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刚：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是否完全等同？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包括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等教材，或许不无参考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不能简单等同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个人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一个思想流派，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简单等同。
　　第一，马克思哲学只有一个主体即马克思（以及恩格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则包括成千上万马克思的后继者，其中既有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也有很多理论工作者，并且难以穷尽。
　　第二，马克思哲学是既成的、已经定型的东西，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学说，它包括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第三，马克思哲学只有一套文本即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著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却五花八门，异态纷呈，良莠并存，甚至鱼龙混杂。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表达过马克思学说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恩格斯1890年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该书第691页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已经指出：“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我们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界定中，也体现了类似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不等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尤其是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以上引文，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学说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笔者也多次说过，我们不是研究“马克思学”（也不是研究“毛泽东学”、“邓小平学”等），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过什么和怎样说的，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说的内容中，哪些是我们至今仍然必须遵循而不可违背的东西，因为我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来研究的。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个人学说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它同样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是，二者之间又具有重要差别，不能等同。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三重关系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有多种不同的理解，而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它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讲工人阶级是不全面的，正像只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不全面的一样）。它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辩证观点、价值观点和历史观点等。一方面，这些观点反映了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是不可违背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这些观点又在前者基础上，表达了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具有崇高的人民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以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科学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求真理和求价值的统一，亦即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每一个人）谋利益。
　　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
　　第一，传承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哲学中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且具有普遍意义（即对当代中国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这主要是指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立场（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科学的立场）、基本理念（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等）、基本方法。假如没有这一条，与马克思学说毫无关系，无疑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矫正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尽管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也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不必讳言。原因在于：其一，在马克思哲学中，即使是那些真理性的认识，也只是对世界一定范围、一定层次的认识，总有未被认识的领域。可以说，无论什么人，他不知道的东西总是比他所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马克思也不例外。这就是通常所谓真理的相对性问题。其二，马克思的有些思想，在当时当地是正确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情况的变化，已经失去了意义。譬如，马克思当年关于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等许多论述就是如此。毋庸多说，20世纪特别是21世纪出现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例如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全球信息化浪潮等，当然也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外。这体现了真理的历史性，也是真理相对性的一个表现。其三，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当时就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譬如，马克思关于消灭“旧式社会分工”、消灭个别劳动、消灭商品经济、实现人类大同等论断，就含有过于急切的空想因素。恩格斯曾经作自我批评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513页）列宁也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机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1848年的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常常犯错误。他们在1871年也犯了错误”（《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页）《共产党宣言》中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而实际上，绵延数千年的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矛盾起伏跌宕的历史，是对抗性阶级矛盾（即阶级斗争）与非对抗性阶级矛盾相互交替、相互转化的历史，并非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各个历史阶段都曾经出现过或长或短的繁荣稳定时期。与此相联系，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突出强调的是阶级之间的差别、对立、冲突的一面，而比较忽略阶级之间的同一、互助、合作的一面，虽然这在阶级矛盾激化的特殊时期具有很大合理性，但在整体上是有偏差的。因为阶级是分工的产物，而分工与协作是同一问题的两面，它表明各个阶级之间也存在着协作和互补的关系，它们在一定历史阶段都不可或缺。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柏林布兰德堡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委员会成员史伯德也指出：“他（指马克思）做的工作，是19世纪下半叶在一种百科全书式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的知识大综合这种综合在学术界各学科发生决定性的分门别类之前，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如果说这些研究者都一方面赞同马克思的分析，另一方面却不接受马克思提出的政治解决办法，就像社会学家卢曼和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那样，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解决办法带有19世纪的空想印记，不符合资本充分发展时期的社会现实。但似乎可以肯定，资本这东西还是会一再引起他们关注的。只要人们还没有找到办法来解决由这种制度再生产出来的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个马克思就不会过时。”（史伯德：《实际工作中的卡尔马克思》，高敏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4期）
　　马克思是人，他像其他一切伟人一样，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他自己也坦率承认过：“人所具有的缺点我都有。”重要的不是词句，也不是具体结论，而是基本立场和基本精神。至于词句和具体结论，马克思自己也是时常在变化的。甚至在一些观点上，马克思也并非总是前后一致而毫无矛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著作的大量修改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马克思撰写《资本论》长达40年，之所以在他有生之年除了第一卷均未出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其中不少问题感到困惑，觉得自己的观点尚不成熟。史伯德在长期整理马克思著作以后也指出：马克思的“这些选择时常是互相冲突的，或者说是自相矛盾的。这样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在写作中所犯的各种常常是很明显的错误。因此，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一个由他本人纪录的马克思。”（同上）由于马克思哲学含有这样的不足（其实，任何人的思想体系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又存在着矫正的关系。
　　第三，发展关系。这就是用新的思想观点补充、丰富、深化和拓展马克思哲学。譬如，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吸收了系统论、价值论、认识论、人学研究中的很多有益成果。
　　综合而论，从所立足的时代、面对的实践课题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哲学主要是破坏旧世界的“革命的哲学”，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创造新社会的“建设的哲学”，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但在很多内容上显然是不同的。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源于马克思的哲学，但又不限于马克思的哲学，它汇聚了无数马克思后继者的智慧，吸收了古今中外人类精神发展的诸多成果，总体上高于马克思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