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精英移民潮之忧

　　大约在最近10年，国内越来越多社会精英移居海外，成为媒体、政府和公众关注与讨论的话题。
　　初看起来，这是中国在卷入全球化浪潮之后产生的人员流动的自然现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前期，人员流出与流入水平接近于零；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人员的流动（主要是外流）开始产生并且规模越来越大，但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并不引人注目。只是在最近，这个问题才引起注意和谈论，事实上，主要原因还不在于流出的绝对数量，而在于增长的势头及其特殊含义。
　　与精英外流现象相映成趣的是，也有大量的海外精英流入内地寻求发展机会。最主要的有两部分人，一是早年留学国外，取得学位并在国外的大学、科研机构、公司或政府部门得到职位的中国公民，他们感到在自己工作的领域中，国内的发展机会似乎更多，或者，他们更喜欢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二是台湾、香港的企业家，他们看中了在大陆的获利机会或地方的优惠政策。据此，应该认识到，人员流动决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但一进一出，动机和目标却迥然不同。
　　上述两类人到大陆工作的动机是寻求机会和发展空间，无意变换自己的国籍或身份，而国内精英移居海外，大多是以取得外国国籍为目的。移居海外的精英中，不少人只是追求拿到一个外国身份，他们挣钱和交友仍旧在国内，这种现象非常值得玩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上世纪80年代移居海外的潮流不同，那时一些人千方百计想去外国，是因为那里生活条件比国内好，工作条件、发展机会优于国内；而这次移民潮中，大量精英是国内的成功人士，早已享受优越的生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去到国外，要么是甘居平淡、低调，要么是准备从头再来，重新开始一轮艰辛的打拼。
　　也就是说，国内精英移民海外，多半是有所牺牲，有的甚至作出了较大的牺牲。那么，他们到底图什么？原因何在？
　　据笔者的了解，精英们移民的主要动因是获得安全感，他们凭经验和遭遇认为，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太多，未来是不确定的，自己的前途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行动和决断作出合理预期的。除了安全感以外，精英们移民还追求好的自然环境、对子女更好的教育，等等。
　　精英的知识、技能、资金是我们这个社会宝贵的、稀缺的资源，这些资源所代表的创新能力，所派生的就业岗位，所营造的向上竞争的氛围，都是可见的或不可见的财富，它们随着精英移民而流失，是明显的或潜在的损失。在各级政府出台各种政策，竭尽全力争取外来资源在本地落户的情况下，本地资源却在流失，这是极其可惜、很不应当的。
　　但精英们为了安全感而想方设法规避风险无可厚非，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说过，人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自我保全，所以，安全感对于人来说是第一位的。
　　在资金、技术、人才流失的背后，不可见的、更重要的失落是整个民族的信心。精英的移民具有示范作用，哪怕是对于没有条件移民的一般民众。很难设想，如果做不到全民具有凝聚力，对于未来充满信心，中国人民可以全心全意地建设自己的国家。
　　其实，精英移民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更普遍现象的一部分。有人认为，中国的精英层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他们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兴起的中产阶级一样，代表了一种新兴力量，在建构市民社会的过程中可起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建立法治、实行对于权力的制约、形成公平的自由竞争机制等方面可起正面作用。但30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或精英层与当下市场经济一样，带有较强的国情特色和扭曲性，他们与其说是制衡独断、垄断的权力的力量，不如说是更多地巴结、迎合权力，当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获利。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些进步性的话，那就是他们对于法治的向往，因为他们毕竟希望在一套明晰的规则之下活动和生活。他们要求的不多稳定性、可预见性而已。
　　精英移民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希望具有另一种身份，将自己置于另一套法律系统之下，这套法律系统是否非常完美和公正暂且可以不管，但大致可以放心的是，这套法律系统是严格、清晰的，被任意解释和施行的可能性较小；是独立的，有权威的，不易受到当权者的干涉和侵害；出发点是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不是官员用来对付“刁民”的工具。
　　今日中国的移民精英相当务实，他们多半不会浅薄地崇洋媚外，以自己当了美国人、法国人或拿了绿卡在同胞面前炫耀，他们的底气在于随着身份转换而得到的保障。这就相当于在一大群探险者中，虽然看起来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但其中有的人是买了高额保险的，每个人的抗风险能力和自信心是不一样的。
　　问题是，在最原本的意义上，也就是从公民之所以为公民，政府之所以为政府，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道理上讲，精英们花大价钱在国外买保险，是必须的吗？
　　精英移民潮的兴起提示我们，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法治社会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不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人，都有权利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守法的、有道德的公民不必担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被权力机关剥夺；在从事经营活动和其他任何正常活动时，不必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贿赂就可以顺利进行；在遇到麻烦时，可以指望廉洁奉公的警察或是独立审判的法院；人们向上流动的希望可以寄托在勤奋的工作上，而不必巴结上司或与当权者拉关系。
　　当我们考虑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什么样的社会时，普遍的公平是根本的标准。大多数民众与精英同样重要，其实更为重要。我们的忧虑或恐慌不应仅仅来自精英移民引起的资本、技术的外流，我们的因应措施不应限于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以吸引海外投资或留住国内人才。授予特权不但是势利的、不公正的，而且从长远来说是达不到目的的。精英不可能得到所有的特权，当他们享受一小部分特权时，他们一定会看到在其他方面自己的正当权利被剥夺的可能性。在给予“海龟”优惠和特权时，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损害了“土鳖”应有的权利和利益。正义是信心最根本的源泉，只有正义的社会才值得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热爱和留恋，对精英是如此，对任何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