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是如何为明代宗平反的？他为何要帮明代宗挽回名声？

　　明代宗是明朝第七位皇帝，在位一共8年时间，但明代宗的下场却十分惨烈。1457年爆发了夺门之变，明英宗复位而明代宗被软禁西苑，此后还被贴上“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的标签，废其帝号，而且明代宗是唯一一个迁都北京后没能葬在明十三陵的皇帝。不过等明宪宗继位后，他一直坚持要替自己的叔叔明代宗平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下面就为大家讲讲这段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
　　明代政治史上的一桩轰动大事，就是“明宪宗为景泰帝朱祁钰平反”。
　　要知道，在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新登基后，曾经受命于危难之时，“抢”了明英宗皇位且挽救大明朝的景泰帝朱祁钰，就成了大明朝堂上下的“忌讳”。
　　从明英宗二度执政的天顺年间起，已故的景泰帝朱祁钰被废掉帝号，只给了谥号“郕戾王”，几乎是被一踩到底。
　　他执政时“年谷屡丰”“元元乐业”的景泰时代，也被不断抹黑，文臣武将，多年来更惨遭清算打压，堪称一场政治灾难。
　　但这场政治灾难，最终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化解：朱祁钰去世十八年后，即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儿子明宪宗朱见深为叔叔朱祁钰恢复名誉，追谥为“恭仁康定景皇帝”。
　　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明朝更以隆重典礼，为朱祁钰在奉天门举行了加谥仪式。而于谦等诸多因此蒙冤的臣工们，也相继获得了平反。
　　大明王朝，至此终于了结了这桩旧案。
　　那么问题来了，虽说是朱祁钰的亲侄子。但作为皇子的明宪宗朱见深，当年就是被亲叔叔朱祁钰废掉了太子身份，更因此度过了一段悲催的童年。
　　作为明英宗的儿子，他更有理由把当年这桩恩怨，变成永远没法翻身的“铁案”。但为什么他却做出了这个抉择呢？
　　第一个原因是童年时的明宪宗，与朱祁钰一家的特殊关系。
　　在打赢北京保卫战且成功“捞回”明英宗朱祁镇后，已是帝王的景泰帝朱祁钰，对待朱祁镇朱见深父子，确实有些刻薄：朱祁镇被软禁南宫，朱见深也被废掉太子位。但朱祁钰的皇后汪氏，却竭力反对。
　　这位被史书评价“刚毅偏执，心怀仁德”的皇后，为了保朱见深的太子位，自己甚至也被朱祁钰一怒废黜。
　　待到明宪宗登基后，明宪宗与其母周太后，也一直对汪氏关照有加。
　　也正是这特殊的渊源，使得明宪宗看待这段“恩怨”，自然与父亲明英宗观点不同。
　　第二个原因则与明宪宗在位时的局势有关。
　　父亲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虽说勤政方面进步了不少，却又遇到了“曹石叛乱”，最后扔给儿子明宪宗朱见深的，依然是一片残破的江山。
　　朱见深登基的前几年，西南西北荆襄先后爆发叛乱，明英宗时期积累的各种矛盾一股脑爆发，急的朱见深在朝堂上多次叹气。
　　如此危急时刻，想要稳定人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平反昔日冤狱。
　　所以，从朱见深登基起，他就第一时间忙活“平反”。
　　明英宗驾崩不到八年，即天顺八年（1464）六月时，他就为明英宗年间遭“夺门功臣”诬陷贬官的御史耿九畴父子平反。
　　这个“信号”一放出，“喊冤声”滚滚而来。
　　成化元年（1465）二月，挽救明王朝的大英雄于谦，也洗清了身后“谋反”的污名，得以恢复名誉。
　　次年八月，朱见深更特命翰林院为于谦书写祭文，定论了被其父冤杀的于谦，那无可争议的英雄功业。
　　另外，还有曾血战瓦剌，却受于谦株连身死的范广将军，以及“夺门之变”惨遭流放的陈循俞士悦等内阁重臣，也都在明宪宗登基后的短短几年里，或是身后恢复名誉，或是官复原职。
　　但所有这些扬眉吐气的臣工及其家属们，都与景泰帝朱祁钰息息相关。
　　既然他们都平反了，那景泰帝怎么办？
　　如果说明英宗年间的朱祁钰，是个群臣们讳莫如深的敏感词。那么经过了一系列“平反”后，“朱祁钰”更成了满朝文武的一个“心结”。
　　如果不能正确评价这位皇帝，不能给那个时代正确的定论。这事儿不止是明宪宗的“家务事”，更牵动大明朝的朝局走向。
　　所以，平反朱祁钰，也就变得水到渠成。
　　而更重要的原因，却是成化年间，诸多大臣的强力推动。
　　比起晚明的末世闹剧来，明宪宗年间的明朝官员们，依然保持着刚正朴实的士风。对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赛一个敢说话。
　　成化三年时，湖广荆门州训导高瑶，这位举人出身且在景泰年间落榜的小官，率先勇敢为景泰帝“发声”。
　　他的一篇奏疏，详细陈述了景泰帝之冤，以及这一系列的冤案，对明王朝道德风气甚至统治的败坏。
　　一句“而天心可回矣”，也让明宪宗受到了触动。
　　当然，高瑶的奏疏，并没有直接怒斥当年的明英宗，而是把这场悲剧，甩锅给了石亨曹吉祥等“夺门功臣”们。
　　而这一“炮”开过后，接下来的几年里，好些大臣也纷纷发声。
　　比如曾牵涉入“夺门冤案”的名臣杨守随，在自己得到平反后，也再接再厉，于成化六年继续上书，大赞朱祁钰“削平祸乱”的功绩。
　　虽然此时的朱见深，尚且还在犹豫，只是在杨守随的奏疏下，批复了“所言事具处分已定”几个字。
　　但“平反”的大势，已经不可挡。
　　明宪宗自己也明白，在明朝的舆论环境下，如果不能拿出定论，这件旧案的争论，只能越来越凶。
　　于是，成化十一年，借着册封皇长子朱佑樘为太子的机会，明宪宗终于下诏，承认了朱祁钰“勘难保邦，奠安宗社”的功绩，捎带还加了一句解释：“先帝（明英宗）寻知诬枉，深怀悔恨”。
　　这意思就是说：我爹明英宗是知道他冤枉的，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平反就驾崩了，这事，就交给我吧！
　　有了这个大义的名分，事情也就顺风顺水。朱祁钰获得了“恭仁康定景皇帝”的谥号。
　　这事情的意义，不止是一位帝王的名分问题，更关乎着一个时代的定论，以及一代文武臣工的历史评价。
　　正如《国榷》里评价：大哉宪皇追称景帝，所挽回元气多矣这是一桩关乎大明国运的大事。
　　了解这个，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在位二十三年，就多年“旷工”的懒皇帝，即便赶上明王朝历史上自然灾害空前多发的二十多年，却依然能凭着“主昏于上臣奋于下”的模式，开创“成化中兴”的业绩。
　　因为，虽然对这意义重大的事情，明宪宗的动作慢了一些，足足拖了十年。
　　但是，能以这种方式，完美解决这个难题，也足见其胸襟和智慧。更足见此时明王朝，依然畅通的言路与刚正的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