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山东高考顶替成风，古代科考中却少有冒籍

　　最近头条上最火的国内新闻，莫过于山东高考顶替事件，以陈春秀为始，陆续曝光的王丽丽、苟晶等被顶替考生名单，242这一惊人数据，不少网友都感叹：曾以为高考是寒门学子最后的出路，但没想到，连这点最后的公平也被践踏！
　　人们不禁疑惑：为何山东高考顶替成风？俨然已经成为一条“产业链”？
　　其实，这不难理解，录取环节审查的失职，是顶替成风的原因之一，国家明明设计了无数道关卡，户籍、学籍资料缺一不可，但架不住事后追责制度缺失，无数人铤而走险。
　　简单说，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这才是冒籍顶替事件屡禁不止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有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历史，而在古代版高考中，各种作弊事件同样层出不穷，但我们如果仔细梳理，却会发现，作弊古今同，冒籍却有差。
　　古代科举考试中，很少有冒籍顶替的事情发生，比起考生挟带、考官泄题、打通关节等常见科场舞弊现象，冒籍反而是最容易被发现、考生最少选择的作弊方式。
　　这是为何呢？且听元二慢慢道来。
　　01考生家状：个人信息公示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始于隋、兴于唐、完善于宋，在唐宋时期，科举考试的各项防作弊保障制度已经比较成熟。
　　今天的考生，为了增大考中率，可能进行高考移民、甚至冒名考试，其实古代也差不多。
　　古代版高考移民
　　古代同样有高考移民问题，当时的各州（路）有相应的录取名额，一般而言，上州录取3人，中州录取2人，下州录取1人，当然，如果有特别优秀人才，可以破格录取，不受数量限制。
　　但这种特例，并非常态，也不是普通人能够肖想的。
　　《唐摭言》记载：“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
　　既然有人数限制，各州（路）学子学问水平又各有差异，有的地方文化程度更高，有的地方考试难度更大，这就导致有学子离开户籍地，到其他地方参考。
　　而在古代，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
　　根据《唐会要》等史料记载，学子们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科举考试，而不能依附于暂居地考试，更不能不提供户籍就去“祼考”。
　　当时的考生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提交家状。
　　什么是家状？
　　这可不是打官司的状子，而是详细记载了考生的如下个人信息的书面材料：
　　1、年龄：有的朝代会限制参考年龄，有的科目（如童子试）也有年龄要求。
　　2、性别：（误，大概都是男的）
　　3、籍贯：一般而言是在户籍所在地参加省考。
　　4、职业：比如是否工商杂类、是否拥有特定技能等，有的朝代禁止商人及家人参加科举考试，有的朝代则不加禁止。
　　5、家庭成员组成：往上追溯祖宗三代，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等的名讳、籍贯、职业、家世等都要如实报告。
　　6、品行道德：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有时候禁止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参加科考，有时候有所放宽，比如南宋中后期，因为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太多，对杖刑以下的罪犯不再限制参加科考。
　　特别提出一点，家状上对考生的相貌特征也有提及，比如《南部新书》里就提到“吏部常试，举选人家状须云：‘如须，黄白色，少有髭。’”
　　科举考试与吏部常试有所不同，但大体规则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家状里会详细记录考生面部、身材等特征，虽然不如今天的照片准确、不能起到完全杜绝冒名顶替的作用，仍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顶替，两个体貌特征相差太大的人，终究难以鱼目混珠。
　　只有提交了家状，学子们才能被引到礼部组织的考试场所，具有参加考试的资格。
　　家状有相应的文本格式，考生可以提前准备，也可以参考贡院悬挂公布的板样，依样画葫芦。
　　值得注意的是，学子们的家状必须依板样而写，一字有违，就可能被驳落。
　　舒元舆《上论贡士书》中便提到：“到阙下月余，待命有司，始见贡院，悬板样，立束缚检约之目，勘磨状书，剧责与吏胥等伦。臣幸状书备，不被驳放，得引到尚书试。”
　　由此可见，古代科举考试中，考前考生身份信息核对是比较严格的，信息有误，则随时可能被取消考试资格。
　　在考前提交家状制度下，考生的个人基本情况均记载在册，并且相关信息在户籍地张榜公布，公之于众。
　　古代中国都是熟人社会，尤其是乡里之间，互相都很熟悉，这种情况下，如果冒籍、顶名，很容易被考生的亲朋好友发现，面临巨大的失败风险。
　　也许有朋友要说，制度再好，但主考官和皇帝毕竟不能亲自审核每个考生的信息，而张榜公布也存在信息不畅的问题，从基层县乡到州府、京城路途遥远，很可能信息无法传递到上峰耳中，而出现冒名顶替现象。
　　别急，古代还有一项制度，可以最大限度遏制冒名顶替问题。
　　02实名担保：连带问责制度
　　在古代科举考试中，考生除了提交家状，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担保人，包括了官员担保、考生互保，以及宋代以来独有的书铺担任。
　　考生结保
　　自唐代以来，举人们参加省试前，要互相结保，对彼此的个人信息，比如是否考生本人、是否在籍贯地参考、是否符合参考条件、没有回避或服丧等情况，确保其真实性。同时，考生结保也可以促使其互相监督，规范考场行为，避免出现作弊等问题。
　　考生结保不是随便而为的，要具备一定条件，并且达到规定的数量。
　　一般而言，结保的考生必须是有共同或相近的籍贯、或者是亲朋好友相知甚深，对于官学学生（如国子监）也可以是同学之间结保。
　　《唐会要》记载：“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则以亲姻故旧，久同游处者；其江湖之士，则以封壤接近、素所谙知者为保。”
　　换句话说，结保的人一定要知根知底，互相了解。
　　也许有朋友要问，熟人不会相互包庇吗？
　　在当时的制度下，包庇可能性不大，因为结保的后续手段是连坐，一旦查出包庇隐瞒，结保的几名考生都要受到处罚，被取消考试资格，三年内不得再考，甚至受到刑事处罚。
　　不同时期，考生结保人数规定稍有不同，但大体在三至十人之内，保持一定的结保规模，同时设有保头，尽可能增强监督效力、保障公正性。
　　保头一般由经验丰富、年龄稍大的往届考生担任，负责引导监督结保几人参考。有史料记载，保头须由参加过三次省试的考生担任，但实际操作中多有放宽，总体而言是由诚实可靠的人担任。
　　另外，官学分配的名额较多，因此官学考生结保，比普通考生更加严格，人数也略有增加，鼓励知情人检举揭发。
　　官员担保
　　在古代科举考试中，除了考生结保，官员担保也是必备要件，通常担保官员为考生籍贯地的地方长官，比如知县县令、主簿，或者知州、通判等，这也是为何历朝历代大多强调考生原籍参考，原籍地长官通常更了解考生个人素质及家庭情况，能够方便为国举荐人才。
　　地方官担保的内容，除了确保考生确实本地籍贯，不存在冒名顶替情况外，最主要的是从考生学问水平、道德修养等方面予以推荐，必须是有一定才学、声望的学子，才能举荐参加省考（解试）。
　　如果地方官推荐的考生目不识丁，或者道德败坏，出现考试违纪等问题，举荐官员同样会被问责，接受降官甚至免官的处分。
　　官员出具的保状中，通常有这样的文字：“所保本人，委是正身，于贡举条例即无诸般违碍。如后异同，甘俟朝典。”
　　这意味着，对于考生信息的真实性，担保官员负有严格审核义务，并且可以事后追责。
　　但同时，官员出具保状，也是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部分，举荐并考中的学生越多，官员政绩也越突出，越容易受到提拔重用。
　　值得一提的是，官员作保并非没有限制，每次科举考试，参加的考生众多，但各地官员数量却有限，就可能出现一名官员为数名考生担保的情况，如果不加注意，就可能使得担保流于形式，以及个别官员拉帮结派、营私舞弊。
　　因此，对官员作保的数量，通常限制在10名之内，即1名官员可为10名考生担保。
　　另外，因为国子监等官学的特殊性（名额多），对担保官员的品级要求也更高，通常要求每位监生由在京朝官12名作保，后来改为文臣2名，限制更多。
　　书铺担保
　　书铺是宋代特有的产物，有点类似今天的公证处，兼具半公半私的性质。
　　宋代科举考试是寒门学子上升的重要途径，参考人数众多，审核考生信息资料的任务也非常重，因此便引入了书铺担保模式，减轻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何谓书铺担保？
　　考生支付一定银钱，将自己的家状、保状、考试用纸等相关材料提交到书铺，由书铺人员核对并加盖印章，再送至贡院复核。
　　书铺对自己审核的材料真实性负责，一旦发现书铺帮助考生作弊造假，将承担连带责任，被连坐处罚。
　　能够协助贡院审核考生个人信息的书院，必须取得官方许可，发给专用印章，因此通常具备一定官方背景，更具公正性。
　　无论是考生结保、官员担保还是书铺作保，说到底，都是通过连坐制度来确保考生信息真实性，杜绝冒籍、顶替、作弊等情况发生。
　　小结：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了解到自唐宋以来，就推行各种担保制度，督促考生结保来达到互相监督、约束考场行为的目的；地方官出具保状，则较好地杜绝了冒籍现象的发生。
　　当然，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力打了折扣，那也形同一张废纸。
　　正如我们今天拥有完善的高考信息查询、公示技术，但仍不时曝出高考顶替事件，任何环节的严格审核，都不可能完全不留死角。
　　毕竟，审核者是人，有人就有“被攻陷”的可能。
　　但如果我们能够严格把握事后追责的尺度，坚定一查到底的决心，对于恶意串通、知情不报者严肃处理而非滥情纵容；对于相关公职人员苛以担保职责，而非体谅免责；对检举揭发者予以重金奖励而非道德裹挟甚至武力威胁，这一高考顽疾也将能得到根治？
　　勿忘记，高考的不公，将是社会最大的不公。
　　任何践踏这一公平底线的行径，都是人民之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