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对“乌托邦”的中性理解与“存在的勇气”

　　在本前言中，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事先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就是对乌托邦的中性理解问题。我们是在讲述作为主体生成论终极指归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未来之维的大语境下引进“乌托邦”或“宗教的和世俗的乌托邦”这个话题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讲述作为主体生成论终极指归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未来之维的大语境下引进“乌托邦”或“宗教的和世俗的乌托邦”这个话题呢？我们之所以讲述作为主体生成论终极指归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乃是想告诉人们，人类虽然曾经为实现人类自己为自己设定的这些目标不懈地奋斗过，但是却还是“应当”为实现自己曾经为之奋斗过的这些目标而世世代代继续不懈地奋斗下去。我们之所以反复讲述人是未完成的动物，人是面向未来而存在的动物，人是“为希望而在”的动物，正是想表明：惟有“未来之维”才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义之维”、“超越之维”和“生成之维”，才是作为主体的人“应当”憧憬并为之献身的东西。然而，设定一个“应然”的行为目标是一回事，全身心脚踏实地为之奋斗并且将之实现出来则是另外一回事。为了将“应然”的目标变成“实然”的事实，单靠“认知”是不够的，还需要切实地付诸行动。而为要付诸行动，就不仅需要理性认知，还进一步需要意志、激情和毅力，就需要从康德的“我应”上升到尼采的“我要”（狮子精神）。而我们对乌托邦的中性理解无疑是有助于促成这样一种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和行动意志的激发的。
　　我们之所以要引进“乌托邦”这个话题，还有一层理由，这就是：在我们看来，人们太习惯于对乌托邦作出贬义的理解了。不难发现，对于相当一部分思想家来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共产制”、莫尔的《乌托邦》中关于“最完美国家制度”的设想、康帕内拉《太阳城》中的“共有制”和“共和国”、基督宗教的“千禧年”、《启示录》中所言说的“新天新地”和欧文的“劳动公社”或“合作新村”等等只不过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无聊“空想”，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不仅如此，一些人甚至因此而对任何带有理想成分而尚未充分实现的东西都持一种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态度和立场。如是，则人的主体性何以能够体现出来呢？作为主体的人的“面向未来而在”又何以能够体现出来呢？如果人的主体性和“面向未来而在”是人区别于物的本质规定性，倘若人们对于超越现实的东西始终持一种怀疑和冷漠的态度，一如蒂里希所说，迷恋于、堕落于“颓废的现在”（蒂利希语），则他们不是因此而全然混同于一物了吗？而且，如果人因此而根本失去了他的主体性，遑论人的主体性的生成？
　　其实，就“乌托邦”这个词的基本含义而论，它所意指的无非是“尚未存在”的东西。因为乌托邦这个词的含义没有别的，无非就是“无场所”，就是在任何场所都尚未存在的事物，也就是构成作为主体的人的未来之维的东西。诚然，构成作为主体的人的未来之维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能够实现出来的东西，因此，人们把乌托邦称作“空想”也并非空穴来风。但是，既然构成作为主体的人的未来之维的东西毕竟是从人们的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和处境中涌现出来的东西，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必定具有程度不同的现实性、有效性或可实现性。蒂利希曾经认真地考察了乌托邦的这样一种两重性，指出：乌托邦一方面具有真实性、有效性和力量（改造现存事物）等“积极意义”和“积极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不真实性、无效性和软弱性等“消极意义”和“消极特征”。因此，“乌托邦”一词是“褒贬义兼有的一个名词”。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对乌托邦的这样一种中性理解将有助于促成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和行动意志的激发呢？既然“面向未来而在”是作为主体的人的一种本质规定性，既然乌托邦即构成作为主体的人的“未来之维”，那乌托邦就势必是我们面对且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东西。蒂利希说“要成为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因为乌托邦植根于人的存在本身”，即是谓此。具体地说，乌托邦所具有的两重意义或两重特征，都是与我们所言说的主体生成论息息相关的。就乌托邦的积极意义和积极特征而言，这一点是非常清楚而无须多言的。因为既然面向未来而在乃作为主体的人的一种本质规定性，既然乌托邦，作为人的一种未来之维，具有真实性、有效性和力量，则人之具有乌托邦和践行乌托邦对于人的主体性及其生成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我们需要强调并予以认真说明的显然应当是那种具有消极意义和消极特征的乌托邦与我们的主体生成论的相关性。乌托邦的消极意义和消极特征之所以与我们的主体生成论同样密切相关，最根本的就在于：惟有乌托邦的这样一种不真实性、无效性和软弱性才以一种最鲜明的方式表达出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方式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告诫人们人的主体性的生成过程是一个曲折的会经常遭遇意外结果、遭遇失败的过程。因此，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若要充分体现出自己的主体性，体现出自己作为主体的“日新日日新”的生成性，从消极的方面说，他就应该有极其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仅能够随时接受失败，从容地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而且能够乐观地面对逆境，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目标、筹划和手段。一个胸无希望的人固然缺乏人的主体性品格，但是，一个一旦遭遇失败便失望乃至绝望的人也同样是缺乏主体性品格的人。只有那种心中永存希望的人，只有那种随时准备遭遇失败，随时准备接受和面对失败的结果，随时积极应对各种错综复杂局面的人，永远为“成为自己”而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的人，才是有望笑到最后的人。如果从积极的层面看，一个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若要充分体现出自己的主体性，体现出自己作为主体的“日新日日新”的生成性，他就必须有一种敢于试验、敢于失败、敢于冒险的精神，如果用蒂利希的话说，就是要有一种“生存的勇气”，一种面对非存在或“虚无”的威胁“不顾”一切存在下去的勇气。一个害怕试验、害怕失败、害怕冒险的人势必是生活的失败者。
　　此外，我们如此强调对乌托邦的中性理解的积极意义，还出于下面几点考虑。首先，我们的人生筹划是否具有真实性、有效性和力量，并不仅仅是由人的筹划活动本身确定的，而更多的则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确定的。一个人如果害怕失败、缺乏冒险精神，他就永远无法确认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从而也就永远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实践活动之中去，他的主体性也就因此既无从体现也无从提升。其次，一般而言，人生筹划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力量总是相对的，也就是说，人生的筹划往往是真实性与非真实性、有效性与非有效性、力量性与软弱性兼而有之。因此，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有所得也有所失的。一个人如果害怕失败、缺乏冒险精神，他就不可能随时调整和修正自己的人生筹划，使自己的主体性不断得到提升。第三，即使我们的人生筹划尽善尽美，那也有一个实施的时机、环境和条件问题，即使实施的时机、环境和条件成熟，那也依然有一个对时机的把握和对环境和条件的充分利用的问题。此外，除了目标的选择外，还有一个实现目标的手段的选择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不同程度的失败，乃至于功亏一篑，无论对于人生筹划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常有的事情。人生在世，不仅需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也需要有超凡脱俗的意境，有“狂者胸次”和“冒险精神”，一句话也需要有一定的“乌托邦精神”。“战胜乌托邦的，正是乌托邦精神。”蒂利希的这句话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段德智：《主体生成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17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