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论真理具有抽象性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流行着否定真理具有抽象性的观点。据说理由是列宁讲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包括列宁在内的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便不难发现，他们在肯定真理的具体性时，并不否认真理具有抽象性。认识这一点，对于多视角地把握真理的相对性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对于科学地运用“假说”的方法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抽象性；认识层面；操作层面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流行着否定真理具有抽象性的观点。据说理由是列宁讲过“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诚然，列宁在几个场合中，曾重复过黑格尔的的这类说法，但如推敲列宁讲述这个命题的本意，就不难发现他不是在说明真理的属性，而是在批评一种方法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出发，真理不但具有通常所谓的具体性，而且具有通常所谓的抽象性，而把握真理的抽象性，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对于在科学研究中运用假说的方法，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什么是真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除了神秘主义者和企图“消解”真理的某些后现代主义者外，人们几乎一致认定真理是人的主观认识对客观事物、现象、属性、关系的如实反映，或如流行说法那样，是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这里显然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的主观，一是客观存在，真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主观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却是客观的，真理就是这种主观性与这种客观性的辩证统一。值得指出的是，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常常否定真理具有人的主观性，乃至在八十年代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真理是被正确认识了的客观实际”，“客观真理就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对这类说法，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物质范畴和观念范畴两者之间，真理是属于哪个范畴的？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答案只能是，真理不属于物质范畴，而属于观念范畴，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概念并不无条件的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真理当然不是纯粹主观活动的产物，但也不是从客观现实本身中自动产生的，而是人的意识对客观现实的能动性的创造性的反映。黑格尔说得对：“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p10）辩证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这里。人们不能因为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在与否定客观真理的唯心主义进行斗争时，为了强调真理的客观性，有时把“客观真理”这一概念与“客观现实”这一概念进行混用，就认为他是主张客观真理等同于客观现实的，从而否认真理所具有的主观性。列宁曾批评约翰狄慈根说的“物质这个概念也应当包括思想”，是一种“糊涂思想”，就表明了这一点。承认真理的主观性，是解决真理具有抽象性问题的前提。
　　为什么说真理是具体的呢？因为任何一条真理，都是对处于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具体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在这种限度内，某种理论认识如果客观地、全面地反映出具体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规律，就是真理。而超出了这个界限，这种理论认识就不再是真理了。有必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当年在《哲学史讲演录》和《小逻辑》中所讲的真理的具体性，是指的真理的全面性，是以此来阐述他那“大全”观的，即单个的判断，即使再真确，也只能是“不真的真理”，只有无数个正确判断的总和，才能达到真理。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列宁，则对此命题做了新的解释。列宁为什么多次强调“真理总是具体的”呢？就是因为他在同机会主义者论战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论敌喜欢抽象地提问题，只用形式逻辑的演绎法，以图从某种一般的定义或原理中，在某种不变的公式中，寻求对问题的现成答案，而不愿意或不想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这正是他们在回答革命斗争中所尖锐地提出来的具体问题时不可避免地陷入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又说真理具有抽象性呢？真理的主观性表明，任何一条真理，都是人的思维活动的产物。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p（194）本来客观事物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不但在空间上展示着无穷无尽的方面、联系和关系，而且在时间上永不停息地发生着变化。人在实践活动中，接触到相当多的感性材料，通过抽象的思维活动，才能得出理性的结论。也就是说，在思维所进行的一系列抽象化的过程中，总要对客观事物的特性、类型、方面、数量进行提炼、加工、分析、概括，找出那些共同的、本质的、规律的东西来。须知，共性、本质、规律常常被芜杂的、纷繁的个性、现象、随机性所掩盖和干扰，这就需要借助抽象力加以解决。这种由科学的抽象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就是真理；任何一条具体真理，都具有抽象的性质。当然，人的思维在进行抽象的过程中，总要有一定的意向性，总要有主观愿望和既有认识结构的参与
　　肯定真理的具体性，却又同时肯定真理的抽象性，这是否发生了逻辑矛盾呢？不！形而上学者在看到对立的地方，看不到统一；在看到统一的地方，看不到对立。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真正否定过真理的抽象性。马克思在年刚刚树立起唯物主义世界观时即称：“任何一个概念（定在等等）都可以抽象地把握精神只是脱离物质的抽象。”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时，强调了“抽象力”的作用，并且成功地使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就是列宁，也并不一般地否定抽象真理，他在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针对着“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指出：“当我们根据这个完全抽象的真理，并以这个真理为指南时，应该注意到不要使这个真理以后变成空谈，因为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真理的抽象性并不绝对排斥真理的具体性，正象真理的具体性并不绝对排斥真理的抽象性一样。在人的思维所进行的抽象化活动中，事物也就在人的头脑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即从“感性上的具体”，上升到“抽象化的规定”，再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获取真理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思维中的抽象与具体两者的辩证运动过程，把其中的任何方面加以孤立化，都会导向错误。列宁不象经验论者那样认为思维的抽象会远离真理，他明确指出：“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一切科学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p181）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也指出：“物理世界观之愈远离感性世界，无非就是与现实世界愈接近。”只是要注意防止把抽象化孤立起来和夸大开来，因为“一切抽象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p56）
　　（二）
　　从认识论层面上看，承认真理具有抽象性，能以加深对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特别是能赋予真理的相对性以超出流行观点的新的含义。真理既然是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的抽象，那就具有真实的内容，就具有绝对性，表现着思维的某种至上性。这种绝对性，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即可加以检验。但是，真理既然是人的抽象，人就必然按照自己的形象、条件和需要，来对客观世界进行抽象活动。当年黑格尔已经注意到：“人类的努力，一般的讲来，总是趋向于理解世界，加以理想化，使符合自己的目的。”“事物纯全是有用的，并且只可以从他们的效用性去考察他们。”（260）（《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马克思在转向唯物主义之后指出，客观事物不但是人们认识的对象，而且是人们“欲望的对象”、“需要的对象”。这种“欲望”、“需要”必然要渗入到人对客观事物所进行的一系列抽象活动中去。这就是说，思维抽象的过程，也就是选择的过程，而选择什么，怎样选择，就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在现代宇宙学中，近几十年来，英美一些科学家在说明人和宇宙的统一时，根据狄拉克的大数假说，指出人类的出现基于宇宙中的一些基本常数的巧合，因而才能有对宇宙的认识。这一原理虽未被宇宙学家们所普遍接受，但却启示着人们：宇宙总是人心目中的宇宙，人对宇宙所做出的任何真理性的解释，归根到底是于人有利的。现代神经生理学（脑科学）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整个神经活动过程、心理过程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选择性、指向性，主体对客体的观察是一种主动的探索行为，而不是一种无意的扫描。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观察渗透理论”，已为中外科学家、哲学家所广泛认同，即在“观察”中，已有思维的抽象活动参与。诚然，感觉是个信息过滤器，但抽象思维也进行着信息的筛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对“自然之镜”的批评，虽然通过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导致了相对主义和新实用主义，但却深刻地揭示了认识的选择性。这种认识的选择性，又与人的情感活动密切相关，心理学家皮亚杰指明：“情感中心的转移是同认识中心的转移相关联的”。情感的根基正在于人的需要，正与人的主体意向直接相关。真理的这种价值取向的特点，进一步表明了真理的相对性之不可避免性。
　　在思维抽象的过程中，那些被选择出来的信息往往处于无序的状态，这就需要进行加工整合，这种加工整合是进一步的抽象化，使信息得以有组织的排列起来，乃至一次次的重新组织起来，这也就是列宁说过的“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p235）在这一过程中，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条件、氛围，对人和人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排除个人特征，而只以西方哲学称谓的“主体间性”（人群）来说，一条真理，总是人们设立特定参考系的产物，也就是说，同样是真理，在不同的参考系中，会有不同的结论。在二十世纪初所谓“物理学危机”中产生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人们的认识环境、条件不同，相对独立的主体与相对独立的客体之间，可以有不同的联系方式，也就是说，人们在思维抽象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特定的实践需要，设定不同的参考系，而做为对象的客体对于做为观测者的主体，便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爱因斯坦指明：“对应于同一个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彼此很不相同。”（p115）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立的量子力学中，“海森堡的理论与薛定谔的理论尽管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在物理学上却是完全一致的。”量子力学家们普遍承认，海森堡的矩阵力学方程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方程完全不同，但在描述微观粒子的因果制约性上，两者的数学值相等。现代物理学在探索包括混沌（）现象在内的复杂现象的过程中，发现了非线性关系的普遍性，即事物的原因和结果之间，并非如传统科学所认定的那种一一对应关系，这就使得人们在对事物的认识上，突破了线性因果观的束缚，增大了人们在思维抽象的过程中，在重组事物各变量单元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而多值逻辑的出现表明，可以有无穷多真值命题的存在，人们在思维抽象的过程中应当避免摯拗地追求不同条件下的绝对唯一性。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又揭示了形式化公理系统的确定性与完全性之不可能两全，由此引申出，一条科学理论的实证程度与其丰富内容之间呈现着一种反比关系。难怪爱因斯坦这位有很高哲学素养的大科学家，在晚年对“认识论同科学的关系”给予了很大的注意。他批评了“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爱因斯坦认为一个有头脑的科学家，在这种有体系者看来，“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念只有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p480）这样，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既要承认在具有确定的客观内容这一点上的真理一元性，又要承认在构思、重组客观对象这一点上的真理多元性，
　　以此来加深对真理的相对性的理解。
　　思维抽象的结果，表现在用语言做为符号的概念和判断中，语言在表达科学的概念和判断真理时，既具有确定性、一义性，又表现出某种不确定性、多义性。黑格尔在十九世纪就曾注意到，同一句话，从青年人口中说出与从饱经风霜的老年人口中说出，会有深浅不同的内含。二十世纪众多的哲学家对语言哲学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说指明，一句话，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对人们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他们的同行和朋友罗素提出了同构理论和信念理论，指明任何语言虽然可以与客观对象“同构”，与主观“信念”符合，却都不能做到完满的表达和说明。语言的这种不确定性，曾使人们对“下定义”感到头痛，因为用任何语言来下定义，也不可能把对象诸特征和人意诸方面穷尽无遗，人们只能按主体特定需要和对象若干特征去下一个相对完满的定义。也曾使一些语义分析哲学家把注意力从理想（精确）语言研究转向日常（模糊）语言研究，即由追求一义性转而重视多义性。人们还由此发现，任何语言都会在表达过程中，区分出“所指”与“能指”来，语言的表达者的本意即“所指”，同别人对该语言的理解即“能指”之间，总有不会完全消除的差距。由此，又扩大为对“文本”的解释，以致在西方出现了影响广泛的现代解释学。按照现代解释学家伽达默尔的说法，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即使是完全正确的，也不会与文本原意绝对一致，“理解就是对未来事物的重建”，“解释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就是再创造”。这种“理解”和“解释”又总是自觉与不自觉地与人们（主体间性）的价值取向直接或间接相关。这就进一步昭示了，做为真理的表达工具的语言和文本，在理解和解释中，必然会表现出某种相对性。由上可见，现代科学和哲学发展所提供的对思维抽象过程的种种新的认识，必然要使传统中的马克思主义对真理的相对性所做的说明，即认为其表现为客观对象本身的无限丰富性（“许多规定的综合”）的不断展开和人们受种种条件制约所产生的认识局限性（“思维的非至上性”），得以丰富和深化。
　　（三）
　　从操作层面上看，承认真理具有抽象性以及由此引申的对真理的相对性的深入开掘，势必导致承认任何一条真理都包含有某种假说的因素，承认在科学研究中，使用假说的必要性、必然性和普遍性。既然人们在获取真理时所进行的一系列思维抽象化的过程中，无论进行归纳推理还是进行演绎推理，无论进行分析判断还是进行综合判断，都有所谓或然性的方面，都不可能把它所反映的客观对象的一切属性、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全部概括进去，那么，做为以语言符号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任何一条具体真理，总会含有某种“空虚”的因素，含有假说的成分。真理包含有假说的成分，这是不是真理的一种缺欠呢？如果硬说这是“缺欠”，那么这种缺欠正是要求人们避免把真理僵化起来，正可以成为发展真理的契机。事实上，人们在观察任何客观对象时，都必须确定从哪个方向进行观察，而正确地使用假说，即根据已往的思维成果和新出现的事实，提出有一定根据的假说，就指示着这一方向。如果有谁真的拒绝使用假说，以为只有“完全”把握了对象的特性、类型、方面、数量乃至一切联系和关系之后，才能够建立科学的概念和原理，那就迂腐了，那在事实上等于说，人们无法获取真理。同样，以为真理不包含任何假说的成分，不需要任何改进和发展，就必然要窒息人们认识世界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真理就会转化到它的反面错误那里去。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意义愈来愈被人们所认同。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休谟，对传统的归纳推理做了有名的诘难，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难以回答的认识问题。比他小十几岁的康德看到了“休谟问题”的难度，在客观对象中，划分了“现象”和“自在之物”的界限，认为人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自在之物”，试图解决“休谟问题”，这当然不可能达到目的。他的晚辈黑格尔用所谓“绝对理念”，统一了“现象”和“自在之物”，虽然一举消除了康德的“分界”问题，却在实际上回避了休谟问题。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后人称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之后，深刻地论述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为解决休谟问题指明了方向。但他们没有正面回答休谟疑难。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只是批判了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却没有具体地解决“休谟问题”。的确，如爱因斯坦曾指明的那样，在经验事实与理论概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通道。人们曾举例说，如果对数量浩大的大雁做了观察之后，断定大雁是白色的话，那么，只要后来发现一只黑色大雁，“大雁是白色的”这一归纳结论，便不再成立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数学上的概率论被引进哲学和逻辑学之后，休谟所批判的归纳逻辑，开始有了出路。在科学哲学和实证主义那里，合理地出现了“逼真度”的概念，即可以依据一些不充分、不完全的事实，提出假设或假说，做为具有相当程度科学性的规律和理论。当代科学哲学家和“证伪主义者”鲍波尔所讲的“把所有的规律和理论看作是假设的或猜想的”，虽有言过其实之弊，却鲜明地提出了假说的普遍性。而当胡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把实证主义及其近亲实用主义引进中国时，在知识界中引发了积极的理性主义思考，也就不奇怪了。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弘扬了认识的主体性，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不管人们是否自觉，凡在科学上取得重大成就者，都用过假说这一方法。
　　在自然科学中，当年恩格斯就指出过：“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会使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p56）这里还可以补充一句：即使这样构成的科学定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有假说的成分，也要发展和完善。人们都知道，牛顿力学定律是在继承哥白尼、伽利略、刻卜勒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天文、物理现象的科学概括，是客观真理。但是，尽管牛顿本人声称自己不作假说，牛顿定律却包含着假说的成分。因为牛顿所概括的，是处于宏观世界和低速运动状态的客观现象；而对于微观世界和接近光速的高速运动状态的客观现象，是牛顿时代的科学家们所不可能观察到或无法测量的，也是当时实践所没有提出来的。这样，牛顿做为“普遍规律”所做的科学概括，就必然“漏掉”了一些领域中的现象，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它所适用的范围。这不就是说牛顿定律具有假说的成分吗？但是有谁会責备说，牛顿不该在没有掌握“全部”客观现象的情况下就“匆忙”进行概括，提出定律了呢？没有。恰恰相反，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感激和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到了二十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和玻尔等人的量子力学的建立，使力学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完善，并且证明，牛顿定律对于微观领域和接近光速的运动现象，是不适用的。然而，即使是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也是带有假说成分的。近些年来，根据科学家们对某些天体现象所做的实验分析，已有迹象表明，在宏观大尺度的天文现象方面，相对论力学的适用范围也受到了挑战。在微观领域中，用左手坐标和右手坐标来描述弱相互作用，其运动规律也不再具有相同的形式。可见，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也需要发展和完善。事情正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自然科学的历史一再证明，“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p127）
　　在社会历史科学中，使用假说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列宁当年曾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叫做假设，并且指出：“马克思在四十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就着手实际地（请注意这点）研究材料”。列宁接着叙述了马克思如何一步步地证实唯物史观，而“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列宁并不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包含任何需要加以改进的因素，不包含任何假说的成分了。相反的，正是列宁，抛弃了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的观点，发展了唯物史观及其具体运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人们都熟知斯大林曾经举过的例子，即列宁放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同时进行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一公式。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这一理论，同任何真理一样，也包含着假说的成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在进行理论概括时，“漏掉”了资本主义必将进一步发展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各国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这一当时难以予料的情况，从而使这一原理的时间性，被拉长了。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宁，则有可能研究这一情况，提出了一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首先取得胜利的科学理论。战斗在二十世纪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科学结论代替了列宁关于首先在城市中发动起义的结论，也是如此。做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改变了曾被视为基本原理的计划经济理论。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潮的今天，中国的理论界对于社会历史科学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和原理，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两者间的关系，基础、上层建筑及两者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两者间的关系，阶级间的不同利益与全社会共同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正在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不曾做过的新的概括的尝试，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个更大的发展、丰富和完善。这是必然的，完全必要的。其实，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从一定视角上对客观事物进行科学抽象的结果，即它属于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亦即他们自称并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称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只是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的视角，来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重大现实问题所做的合理抽象如果从其它视角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合理抽象，如西方一些学者对发达国家中的伴随着科技和经济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阶级界限模糊，阶级斗争缓和与合作主义现象，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等重大社会现实进行的合理抽象而得出的结论，属于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也可能是科学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和应当与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互补、共荣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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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sAbstractNature
　　SUNFengwu
　　（HulunbeierCollegeoftheCPC，InnerMongolia，Zhalantun162650，China）
　　Abstract：AmongthetheoreticalworkersofMarxism，sabstractnatutreisverypopular。IsbecauseLeninoncesaid：Tsnoabstracttruth。Truthisalwaysconcrete。ButifweobserveandstudycarefullytherelatedexpositionsoftheclassicwritersincludingLenin，sconcretenature。RealizingthisisofgreatsignificanceforgraspingtherelativityofthetruthfromvariousanglesofviewanddevelopingtherealtheoriesofMarxism，todevelopthemethodologyofMarxism。
　　Keywords：u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