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项目情况介绍

　　各位专家：
　　上午好！现在我简要汇报一下本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课题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是一系列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总称，意在围绕关于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正义原则问题，通过对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尤其是儒家制度伦理学思想资源的发掘，重建中国正义论，以回应西方正义论，为解决当代社会正义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思想资源。
　　一、本课题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首先，本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不论在当今世界、还是在当今中国，正义问题都是一个热点问题。
　　就国内情况看，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若干不正义、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因此，我国政府已将解决社会正义、社会公正、社会公平问题列为政府的一项基本的执政任务。但要在中国社会推进正义，显然决不能以西方正义论为标准，而应当着力研究中国正义论及其当代意义。
　　就国际情况看，当今世界更存在着严重的不正义、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尤其值得警惕的，乃是某些以西方的正义论及其价值观之名，而行其不正义、不公正、不公平之实的现象。这种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迫切地需要我们以中国正义论加以应对。可以这样说：中国正义论乃是中国软实力的核心之一，因为中国正义论乃是中国价值观的一种集中体现。因此，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的研究乃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现有的西化的正义理论研究，对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正义问题、尤其是国际正义问题来说，未必能够提供应有的思想理论的支撑、价值观念的支持。例如，尚未过去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昭示与要求的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就迫切地需要我们重新研究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正义论。
　　其次，本课题具有重要的思想理论意义、学术价值。从理论上看，现有的研究主要是由美国学者罗尔斯（J。Rawls）的《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所引发的，实质上只是一种西方正义论西方制度伦理学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囿于西方学术的问题意识、思想视域，而且就其价值观念的实质而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表达着西方的正义话语、转达着西方的正义观念、传达着西方的正义立场。换句话说，这是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的缺席。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正义论这个由周公、孔子、孟子、荀子等所开启的博大精深而源远流长的传统竟被遗忘了，其结果是一种集体失语：在今日的思想界、学术界，在关于正义的理论问题研究、现实问题讨论中，处处充斥着西方正义论，再也没有了中国正义论的踪迹。这是很不正常的。
　　事实上，西方正义论只是人类正义观的一种形态而已，正如中国正义论也同样是人类正义观的一种形态。正义问题固然具有普遍性，然而对于正义问题的理解与解释、问题的解决方式、乃至于问题的提出方式，却总是具有特殊性的，这一切与现代民族国家（nation）的文化传统、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假如所谓正义论仅仅意味着西方正义论，那么这种正义理论必定是偏颇的；因此，中国正义论的重新发掘、研究、阐释，意味着对目前这种偏颇状况的矫正。这就是说，对于建构一种真正普世的、健全的一般正义论来说，重建中国正义论显然是一项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的研究工作。目前，随着国际国内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普遍价值及其现代意义的认知度、认同度的逐步提升，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的研究应当、并且必将成为一个极其重要、极富前景的学术方向。
　　鉴于上述意义，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关于儒家的社会正义思想的研究，如蒙培元先生、万俊人教授、郭齐勇教授、干春松教授、颜炳罡教授、陈明教授、白彤东教授、石永之副研究员等一些学者，都发表过相关论文。但总的来看，目前的相关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尤其需要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正义论、目标明确地重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或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并用以回应当今世界和当代社会的正义问题。
　　二、本课题的可行性及其前期成果
　　几年前曾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有正义论吗？然而事实上，制度伦理问题、正义理论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基本课题，那就是关于礼与义或者礼法与正义、以及仁义、义利的思想学术传统。在中国话语中，礼是涵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范畴，而义就是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所应遵循的基本价值原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孔子所说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众所周知，儒学的基本课题就是探究仁、义、礼及其关系；这里，义是仁与礼之间的枢纽。就其对仁的根本地位的强调而论，儒学就是仁学；就其对礼的制度规范建构的关注而论，儒学就是礼学，也就是一种制度伦理学；就其对义的原则确立的重视而论，儒学则是义学，也就是一种社会正义论。
　　这种作为中国正义范畴的义，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被荀子直接表述为正义了，他说：正义而为谓之行、从道不从君，故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等等。
　　为此，必须阐明一个问题：中国正义论和西方正义论之间，存在着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汉语的义或正义和西语的之间就存在着这种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汉语当中的与西语（正义）直接对应的词语，正是义或正义，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用汉语固有的正义一词来翻译西语的。唯其存在着可对应性，两者之间才是可以比较的；唯其存在着非等同性，两者之间才是值得比较的。
　　两者之间的可对应性表现在：汉语义和西语一样，都具有这样的基本语义：它指一种基本的价值原则，人们就是根据这种原则来进行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因此，汉语学术中的义礼思想结构和西语学术中的思想结构之间是同构的。简言之，正义论、制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社会规范的建构及其制度的安排，是根据什么样的原则进行的？这个原则就是义或者。
　　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正义论其实并未提出任何正义原则。我们这样讲的根据是：他所谓正义原则是某种初始契约，而我们知道，不论是初始契约还是后继契约，都是契约，即都是属于制度规范的范畴，而非制度规范赖以建立的先行原则。罗尔斯其实是把现代性的某些基本社会规范误认为是正义原则了。按照罗尔斯正义论的逻辑，除西方现代制度外，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制度都是不正义的。这显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结论。因此，罗尔斯的正义论只适用于某种现代生存方式，而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亦即不能解释古今中外所有一切社会制度何以可能。
　　两者之间的非等同性表现在：汉语义和西语之间在语义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区别（兹不赘述），其中最根本的区别是：
　　（1）在汉语学术中，义是由仁决定的，亦即仁义的理论结构，亦即孟子所说的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正义原则中的正当性原则，意味着在制度规范建构中应当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这也就是儒家倡导的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原则。而在西方学术中，正义原则在多数情况下则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理性原则，而理性与情感是对立的，因而正义原则与仁爱这样的情感无关；制度规范的建构只是人们理性地进行利益博弈的结果，这一点正是西方现代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
　　（2）汉语的义不仅仅意味着上述的正当性原则，而且意味着适宜性原则，亦即《中庸》所说：义者，宜也。这是西方正义论所缺乏的一种视野。制度规范的适宜性取决于具体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因存在着历时的差异而要求时宜性，又因存在着共时的差异而要求地宜性，这就是说，某种具体的制度规范并非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适宜的。例如，我们记得，柏拉图反对民主制，判定这种制度是不正义的；但是，我们今天并不反对民主制，同时也不因此抹杀柏拉图的基本思想的意义。
　　鉴于上述，本课题的研究是可行的，研究中国正义论、并将其与西方正义论加以比较研究也是值得的。
　　不仅如此，我们的这种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若干前期成果：
　　（1）《儒学与制度之关系的生活渊源》：《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3期
　　（2）《刑与直：礼法与情感孔子究竟如何看待证父攘羊》：《哲学动态》2007年第11期
　　（3）《大汉帝国的正义观念及其现代启示〈白虎通义〉之义的诠释》：《齐鲁学刊》2008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
　　（4）《中国大一统的三时一贯论》：《学海》2009年第1期
　　（5）《危机还是契机？当前金融危机与儒家正义原则之思考》：《阴山学刊》2009年第1期
　　（6）《中国正义论纲要》：《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伦理学》2010年第1期全文转载
　　（7）《孟子正义论新解》：《人文杂志》2009年第5期
　　（8）《民本的人民主权实质及其正义原则周公政治哲学的解读》：《河北学刊》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0年第7期全文转载
　　（9）《孔子的正义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0）《中国正义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政治效应》：《文化纵横》2010年第4期
　　（11）《仁爱以制礼，正义以变法：从〈商君书〉看法家的儒家思想渊源及其变异》：《哲学动态》2010年第5期
　　（12）《制度规范之正当性与适宜性〈周易〉社会正义思想研究》：《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2010年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
　　（13）《生活儒学的正义理论》：《当代儒学》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周礼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学术界》2011年第6期
　　（15）《中国正义论的重建生活儒学的制度伦理学思考》：《文史哲》2011年第6期
　　（16）《荀子的社会正义理论》：《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3期
　　三、本课题的长远设计和近期规划
　　（一）本课题的长远系统工程设计
　　1、历史的研究，诸如：
　　通史性的如中国正义论史、或者中国制度伦理学史研究；
　　断代性的如先秦社会正义思想研究、汉代社会正义思想研究之类；
　　学派性的如儒家社会正义论研究、墨家社会正义论研究、现代新儒家社会正义思想研究之类；
　　个案性的如董仲舒社会正义思想研究、孙中山社会正义思想研究之类；
　　文本性的如《左传》社会正义思想研究、《礼记》社会正义思想研究等等。
　　2、原理的研究，例如：
　　上述前期成果中诸如《中国正义论纲要》的原理研究的已有结果，可能在局部上、甚至在整体上还存在着遗漏和缺陷，这些都需要展开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整体的研究可着眼于中国正义论的总体性的理论结构；
　　局部的研究可着眼于中国正义论的概念、命题、问题等等。
　　3、应用的研究，诸如：
　　理论性的如中国政治正义论（Chinesetheoryofpoliticaljustice）、中国法律正义论（Chinesetheoryoflegaljustice）、中国经济正义论（Chinesetheoryofeconomicaljustice）等等；
　　实践性的如当前中国分配制度的中国正义论研究、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规范的中国正义论研究等等，这类研究既可以是论文、著作的形式，也可以是调查报告、研究报告的形式。
　　4、跨文化的比较性研究，例如：
　　中西社会正义思想比较研究、孟子与柏拉图社会正义思想比较研究之类，或者民本与民主的比较研究、均平与平等的比较研究之类。
　　（二）本课题的近期设想
　　本课题作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一项重大课题，计划在大约六年时间内，除撰写一系列论文以外，完成以下三部专著：
　　（1）《中国制度伦理学史》
　　（2）《中西社会正义思想比较研究》
　　（3）《中国正义论与当代中国制度建设》
　　以上汇报，请各位专家不吝赐教，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非常感谢！
　　载于《当代儒学》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原题为《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启动仪式上的专家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