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国家变革对儒学发展有什么启示？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不但把传统文化作为决定中国发展道路和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因素，更对传统文化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从中共领袖习近平的论述来看，他期盼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能在他主导的改革中、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事实上，要求传统文化、儒学发挥积极作用的呼声，这些年不绝如缕，典型的就是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兴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传统的重要性，也更愿意从传统中寻求解决现代问题的资源。不过，与人们对传统的热情相比，学者对传统文化、儒学该如何发展则缺乏共识，有时更显得茫然。
　　思想是时代的精神精华，它离不开时代的现实。当前中国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无论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还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变革都是当前时代的最大现实，儒学要实现自身发展，就必须从国家发生的变革中获得启示，从国家变革的需要中寻找今后研究和发展的重点方向。
　　由于历史原因和当前特点，中国的国家变革分为三部分，一是一百多年来要求实现民族富强的变革，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社会变革，三是当前进行的全面改革。以上三个变革是息息相关的，他们都对儒学发展提出了要求和启示。
　　第一，建构中国秩序需要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自从1840年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中国的精英就一直在寻求变革之路。从洋务运动开始，精英企求通过变革建立新秩序，从而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精英寻求变革的延续。
　　不过，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的变革持续了一百多年还没完成，中国还没建成一个可以实现长治久安和民富国强的治理秩序，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儒学的衰弱有很大关系。一百多年来，自身文化和思想的衰弱，导致中国精英不断向外寻求资源，尤其是英美法德日俄等国，这些国家的经验、历史和思潮都先后传入中国，中国精英对外来思想具有无比的热情。不过，今天我们都知道，外来的东西因为是舶来品，难免水土不服，那种企图用外来思想实现中国治理秩序的梦想，注定不会成功，中国秩序还得靠中国思想。习近平说，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道路、中国秩序的独特性，也就是说中国秩序要靠中国文化、中国思想来建构。
　　重建新秩序离不开儒学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为中国新秩序贡献思想的重任，无疑要落在儒学身上。未来，儒学应根据自身传统和时代特点，建构一套治理秩序，就像传统时期的仁礼秩序一样，这套秩序能给国家带来强大、秩序和繁荣。须知，在清朝之前，处于儒家秩序下的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
　　第二，治理市场经济带来的精神危机，需要儒学安定人们心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对于经济、政治和制度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心灵的变化更大，中国人在一切向钱看的同时，失落了自身的精神家园，中国人的心灵不知应在何处安顿，人们对自身行为变得无比茫然。
　　近年来，国人开始反思这一现象，也开始意识到了传统的重要性，传统文化对身心安宁的重要性。在这一反思下，中医养生、佛道养心等逐渐热起来，中医馆、寺庙和道观的门庭，开始出现成群的百姓。在传统中国的思想结构中，儒释道是互补的，中医养生和儒家修身养性也是互补的。如果仅仅养心、养生，而不修身养性，身心是很难安于所处，特别是对于不愿成为宗教徒、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们来说，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
　　这些年大陆儒学发展偏重政治和制度层面，对心性层面重视不够，特别是对于心灵层面的传统资源重视，即使一些学者倡导的儒教，也是政治成分居多。其实，相对于政治与制度层面，如何解决因现代社会而产生的心性方面的现代烦恼，社会需求更为强烈，儒学应充分发挥其心性方面的资源，不仅要为现代人心灵的安宁提供思想资源，更要为人们道德的提升和心灵境界的提升提供思想资源。只有当中国人在心灵上对儒学重新产生依赖的时候，儒学复兴才真正算完成。
　　第三，新一轮改革面临的不确定性，需要儒学进行引领。当前，中国政府推动的改革，在横向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六大方面；在纵向上则分为两个层次：思想变革和制度变革。不过，对于这一轮改革，中国政府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建构上，存在两个截然相反的现象：一方面有明确的思路，对于改革所要坚持的指导思想、道路和理论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将要进行的制度改革也有明确的设计；另一方面又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但对于思想解放的方向和解放后所要达到的状态，则无明确规定，同时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上，要求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并存的现象，折射出了改革者内心对新思想的渴望，儒学未来应在思想和制度的不确定性方面进行大力研究，通过参与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变革，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同时为新思想和新制度注入中国文化因子。
　　在政府推动改革后，社会必然要做出反应，进行变革，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生活方式变革和观念变革。对于这两方面变革，改革者在改革的设计中没有提到，但这两方面变革对政府推动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改革后，百姓不愿意根据新制度调整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新制度将很难良性运转。更为值得重视的是观念的变革，即使百姓的生活方式暂时发生变化，但其内心并没有真正接受这种方式、安于这种方式，新制度将不稳定。因此，对于改革后百姓应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以什么心态来生活，儒学应该发挥引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要人们重过某种千篇一律式的生活，更不是要压抑个性，而是要研究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生活节奏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人应该如何调整自身、保持一个更积极的心态，过一种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国家变革对儒学发展提供了启示，儒学要真正实现发展，就需调整自身发展道路，改进自身研究方向，在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重点开展实证研究，重点研究现实问题的儒家式解决之策。如果儒学的研究对象，还停留在传统的主题和话题，还停留在王道政治、天理人欲、格物致知、喜怒哀乐和春秋笔法等方面，而不对现实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关注和研究，儒学就很难和现代社会对接，很难成为一种现代的学问。须知，儒学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对传统理论进行现代阐释，不仅仅是传统话语的现代转换，还应是对现代问题的研究，对现代需求的回应。
　　作者是中国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