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论邓小平实事求是观的两个重要特征与体现

　　摘要：首倡实事求是的毛泽东终生相信这一原则的伟大力量，但在晚年却犯了严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左倾错误，而邓小平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所运用的又正是实事求是这一原则。由此不难设定，两个伟人的实事求是观，必有某种差别。正是这种差别，表现出了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上对毛泽东思想的超越和发展。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证统一和重视“回到出发点”的辩证运动，是邓小平实事求是观的两个重要特征与体现。
　　关键词：理想与现实；“回到出发点”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多次、反复地阐述了实事求是原则的基本内涵和重要意义。毛泽东首次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将这句古语挖掘出来，赋予了具有现代意蕴而内容更加丰富、更为深刻的含义，用来批判当时流行于党内的教条主义，并在总结党成立以来二十余年斗争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延安整风，最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邓小平在否定那场破坏性极大的“文化大革命”和批评“两个凡是”的过程中，把实事求是原则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并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里，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关系是明显的，甚至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人们不能不进一步思索：首倡实事求是的毛泽东终生坚信这一原则的伟大力量，但在晚年却犯了严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左倾错误，而邓小平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所运用的又正是实事求是这一原则。由此不难设定，两个伟人的实事求是观，必定会有某种差别。这种差别，表现着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深入研究邓小平实事求是观的特征与体现，对于更准确、全面、彻底地领会、运用、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有重要意义的。笔者拟从两个方面，对此做些探索。
　　（一）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辩证统一，是邓小平实事求是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与体现。
　　马克思主义者既然是以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创建社会主义新世界为己任的，他们就都是理想主义者，并且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不但表现在他们的思想信念中，而且表现在他们的实际活动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善于以深邃的目光观察宇宙、观察社会，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等唯物主义者只是停留在直观地“认识世界”时，就能以在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变世界”的任务；在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视为永恒不变的秩序时，就能以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暂时性；在罗伯特欧文等社会主义者只是诅咒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描绘未来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限于向上层社会“呼吁”、“示范”时，就能以指明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曾激烈地批判过同时代的一些德国庸人的狭隘性，以及只顾眼前，消极适应现实的“客观性”，弘扬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斯坦等马克思主义者注目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表面上的“社会和平”时，就锐敏地发现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在二十世纪初叶欧洲帝国主义战争即将爆发和已经爆发，而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普列哈诺夫等人显得束手无策，甚至陷入了护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时，就大胆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策略，并胜利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革命活的初期，就注意弘扬革命的理想主义，曾无情地嘲笑过当年俄国的资产阶级“解放派”，讥讽这些人所鼓吹的“现实主义”是“爬行的现实主义”。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是怀着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抱负，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后，与全党同志一起，经历了千难万险，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努力奋斗，终于在二十世纪中叶，使中华民族得到了解放，并马不停蹄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革命的理想主义是贯穿于毛泽东一生的精神支柱，也是他对革命队伍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抱有强烈反感的原因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并非某种外在的、无端的愿望、空想，而是源于对客观现实的发展方面、能动方面的清醒认识，他们的理想是“未来的现实”。由是，与那些只凭良好的革命愿望行事的人不同，他们注重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他们都信奉革命的现实主义，并努力使之与革命的理想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马克思在恩格斯的帮助下撰写《资本论》时，利用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数据，以及一千余种有关书刊，正是在研究了极为翔实的现实资料的基础上，才能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他们在参加实际斗争时，注意对现实的政治关系、客观环境的考察，从而能以揭示出刚刚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实质，并提出较为恰当的斗争策略，避免了陷入盲动主义。例如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他们虽曾一度犹疑过，但在认真研究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后，决定不再返回大陆“继续革命”，并同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鼓吹“重返大陆继续革命”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宁在流亡国外期间，利用伯尔尼、苏黎士等地的图书馆和欧州各国报刊上提供的大量资料，在帝国主义战争打得火热之时，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揭示了帝国主义即将灭亡的命运。列宁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注意研究“革命形势”及其变化，尽量避免陷入“革命幻想”之中。他在二十年代前后，批评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所犯的“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在建党初期，就注意对中国社会各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这是他能以对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及时做出正确判断，特别能以多次把党从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险境地中挽救过来的重要原因。他在一些哲学著作、政治著作、军事著作和诸多讲话中所反复强调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等要求，已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熟悉的格言。
　　无可否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包括领袖人物在内，人们常常不自觉地将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而在革命理想主义的重压下，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受到抑制，致使左倾错误在相当广的范围内和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了危害革命事业的顽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对欧洲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病做了深刻、中肯的批判性分析，但又过早地做出了“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的予言；他们在对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估计上，也一度犯过急性病。列宁在对二十世纪初叶帝国主义的特征进行了科学分析的同时，又过快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灭亡的过程；他在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和推进世界革命的举措中，夹带着明显的急于求成的情绪，导致了出现例如喀琅斯塔得叛乱和红军兵败华沙城下的不利后果。毛泽东晚年所创立和奉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严重地脱离了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导致了例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恶果和对所谓“世界革命形势”的某些错误判断。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的过程中，邓小平发现了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心理现象：“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于是，他便着力于把革命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人们知道，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驱使，他能以在经历多次坎坷，在党内被第三次“打倒”之后，以七十三岁高龄复出，勇敢地担负起率领全党继续前进的重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他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还特别指出：“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邓小平努力使这种理想扎根于现实之中，成为对现实的合理超越。他带领全党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广泛地调查研究，从而肯定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算起约一百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党在这一阶段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他又带领全党对世界形势进行了深入、广泛地调查研究，从而肯定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予言了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这就使建国以来我们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在更加坚实、可靠、稳固的基础之上。二十余年的成功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了邓小平的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辩证统一的方法论的巨大威力。
　　从历史上看，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统一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类理性有这样的弱点：“顾此”往往要“失彼”。人类为了发展，不能没有理想，但人类在热情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时，常常沉醉于其中而缺乏对现实的审慎态度，从而难以实现理想。现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看到了人类理性的这一弱点，在谈到古希腊的“酒神”巴库斯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分，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没有这种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没有趣味；有了巴库斯的成分，生活便是危险的。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全部历史的冲突。”可见，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联结点，并象黑格尔、马克思、列宁这些辩证法大师曾论述过的那样，“时而突出这一个，时而突出另一个”，而又不使这种“突出”变得孤立和僵化，是需要人们认真加以思索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人们普遍重视经济建设及其实际成效的情况下，及时提醒全党同志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这“三讲”又服务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这为人们如何做到“结合”、“统一”，树立了典范。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实践活动中，要善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搭起“由此及彼”的桥梁，在强调某个方面时，应当保持必要的弹性和张力，以便在恰当时机过渡到另一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做好各项工作。
　　（二）
　　重视“回到出发点”的辩证运动，是邓小平实事求是观的又一特征与体现。
　　列宁在评述拉萨尔关于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的一本书时指出：“无论天体运动，或机械运动（地球上的），或植物和人的生命它们都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灌输到人类的头脑中。”应该说，这一原则是为黑格尔首创而为马克思用唯物主义世界观加以改造过了的，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当年，马克思在由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向信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迅即超越费尔巴哈的过程中，一反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只在观念领域中打圈子，热衷于争论所谓“实体”和所谓“自我意识”的作用的唯心主义习性，而毅然投身到《萊茵报》为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的洪流中去了。他和他那同样重视物质利益的朋友恩格斯一起注意到，历史上的革命家归根结底都是以物质利益为出发点，追求人类解放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事实看来很简单明了，但却被已往那些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们忽略了。正是抓住了人生的这个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终于创立了崭新的唯物史观，使人们对种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认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列宁的一生，是同为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的解放这个总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经常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告诫革命者要“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为人民服务”做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并以此来制定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锐敏地发现，共产党人有时会热衷于党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却忘记了它们是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中派生出来的，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清醒的革命者。”很明显，这里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相对于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来说，具有“出发点”的意义。
　　无可否认，人们容易把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思维定势固定下来，常常拘泥于手段而忘记了目的，局限于派生而远离了始原，
　　应付于眼前而忽略了长远，热衷于策略而丢掉了战略。现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进一步指明了人类理性所具有的这一弱点：人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之间，既具有内在的一体性、一致性和协调机制，又充满着矛盾、错位乃至冲突。人们往往由于感情冲动而不顾理智的呼唤，“小不忍而乱大谋”；人们有时把目的急功近利化而离开了总的目标，有时却浸在理性主义的冰水之中而失去感性的光辉和原动力。单就人的理性认识来说，主体在用概念和判断揭示客体诸多属性的过程中，由于经过不断扩张的横向运动和不断深化的纵向运动，经过反复的肯定与否定，取舍与重组，便蕴涵了背离概念和判断原有含义的可能。而当认识在某一环节上停留下来并凝固起来，这种可能就会变成现实。这种弱点，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往往难以避免。列宁这位辩证思维的大师，有一次就谈到了自己并非总能轻易把握住“回到出发点”的辩证运动。他在用“争取面包”来比喻革命的根本目的时说：“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有挨过饿的人还没有想到过。面包对于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一样。要运用极其复杂的办法，通过政治分析，思想才会接近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在这方面的教训，莫过于我党自五十年代后期起所犯的左倾错误了。本来，党领导人民搞阶级斗争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而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又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展生产力归根到底又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考虑到“出发点”本身具有相对性这一辩证特性，也可以概括地说，我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是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便最终为人民造福这一“出发点”的。但是，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出现了为搞阶级斗争而搞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做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的情况下，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到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去搜寻“党内资产阶级”这种反常行动；出现了为变革生产关系而变革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仍去追求“一大二公”，“割资本主义尾巴”这种过激做法。甚至在抓生产时，也出现了为生产而生产，不管社会是否需要和群众是否需要这样一种生产与消费脱节的问题。
　　邓小平较早地体悟到了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对于“回到出发点”这一辩证的思维方式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六十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他曾引用过四川的一句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改革开放初期总结前二十年社会主义历程的教训时，他动情地说：“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他明确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改进自己的思维方式，“换脑筋”，而重要之点便是牢记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在那有名的视察南方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判断某项政策、某项工作的是非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说，某项政策、某项工作就其“本身”来说，似乎有千条万条“理由”，但如果违反了三个“有利于”这一“出发点”，那也是不正确的。正是运用了“回到出发点”这一辩证的思维方式，邓小平便能以在社会实践中，科学地鉴别、取舍在人们中间，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多年来形成的各种观念。例如，他大胆地摒弃了多年来形成的似乎是天经地义、不可变易的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科学地阐述了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开创党的建设的新局面的过程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观点。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从事的工作尽管是极其多样、千头万绪的，但都要体现出这“三个代表”来，都不能离开这个根本的“出发点”。当然，如果对这“三个代表”进行结构性分析，我们还可以说：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结底是指向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而这又是同中国共产党章程所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完全一致的。这种重视“回到出发点”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当代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曾谈到了流行于西方社会的所谓“形势法则”，意思是要人们不断地向自己提出“你到底从事的是什么行业？”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要求人们紧盯住自己活动的总目标，对于服务于这个总目标的具体做法，则不可固守，而要善于随着形势的变化做相应的改变。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实践活动中，要善于运用“回到出发点”这一辩证的思维方式，紧紧抓住“出发点”这个最大的实际，来规范、鉴别和矫正自己的决策与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做好各项工作。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列宁全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列宁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列宁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奈斯比特大趋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OnthetwoimportantcharacteristicsandincarnationsofDengXsoutlookonseekingtruthfromfacts
　　SunFengwu
　　（HulunbeierCollegeoftheCPC，InnerMongolia，Zhalantun162650，China）
　　Abstract：MaoZfirmlybelievedthegreatpoweroftheprincipleallhislife。Butinhislateryears，Lmistakeswhichseriouslyviolatedtheprincipleofseekingtruthfromfacts。However，DengXLmistakes。Therefore，outlooksonseekingtruthfromfacts。ItisthesedifferencesthatshowedthatDengXiaopingTheoryhadsurpassedanddevelopedMaoZedongThoughtinphilosophicalworldoutlookandmethodology。TaretwoimportantcharacteristicsandincarnationsofDengXsoutlookonseekingtruthfrom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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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1期）。邓小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