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儒学能为新一轮改革贡献什么？

　　
　　注：2014年初，我参加了秋风组织的新年茶会，并在会上做了“儒学与当前改革”的主题发言，会后将发言稿整理为《儒学能为新一轮改革贡献什么？》的文章，并于1月27日全文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该文发表后，引起了一定关注，不少读者和圈内同仁都发来邮件，其中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还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了学习。儒学与改革的关系可以放大到儒学兴衰和国家变革这一个大主题下探讨，从历史的纬度来看，儒学的命运总是受到国家变革的影响，同样，儒学的发展也能影响国家的变革。对一个有两千多年儒学传统的国家来说，其正在或即将发生的变革不可能不从儒学中吸收资源。
　　
　　中国正在兴起新一轮改革，这轮改革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如此重要的改革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能为新一轮改革贡献什么理论资源和历史经验？
　　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和儒学对改革的重要性。中共领袖习近平说，中国改革的道路是由三大原因决定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基本国情，独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要走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过，仅仅决定道路的独特性还不够，传统文化还能为改革贡献更多的东西，改革者还能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中获得更多的能够对改革提供助力的资源。
　　事实上，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位最高领导人。2013年11月26日，中共全面改革方案刚公布不到两周，他就来到了山东曲阜，考察孔府、论道儒学，这次政治活动在中共领袖的历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也显示了他要从儒学中寻找更多改革资源的决心。
　　中国开启的新一轮改革是全面改革，涉及方方面面，这其中有改革决议中明确列出来了的改革目标，也有隐藏在这些改革目标背后需要准备、夯实的内在功夫，对于新一轮改革来说，儒学能在改革的内在功夫和具体目标实现方面提供助力。更为重要的是，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它的最大贡献应是通过自身发展推动传统文化复兴，进而推动民族复兴，而民族复兴正是改革的最大目标。
　　
　　夯实改革内功
　　第一，凝聚改革共识。包括知识界共识和大众共识。在中国知识界，除官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民间还存在多种价值或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权威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以及新老左派等，这些主义间相互有冲突，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设计不尽相同，中国要凝聚改革共识就须把这些不同的主义信奉者凝聚到同一面旗下，而在官方意识形态说服力、凝聚力不够的现状下，传统文化无疑是最好的资源。当前，传统文化受到国内各种主义的重视，他们都积极从传统文化和儒家中汲取资源，都想把自身的理论发展和传统结合起来，传统文化和儒学成了各家各派争抢的香饽饽。在大众共识方面，虽然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因素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淡，但毫无疑问的是，至今为止社会大众最熟悉、感到最亲切的还是传统的东西，发扬传统、坚持传统的政府无形中会获得社会大众更多的支持。
　　第二，提升改革成效。这一轮改革的总目标，改革者设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系是制度，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通过制度的改进和变革，实现制度的现代化。能力是运用制度的能力，在新制度建立后，需要一批信奉新制度并熟练掌握、运用新制度的官僚，因此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指官僚队伍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新一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新制度和培养新官僚，通过建立新制度和培养新官僚来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光有新制度和新官僚是不够的，还得有接受、信奉、敬畏新制度的社会大众，如果社会大众不接受、信奉、敬畏新制度，经常采取违规、甚至对抗行为，新制度将很难正常运转，新官僚也将疲于应对。从这个角度来看，要确保、提升改革成效应“新民”，即培养具有新观念、新道德的社会大众，改革之后的国家应是“旧邦新民”的国家，儒家中有大量革新制度和塑造“新民”的资源。习总视察孔府时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要通过改革激发人们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即自觉遵守、践行制度的能力。
　　第三，形塑改革者。改革中，改革者的角色至为关键和重要，对改革者来说，要顺利推行改革、实现改革目标，除应具有足够权威外，还要有坚定的改革意志、不畏强权的改革品质和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甚至要随时做好为改革牺牲的准备。这样的改革者就是儒家所说的“志士仁人”，改革者就应是志士仁人，只有具备“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改革者才能不畏权贵、才能一往无前。培养这样的改革者，儒学的资源是丰富的，儒家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具有这样的品质和精神。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集团，中国近年有些改革之所以成效不显，和利益集团的阻扰有关，也和改革者是否具有“志士仁人”的精神有关。新一轮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选拔一批认同改革、信奉改革的人，让他们作改革的执行者、推动者和坚守者。更要让社会大众切实享受改革成果，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改革的受益者，通过增大改革的受益者进而造就更多的改革支持者和守护者，造就更多愿意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人。
　　
　　助力改革目标
　　新一轮改革主要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保和党建等六大方面，每个方面又包括若干子目标，对于其中的一些改革目标，儒学能贡献自身资源，这里以社会比较关注的三个改革举例。
　　第一，社会治理方面。在社会治理上，传统儒家的乡村自治、家族自治传统能提供启发。相对今天来说，传统社会政府官员在社会大众中的比例并不高，但却能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转和稳定，也能较好解决社会矛盾，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和借鉴。
　　第二，环境保护方面。这方面的资源儒家是很多的，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水草木和人一样都富有生命和灵性，不能随意破坏。
　　第三，社会保障方面。中国正参照西方福利制度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但西方一些国家的福利制度已经给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其弊端暴露无遗，如果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建立西方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财政的压力得有多大？这样的制度即使建立起来又能运转多长时间？须知，中国已经为养老金不足而发愁，政府更开始考虑延长退休年龄。相反，儒家的家庭养老传统和对弱势群体予以关注的仁政则富有启发，中国应改变无论贫富一律给予保障的西方式福利制度，国家应只对弱势群体予以保障，富人阶层应以家庭保障为主，中间阶层则给予部分保障。
　　
　　推动民族复兴
　　中国新一轮改革是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而进行的，然而民族复兴的条件，除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外，还需要文化复兴，没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国家不能称为真正大国。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他们也愿意称呼中国为儒教国家、儒家中国，儒家文化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因此，中国软实力建设、中华文化复兴离不开儒学，甚至可以说，没有儒学的复兴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复兴。
　　不过，基于儒学的研究和发展现状，目前儒学离复兴的目标还比较远，但改革为儒学复兴提供了一个机遇。从历史的角度看，儒学的兴盛都和时代变革有关，汉武帝的治理变革推动了汉代儒学的发展，王安石的变法运动促进了北宋理学的诞生，近代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也让人们更加关注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并激发了现代新儒家的思考。从研究的角度看，改革中，社会的状况、问题、矛盾会更加真实的暴露出来，社会的渴望和需要会更加形象的展现出来，这样的现实易于激发研究者的理论思考，也利于他们从社会的渴望中获得推动儒学发展的灵感。因此，新一轮改革对儒学来说是一次发展的机遇。
　　儒学在为改革贡献资源的同时，改革也能促进儒学的发展。事实上，文化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的衰落必然预示着民族的衰落，相反，文化的兴盛也必然会助力民族的强盛。儒学的复兴正在途中，它对民族复兴的贡献也一直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