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爱国：朱熹与《梦溪笔谈》

　　沈括，字存中，北宋最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李约瑟语），他的《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朱熹，南宋最著名的理学家，孔子之后“集儒学之大成者”（钱穆语）。然而，在《梦溪笔谈》成书之后的整个北宋到南宋时期，朱熹是“最最重视沈括著作的科学价值的唯一的学者，他是宋代学者中最
　　熟悉《笔谈》内容并能对其科学观点有所阐发的一人”（胡道静语）。朱熹重视《梦溪笔谈》，主要表现在他在讲学以及著述中对于《梦溪笔谈》的引述；就现存的文献而言，这样的引述多达10余处。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解释日月的形状以及月亮的盈亏时指出：“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亏可验也。月本无光，犹银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侧而所见才如钩；日渐远，则斜照而光稍满如一弹丸。以粉涂其半，侧视之，则粉处如钩；对视之，则正圆。此有以知其如丸也。”对于沈括《梦溪笔谈》的这一思想，朱熹多有引述。
　　《朱子语类》卷二载朱熹说：“月体常圆无阙，但常受日光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边明，人在这边望，只见在弦光。十五六则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边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阙，惟沈存中云无阙。”
　　《朱子语类》卷七十九载朱熹说：“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却见侧边了，故见其盈亏不同。《笔谈》云，月形如弹圆，其受光如粉涂一半；月去日近则光露一眉，渐远则光渐大。”
　　《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朱熹说：“日月之说，沈存中《笔谈》中说得好，日食时亦非光散，但为物掩耳。若论其实，须以终古不易者为体，但其光气常新耳。然亦非但一日一个，盖顷刻不停也。”
　　还有朱熹《楚辞集注》卷三《天问》注“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曰：“历象旧说，月朔则去日渐远，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则去日渐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则又远日而明复生，所谓死而复育也。此说误矣。唯近世沈括之说，乃为得之。”接着还引上述沈括之说。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记载：他曾“以玑衡求极星。初夜在窥管中，少时复出，以此知窥管小，不能容极星游转，乃稍稍展窥管候之。凡历三月，极星方游于窥管之内，常见不隐，然后知天极不动处，远极星犹三度有余”。
　　按照沈括的方法，朱熹也对北极星做了观测。《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载朱熹说：“所谓以其所建周于十二辰者，自是北斗。《史记》载北极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极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间界分。其极星亦微动，惟辰不动，乃天之中，犹磨之心也。沈存中谓始以管窥，其极星不入管，后旋大其管，方见极星在管弦上转。”
　　另据《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记载：义刚（黄义刚）问：“极星动不动？”朱熹曰：“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如那射糖盘子样，那北辰便是中心桩子。极星便是近桩底点子，虽也随那盘子转，却近那桩子，转得不觉。今人以管去窥那极星，见其动来动去，只在管里面，不动出去。向来人说北极便是北辰，皆只说北极不动。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极只是北辰头边，而极星依旧动。又一说，那空无星处皆谓之辰。”显然，朱熹是用沈括观测北极星的方法向弟子讲述“极星也动”。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中说：“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距东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对此，朱熹也做过引述。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载朱熹说：“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蛎壳之类，是低处成高。又蛎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则是柔化为刚。天地变迁，何常之有？”还有，《朱子语类》卷一载朱熹说：“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显然，这是对上引沈括《梦溪笔谈》之说的引申。
　　此外，《朱子语类》卷二载朱熹说：“潮之迟速大小自有常。旧见明州人说，月加子午则潮长，自有此理。沈存中《笔谈》说亦如此”；“陆子静谓潮是子午月长，沈存中《续笔谈》之说亦如此，谓月在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朱熹指出：“天有黄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实有之，特历家设色以记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谓之黄道。史家又谓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东；并黄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异。”朱熹《中庸章句》注“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时指出：“蒲卢，沈括以为蒲苇，是也。以人立政，犹以地种树，其成速矣。而蒲苇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举，其易如此。”《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机仲》，朱熹在论及纳甲之法时借助于沈括《梦溪笔谈》的有关记述，其中说道：“纳甲之法则今所传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者是其遗说，沈存中《笔谈》解释甚详，亦自有理。”
　　当然，对于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某些记述，朱熹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比如《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一《偶读谩记》，对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杂志一》引李翱《来南录》“自淮沿流，至于高邮，乃D于江”并认为“淮、泗入江乃禹之旧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邮耳”，朱熹指出：“此说甚似，其实非也。”但从总体上看，朱熹对于《梦溪笔谈》较多的是肯定和汲取，或做进一步地阐发。
　　宋代科技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以沈括为代表；宋代儒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座高峰，以朱熹为代表。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于沈括《梦溪笔谈》的引述，虽不能说明朱熹在科学上有比沈括更大的贡献，但这样的引述至少反映了朱熹对于沈括《梦溪笔谈》以及对于科学的重视和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家学者对于科学的积极态度和吸取精神。这对于当今了解儒学，弘扬、传播以及发展儒学，无疑是很有启迪的。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