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西塞罗：政治的荆棘与哲学的冠冕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是一个政治家，又是一个哲学家，他的传世作品可分为四种：演说、书信、诗歌与专著。而专著又可分成修辞学、神学、认识论、政治学与伦理学五类。我对后两类著作最感兴趣，即政治学与伦理学，前者有两篇专论：《论共和国》和《论法律》，后者有《论善与恶的界限》，《图斯库卢姆谈话录》（论灵魂）、《论义务》、《论老年》、《论友谊》、《论安慰》、《荷尔滕西乌斯》诸篇。而在这一篇短文中，我想只说说我读这方面著作的一点感想。
　　政治在古希腊罗马人的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远比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所占据的地位更重要。有公民权的人们极其珍视参与政治的权利，这种权利就构成他们权利的主体。其中的一些缘由大致是因为那时的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公民的人数较少，他们有充分的闲暇，也有迫切的必要性从事政治，他们也能感到自身的参与对国家确实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某些具有政治智慧和才华人物来说，他们比较容易在这一较小的群体中展露才华，使自己得到较直接的了解和较公允的评价，他们因而也对这一紧密的政治共同体及其传统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这一切都使古代人比现代人具有更高的政治热情。所以，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的西塞罗认为政治高于哲学也就不让人觉得奇怪了。
　　西塞罗视政治高于哲学还因为：在他看来，政治家能通过法律和政策比较迅速地影响大多数人，而哲学则只能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及著书立说，相当缓慢地影响少数人影响少数潜在的、年轻的精英，这些精英中有些人或许以后能成为有力的政治家而再影响到全社会。而今天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当然可以感到哲学乃至其他未进入政治领域的思想学术的实力比古代更趋微弱和间接（也许在某些短暂的革命时期除外），甚至最看重思想的力量，认为思想比利益还要有力的凯恩斯也认为思想主要是影响现在的年青人，而很难影响到现在的执政者，现在的执政者的观念主要是他们年青时形成的。这样就有了一个时间差。思想发挥效力不仅必须通过一定的时间，常常还需要人群和组织的中介，甚至还可能需要某种机遇。甚至最重视哲学的实践性和改造功能的马克思，也没有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看见声明以自己的学说为指南的人们成功地夺得政权。还有一些并非无力和无理的思想，却可能由于机遇不佳而注定是不结果实的花。就哲学与政治结合的有利条件而言，古代似乎要胜过现代，而古代西方似乎又要胜过古代中国，古希腊的梭伦还能为他生活的当世人立法，而孔子则只为后世立法。
　　政治总是影响社会最直接和最有力的杠杆，这诱使一些心急的思想者总想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和理念诉诸政治。但政治却看来并不一定能像影响社会那样直接和有效地影响哲学。哲学有它自己的生长逻辑和季节，还常常得其人方能酝酿成熟，哲学起作用也有它自己的方式，所以，通过政治权力和领袖权威推行的全民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不免流于形式乃至成为笑谈。哲学实际上只是很少数人的事，即使在它要影响大多数人时也还是必须先通过少数人少数接受了这种哲学的政治和行动精英。政治难于直接地影响哲学还显示出哲学自身的独立性和坚定品格，这也是它的骄傲。此外，政治的领域固然荆棘重重，危险丛生，而要获得哲学的冠冕亦绝非易事，必有赖于某种巨大的天才和持久的努力。政治上要成功固然需要有一种披荆斩棘的勇敢和坚毅，而哲学的成就也需要一种筚路蓝缕、经常是在孤独和寂寞中进行创造的功夫。
　　西塞罗乃至于整个古罗马的政治哲学从大范畴来说并没有超出古希腊的哲人所划定的范围，古罗马人更多地是做而不是说。西塞罗的两篇《论共和国》与《论法律》显然也有仿效柏拉图的痕迹，但他仍不愧是古罗马政治智慧一位最伟大的言说者。西塞罗从统治者多寡的角度划分出三种主要的政体：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并认为这三种政体若单纯化均有其缺陷，而最糟的却是民主制，它容易蜕变为一种放纵无拘的群氓政府，当然，这种情况不会持久，这种政体又会循环到君主制和贵族制，而这两种政体也可能分别蜕变和败坏为暴君制和寡头制。
　　在西塞罗看来，较为可取的还是一种混合政体，他充分考虑了罗马共和国的长期经验，认为把以罗马执政官为代表的君主制，以元老院议会为代表的贵族制和由民众大会及平民保民官为代表的民主制结合起来的混合政体，最有可能保持平衡和持久。而且，一种较适合的混合政体不可能是仅仅一个人的单纯理论创造，而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人们不断提出观念、不断创制和改进制度而形成、而磨合出来的。
　　西塞罗身体力行了他的思想。在政治上他担任过财政官、市政官、裁判官和执政官，甚至一度被称为国父，而在政治上失意的期间，他则潜心著述，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当罗马的共和制受到威胁时，他又起而抗争，最后被杀。古罗马不久遂进入了帝制时期。然而，不论西塞罗的功业和德行如何，其立言已足以使之不朽了。
　　古希腊和先秦时代的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地域范围的差别。古希腊城邦制国家实际上就以一个核心城市为中心，周边腹地窄小的国家，有的只是一个城市，因此他们能全民直选，公民直接参政的效果能立即体现出来，并且奴隶负担了公民的物质生活，使公民有余闲来参政。但中国地先秦时代地域已经很广阔，公民直接参政的是不可能的。
　　美国也是地域辽阔的国家，各地发展差别极大。因此，他们的民主制度，只能是代表制。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绝大多数人的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赚钱上，更没有直接参政的基本条件。政治也越来越变成一门专业。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政治越来越成为专家和精英的行业，社会条件的复杂，也使得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专家和精英。因此，现代社会建立健全民主制度，既要看到精英和专家的重要，又要避免成为精英政治，才是难点所在。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衡和平衡制度，过分相信一人一票，恐怕只会带来最糟糕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