中国大陆的情况与台湾不同。1949年后，为了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力批判“封建思想”、清除“封建余毒”成了常态，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全面、彻底的清算。这一清算在林彪死后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达到了高潮，手握“批判的武器”的人对孔子的称呼变成了“孔老二”，这种称呼体现了批判者对孔子的轻蔑。
　　但中国人真的不再需要孔子了吗？
　　1978年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欧风美雨吹进国门，各种思潮蜂拥而至，加之市场化改革一夜之间使中国进入了世俗社会，前30年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已不能回答现实问题，尤其是不能回答人为什么活的问题。中国富了，但中国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根了。所谓道德沦丧、信仰空虚、人情冷漠的局面愈演愈烈，整个社会蔓延着一种不安全感和乖戾之气。
　　一个缺乏道德基础和普遍信仰的社会如何长存？一个与自己的文化传统恩断义绝的民族怎么可能有前途？但抱怨又能解决什么问题？中国社会靠什么重拾温情？
　　孔子的“幽灵”看来没有走远，他又回来了。人们开始反思此前对孔子的批判，清明的思想者认为，中国的专制历史始于秦始皇，“百代皆行秦制度”，真要批判专制根源，也应该批秦始皇而非孔子，孔子不能代秦始皇受过。
　　于是，读经了，祭孔了，国学院、书院兴起了，又有人穿唐装了。
　　于是，大陆新儒家登场了。
　　不过，与台湾相比，中断传统几十年的大陆新儒家并不是一个有着统一的思想取向的学派。单就大陆新儒家中三个代表人物蒋庆、康晓光、陈明观察，就会发现，大陆新儒家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
　　三
　　蒋庆的儒学是所谓政治儒学，其发生论基础是人生而不平等，因此在现实政治中也根本没必要实行自由、民主、平等诸价值。蒋庆大倡政治的道德基础，他批评自由主义的缺陷是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美丑善恶，因此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是不道德的政治，至少可以说是非道德的政治。自由主义之所以导致这种非道德的政治，是因为其非圣无王，而中国传统政治尊王崇圣，“天赋圣权”，圣人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圣人的教诲。圣人甚至有权力强人行善，强人做圣贤。“王道政治”必须同时具备“三重合法性”，即神圣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否则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要大打折扣。“王道政治”的特点是圣王合一、政教合一、“三纲五常”。
　　为了实现这种“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蒋庆设想通过设置“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以将道德制度化。“国体院”议长由孔子的嫡系子孙世袭，议员则由他指定历代圣贤、君主和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社会贤达及各宗教界人士产生
　　蒋庆一心梦回三代，他也不怕被人指责为复古倒退。如果说，蒋庆希望实现“以德治国”的梦想是对历史上各种“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缺乏充分警惕因而值得同情的话，他的论点和论据则大多数不能得到当代中国人的认同，至于他提出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如“国体院”的构成形式）就只会让人一哄而散了。
　　说实话，只要是稍微有智识的现代人，都不会认可蒋庆的极端复古立场，他的政治儒学的主张也绝无实现之可能。如果说儒学在当下尚有必要推陈出新的话，蒋庆的主张对此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如果人们把蒋庆与儒家等同起来，只会增加其对儒家的不信任感。
　　康晓光也不认可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他主张的是仁政，为此他出版了一本取名就叫《仁政》的书。在施行仁政的国家里，掌权者是所谓“儒士共同体”。最高权力的更替规则，应该首选儒士共同体推举制，然后是禅让制，再次是革命。在他看来，“要确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权”。
　　如何才能达致仁政的目标？康晓光主张：一，新闻自由，即允许民间议政；二，政治行政化，建立行政决策咨询机制，吸纳精英从政；三、实行法团主义，开放民间社团，政府通过社团吸纳民间意见。具体到当下，康晓光的具体建议是：“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来代替马列主义。党校还是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最关键的，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
　　康晓光的着眼点是制度儒学，怎么评价他描绘的理想国呢？我想如果90后看了他的制度设计，一定会以为他在写小说吧。
　　在与蒋庆和康晓光的对比之下，陈明的存在就显得很有价值了。
　　与蒋庆大倡政治儒学，康晓光大倡制度儒学不同，陈明所主张的是文化儒学。陈明反对把儒家思想教条化，而主张与时俱进地阐发儒学对当下中国人的意义。按他的话说，儒学要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政治重建与身心安顿提供积极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很切实的向度，也是一个与台湾新儒家趋同的向度。
　　（推荐刘军宁新书《天堂茶话》，在这本书里，刘军宁虚拟了老子与孔子的对话。刘军宁试图打通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之间的隔离墙，这种思想进路是值得赞赏的。）
　　四
　　目前的中国思想界正呈现出各派政治思潮与新儒家结合的趋势，有人被认为是儒家社会主义者（甘阳），有人被认为是儒家自由主义者（秋风），有经济新儒家（盛洪），有法治新儒家（梁治平），但真正能说服人的论述还比较少见，一些论述确有臆说之弊。
　　在我看来，只有清除儒学作为政治哲学的功能，将其理解为中国人生活的伦理规范才是拯救儒学的唯一途径。要言之，儒家应该远离庙堂，深入社会，这既是儒家的得救之道，也是中国社会的福音。
　　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哲学终究不是以解决人生意义为目的的，它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解决这个中国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人大多数其实都是儒家，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的DNA的一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即便你是激烈的反儒者，你敢公开宣扬你不孝顺自己的父母吗？既然儒家思想已深入中国人的血液，它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需要探讨的就不是要不要它的问题，而是面向未来，如何新陈代谢的问题。人无法走出自己的皮肤，人又何尝能完全抛弃自己的历史？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一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激烈反儒，但他们似乎忘了，古典自由主义者，比如哈耶克，对传统历来是温情的。
　　陈明从即用见体的角度立论，从根本上解构了儒家教条，但由此也带来一个问题：一个不存在基本信条的儒家如何能够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政治重建与身心安顿提供积极的解决方案？每个人通过“即用”见到的“体”是否都可以被划归到儒家思想的体系中来？陈明对上述三方面的论述主要着眼点是“应该如此”的视角，而对于“如何可能”、“怎么办”尚需要更多论证，而后者显然是更为重要的，也是时代给新儒家提出的全新课题。
　　何光沪说过：“中国宗教若不进行改革以发扬其真精神，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社会文化若不进行改革以吸纳真宗教精神，也是没有前途的。”新儒家普遍热衷于儒教的建立，主要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和手段让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这个出发点未尝不值得钦佩，但历史发展到21世纪，在一个越来越世俗的时代，要建立或重建一种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与佛、耶、回诸教相比，即便儒家思想不是完全不具备宗教性，但其宗教性（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探讨）毕竟有限。当代人或许可以在理论上对儒教阐幽发微，但宗教本身又并不是通过讲道理让人信服的，这可能是儒教的倡导者在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最后我想提醒大家警惕两点：一，在一些新儒家的言说里，仿佛我老大中国什么都有，尽善尽美，无待他求。在我看来，这种人根本不配称为新儒家，无论他们的初衷如何，他们的言行都只能引起人们对儒家的反感。二，积极拥抱权力，典型的“致君行道”的老调。这种进路和社会的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