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究竟拯救了大宋，还是宋朝灭亡的祸首？

　　一直以来，对于王安石变法究竟对不对，好不好，这样的争论是一直都没有停止的。变法自古就有，但是真正成功的却并不多，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也是很有名的了，然而有关它的争议也是很大的。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其实对于当时的宋朝来说非常有用，是拯救了大宋，却也有人认为，宋朝最终的灭亡，也和王安石变法脱不了关系。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它到底是大宋的拯救者，还是将宋朝推向灭亡深渊的罪魁祸首呢？
　　1、庆历新政为何会失败
　　庆历新政的结局虽然失败，但是却为不久之后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但是，王安石变法期间，庆历新政的主持者富弼、韩琦等人却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这又是为何呢？
　　首先我们还要从北宋的政治经济背景说起。宋太祖赵匡胤为巩固统治，防止有人模仿自己黄袍加身，制定了一揽子方案，最为重要的，一个是重文轻武，一个是分权。分权的同时，宋代官职分离，高官不一定有实权，办事要另派人手。这样的制度虽在建国初起到了一定稳定社会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慢慢显露出来。
　　仁宗时，宋朝的官员比宋初增加了五倍，军队数量增加了六倍，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却没有提升。庆历元年（1041年），在对西夏用兵决策中，仁宗在韩琦进攻建议和范仲淹防守建议二者中选择了进攻，结果兵败，折兵万余。次年又败，韩琦幡然醒悟，从此对范仲淹十分信服。为了换取和平，宋朝只能用钱来安抚西夏，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三冗”耗费大量钱财，最糟糕的时候，朝廷每年财政亏空高达三百万缗。庆历三年（1043年），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开始进行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重点在于整顿吏治，解决“冗官”的问题。纵观中国古代改革，凡是涉及吏治改革的问题，必定会与名贵豪门发生冲突。此前，宋代实行恩荫制度，即高级官员的亲属子弟可以获得低级的官职或差遣。这项制度避免了某些名贵家族独揽大权，也保证了“世守禄位”，看起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政策。但是这项制度却被滥用，到仁宗时，几乎所有的低级官职或中低级差遣皆出自恩荫。“庆历新政”旨在限制贵族的这项特权，必定会引起所有贵族阶级的反对。仁宗又是老好人了，只能将韩琦、范仲淹等人贬黜，庆历新政仅仅进行了一年零四个月就宣告失败。
　　2、王安石变法是怎么做的
　　相比之下，王安石就机灵的多。王安石变法，主打“富国强兵”，重点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解决“冗费”和“冗兵”问题，绕过了整顿吏治的问题，也就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但是如果我们细想，“冗费”“冗兵”的问题，源头就是“冗官”。过多的官员导致国家的俸禄支出变多，但绝大多数官员只是闲职，并不能为国家创收，没有向上的反馈，结果只能是支出大于收入。绝大多数官员是文职，对于练兵完全不懂。再加上“更戍法”，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虽多，但缺乏战斗力，到了战场上和没有经过训练一样。
　　王安石暂时管不了这么多，他的想法很简单，先帮朝廷挣钱，解决财政危机，解决“冗费”问题，具体有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这些方案简单概括，就是政府给农民贷款，政府统一收购商品，政府统一定价并向百姓出售。总之，就是将主动权握在政府手里，颇有金融管制的味道。这一系列政策搞下来，国家收入确实增加了不少，光新建的大仓库就有五十二个。但是，宋代的社会性质毕竟是封建社会，搞金融管制这一套必然是行不通的。王安石的政策确实做到了“富国”，但是他急于求成，却把百姓搞的贫穷了。青苗法的利息虽比普通民间高利贷低，但一年两次，一次两分利的利息仍然超出一般农民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且据韩琦所述，为了将贷款放出去，很多官员硬性摊派，有硬性指标，就像如今推销保险一样。加上有些不道德的官员将发霉的粮食交给农民，收回时要新粮，农民负担不减反增。而对于政府统一采买，苏轼就犀利地指出，其中必定会有回扣，到时支出增多，又是一笔负担。而市易法也让当权者有了垄断商品的理由，外地商人到了京都，都要绕着走。
　　“富国”的表面文章王安石做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是“强兵”。如“富国”一样，“强兵”也有几个具体方案，分别是保甲法、免役法、保马法，这一套东西换成通俗易懂的话概括就是农民花钱免役，但要当兵，同时养马。当然，这些农民并不是真正的正规军，顶多算是民兵，至于战斗力，自然上不了战场，倒是能私下当个土匪，欺压一下百姓。宋神宗末年，多地发生匪患，皆为保甲所为。而且，农民被当做士兵，就要参加军训，军训就会耽误种地。为了逃避保甲，甚至有人自断手腕。养马是自愿的，养马可以免赋税，养的好，国家有赏，但是如果把马养病或养死了，要付出巨额的赔偿，一般人家根本负担不起，甚至“人人以有马为祸”。
　　3、王安石变法是否是宋朝灭亡的罪魁
　　王安石变法暂时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反对变法的保守党中，除了领头的司马光，还有富弼、韩琦、欧阳修这些之前“庆历新政”的领导者。王安石变法，专注的是“开源”，而忽视了“节流”。开的“源”，也大多来自百姓，虽能解一时危机，长此以往，百姓必会群起反抗，造成社会的动荡。当初王安石变法初期，他也曾找到富弼、韩琦等人同他一起共事，但均遭拒绝。一方面是王安石为人执拗，与他人关系僵硬，另一方面，富弼、韩琦等人领导的庆历新政，注重“节流”，削弱上层贵族利益的同时，对百姓利益并没有过多干涉。所以保守党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也并非不要改革，而是怎样改革，也就有了“庆历新政”为王安石变法拉开序幕，而“庆历新政”的领导者却反对王安石的局面。
　　近代以前，历朝历代对于王安石变法皆持反对态度。但是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者为王安石洗白，甚至将王安石评价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这种观点也成了现在的主流。但是在我看来，王安石变法虽给国家创收，但是建立在严重危害人民的前提下，脱离时代背景，给人民增加的负担很大。“富国”却没有“富民”，这样的改革依我看，实在没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