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情与政王蒙《红楼启示录》

　　作为知名作家，王蒙首先并且主要是由于自己与政治的关系成名的，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从文本角度讲，此前王蒙几乎没有什么与自己在文学上的地位和影响相称的文学作品。《青春万岁》不过哄哄孩子而已，《蝴蝶》以及其它“意识流”作品不过开启了中国“现代派”的先声而已，没有多少真正思想或者艺术价值。将来人们或许发现：王蒙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成就高于他在80年代的文学成就，王蒙的学术文化随笔高于他的其它文学作品，如小说等。其中，《红楼启示录》也许是王蒙生平最优秀的作品。
　　王蒙并非“红学家”，研究《红楼梦》属于“串行”。他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兴趣，恐怕是因为他在辞官后赋闲在家，一来借此试验一下自己“作家学者化”的愿望，二来借此总结一下自己在情场、官场或在文坛、政坛的阅历。与正规“红学家”相比较，王蒙研究《红楼梦》带有更鲜明的个人主观色彩。
　　譬如，王蒙认为：“贾宝玉的性格特点是：非责任非使命非献身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非文化非社会非进取的性灵主义，天真的审美喜悦式的泛爱论与唯情论，充满了对死亡、分离、衰老等的预感、恐惧与逃避的颓废主义，善良、软弱、又对一切无能为力的消极人生态度。”（《红楼启示录》117118页）“贾宝玉的性格丰富，说不胜说，但勉强总括之可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多爱多情多忧思，一个是无用无事无信念。”（《双飞翼》287页）王蒙从这一分析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贾宝玉这个人物算不上叛逆异端，曹雪芹本人也算不上叛逆异端，从政治的、实践的观点看，贾宝玉、曹雪芹毋宁说都是顺民，都是听话的，至少是无害的。”（同上286页）《红楼梦》原本是多重的，有多重阐释的可能。关于贾宝玉，可以认为他是一个革命家、一个唯美主义者和爱情至上主义者、一个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一个感伤主义者或颓废主义者等等。从阐释学看，任何阐释都存在着一定的文本依据，同时都呈现了阐释者的视阈。曹雪芹创作贾宝玉投射了自己的影子，王蒙阐释贾宝玉、曹雪芹同样投射了自己的影子。认为贾宝玉、曹雪芹“算不上叛逆异端”，“毋宁说都是顺民”当然并不缺乏文本依据，但是总起来说不过呈现了王蒙本人的性格而已。笔者认为王蒙这一说法并不完整、准确。贾宝玉（《红楼梦》）正如孙悟空（《西游记》）、李贽一样，由反儒家正统始，而归于佛教道教非正统终。这是一个没有找到出路的“叛逆异端”或“多余的人”、“局外人”、“逍遥派”等等，但却不是什么“顺民”。它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韧性和顽强性格局（“儒道互补”和“儒释道合流”），也反映了改变这一格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当然，王蒙对于《红楼梦》的领悟是很有一些独到的。“情与政”是王蒙对于《红楼梦》主题的基本把握：“总的来说，《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生活有两个聚焦点：一个是‘情’，一个是‘政’（指家政也指人际关系）。”（《红楼启示录》135页）这就构成了《红楼梦》的“两个主题”：“第一主题”是“诗的、悲哀的、青春的与深情的”；“第二主题”是“争斗的、紧张的、险恶的与错综复杂的”。（同上203页）“《红楼梦》中包含着两组矛盾的范畴，也可以说是作者自己意识到的两个命题，一个叫做‘色空’，一个叫做‘兴衰’。”（同上273页）“情与政”构成了《红楼梦》“两个人生”“两个世界”的紧张：“情”是私密的审美的情爱的感伤的颓废的女性的人生和世界，“政”是公共的政治的争斗的理智的实利的男性的人生和世界。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士大夫进则为儒，学、道、政三合一，退则为道为佛，进退有余。曹雪芹不仅仅是重复了佛、道的理想，而是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理想。这不是“大同”、“太平”或“桃花源”理想，而是“大观园”理想，亦即唯美的和爱情至上的、女权的或女性的、感伤的或颓废的日常生活的理想。这样一个理想同样令人向往。王蒙在经历了“政”的挫折后，逃避到这一“情”的王国（李商隐和《红楼梦》参见《双飞翼》），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情”的主题，王蒙是这样分析的：“前者以宝玉为中心，以宝黛爱情为主轴，以宝钗黛三角关系为主要纠葛，辐射开去，涉及各色人物，包括秦可卿姐弟、湘云、袭人、晴雯直至金钏玉钏诸人。在这个情中，又分三个层次，诗的即审美的与性灵的层次；体贴即献殷勤的层次；单纯肉欲的层次。宝玉其实是贯穿这三个层次的。而贾链是第三个层次的核心人物，薛蟠也活动在这个层次，”（《红楼启示录》135页）至于贾宝玉，“他的爱情有三部分组成：一是专一的、灵肉一致的、知己型的深爱与林黛玉。二是普泛的对一切女孩子的美丽与聪慧的欣赏即审美式的博爱，并从而希望对方也同样喜欢自己。也可称这种爱为普遍的喜悦。三是皮肉之爱，‘初试’或‘复试’云雨情式的爱。”（同上117页）三个层次简明扼要地说，即是“神”的、“人”的和“动物”的。在曹雪芹《红楼梦》中，假“宝玉”（所谓“通灵”之说）乃真“顽石”（所谓“补天”之说）也，林黛玉原本是“绛珠草”，薛宝钗有“金项圈”。宝玉（“神瑛侍者”）与黛玉（“绛珠仙子”）的爱情是先天性自然性的“木石前盟”（所谓“还泪”之说），而宝玉与宝钗的婚姻则是后天性社会性的“金玉良缘”。黛玉是宝玉唯一的知己，宝玉是黛玉唯一的知己：“爱情是什么？爱情是从爱自己的人身上获得自己的存在的证明。”（同上248页）这就叫做“真爱”，是“真我”的实现。与那种可有可无的“爱”、“转过身是欺骗”甚至“面对面是欺骗”的“爱”相比较，“真爱”是至高无上的。宝黛爱情是多么的美好，“情切切”“意绵绵”达到了深情挚爱的程度，令人向往。“木石前盟”被“金玉良缘”所毁灭，令人伤感。黛玉与宝钗的区别，当然不是什么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相反，她们俩是女性美的两个典型。但是，在为人处世上，黛玉“孤标傲世”，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宝钗“随时通达”，属于“贤妻良母”，是现实主义的。王蒙有一句话：“在钗黛问题上，共产党有一种悖论。作为革命党它应该支持林黛玉，作为执政党它应该支持薛宝钗。”（《双飞翼》342343页）这句话很有意思，很到位。当然，对于宝钗以及其他姐妹（“金陵十二钗”三十六个女朋友），宝玉几乎程度不同地都有好感（所谓“女儿”之说），这是唯美主义的泛爱（所谓“意淫”之说，“意淫”既不是“皮肤淫滥”，也不是“精神恋爱”，它是感性的，不是理性或非理性的），因此宝玉“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宝玉对于“女儿”是非常珍惜的。云雨式的爱情对于宝玉来说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水浒传》“诲盗”，《红楼梦》“诲淫”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金瓶梅》“诲淫”，《红楼梦》“诲情”。“情”与“淫”有根本界限。
　　关于“政”的主题，王蒙是这样分析的：“另一个焦点是‘政’，核心人物是凤姐。顶端人物是贾母。也分三个层次。一个是‘位’或‘势’，指的是地位、身份的优势，如贾母，如贾赦贾政，如邢夫人王夫人乃至李纨，都有一定的位，贾链也有一定的位，二是道或者德，指的是精神优势，首推贾政，次推李纨，三推宝钗，以及王夫人薛姨妈等，三是权，权全在凤姐手中，中间有一段探春曾经代理。凤姐的权术活动也分三部分，一是关系学，二是管理学，包括人的管理与物的管理，三是‘厚黑学’，这是李宗吾发明而流行香港的一个说法，就是脸厚心黑之学，即以权谋私而全无顾忌之术也。”（《红楼启示录》135137页）《红楼梦》的“政”有两个重要人物值得研究：一是王熙凤，二是贾探春。王熙凤的“政”是典型的“人治”（“德治”），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巩固专制。而专制、腐败的根源则在于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情”是“政”的基础，“政”是“情”的上层建筑，两者相互作用。王熙凤的“政”既维持了“大观园”的兴盛，也导致了“大观园”的衰败。贾探春取代王熙凤，临时“执政”，力图“改革”，“兴利除弊”。贾探春的“政”正是一个“包”字，“承包”到户、到人，是“法治”的雏形。在这一“改革”中，人的利益关系突出了，冲击了人的情感关系。但是，由于“改革”仅仅限于“经济”基础，没有涉及“政治”以及“思想文化观念”上层建筑（例如，贾探春与薛宝钗、平儿的联合“执政”，上面既有贾母、王夫人“垂帘听政”，内部也不一致，平儿是王熙凤的代表，薛宝钗的“小恩小惠”时常消解贾探春的“兴利除弊”），因此不仅没有复兴“大观园”，由于利益压倒情感，破坏了“人情”社会的基础，反而加速了“大观园”衰落的进程。贾探春的“政”终于失败。《红楼梦》对于“政”的理解并不亚于《三国演义》、《水浒传》。
　　《红楼梦》两个主题“情”与“政”是经纬分明而又纵横交错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总是用公共性的“政”来干预私密性的“情”（例如，“木石前盟”正是这样被“金玉良缘”所毁灭），而在公共性的“政”中又总是掺杂私密性的“情”。笔者认为：把“情”与“政”分离开来，把私密领域与公共领域分离开来，是当代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
　　《红楼梦》是一部不朽的人间悲剧（所谓《好了歌》及其解注），尤其是一部不朽的“女儿”悲剧（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以及《红楼梦》十二支）。《红楼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无穷无尽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为了情爱的理想变革现实的政治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铲除专制、腐败的政治，扫除违背人性、人道的“人情”，解放符合人性、人道的情爱，这是《红楼梦》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一，但却是王蒙所不知道的。王蒙不过是从“政”的王国躲避到了“情”的王国而已。
　　（1999年，未刊）
　　参考文献：
　　王蒙：《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1991；
　　王蒙：《双飞翼》，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