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清晨》主要剧情内容简介及赏析

　　《血色清晨》
　　1990彩色片9本中国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导演：李少红编剧：肖矛李少红摄影：曾念平主要演员：胡亚捷（饰李明光）孔琳（饰红杏）赵军（饰李平娃）解衍（饰李狗娃）王光权（饰调查员）苗苗（饰永芳）本片获1993年法国南特电影节大奖
　　【剧情简介】
　　在一个晴朗的冬日的清晨。大水坑村民办小学的教师李明光在前往学校上课的路上，突然惨遭杀害。杀人者是同村的李平娃、李狗娃兄弟。就在昨天，他们还一起在李平娃的婚礼上喝喜酒。平娃兄弟当即遭逮捕。
　　刑事调查员来到了村里，就惨案进行了调查。据称，事情的起因是，年36岁、一贫如洗的李平娃能够娶亲，是由于他与别村的富户张强国结下了换头亲，后者娶走了他美丽的妹妹红杏。但新婚之夜，红杏被退回家来，理由是她已不是处女婚床的白被单上“啥也没有”，没有表明处女的血迹；而平娃的新娘也被张家抢回去。暴怒的平娃兄弟，毒打红杏，逼她供出“罪人”，红杏只是哀哀地哭泣。他们推测这一定是平素与红杏交往较多的明光所为。红杏的沉默被视为默认。平娃兄弟立刻霍霍磨刀，扬言杀死明光，并终于残酷地将明光砍杀在路口。调查变成了对犯罪动机是否属实的认证。大部分证人都认为明光与红杏确乎不清白，但他们的叙述混乱，语焉不详。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提供确凿的证据，他们只是看不惯明光作为一个小学教师的作为，认为他不是个好庄稼人；而且对红杏总是与明光的未婚妻永芳结伴“泡”在明光那里颇多微辞。甚至有人认为，“一个教书的”就是低人一等，死不足惜。但在调查中，渐渐清晰的，是明光其人。他自幼丧父，母亲带弟妹改嫁，只有他和老奶奶相依为命；他和曾来此的下乡知青学到文化，并成了民办教师。这使明光不同于村人，他订了一些杂志（而吸引红杏的正是这些《大众电影》一类的杂志），他写诗。在调查中，红杏断然“翻供”，否认她与明光有染。可她显然已神经失常。不久，红杏走出村外，投河自尽。她的母亲一个守寡多年养大孩子的母亲，绝望地想救救自己的两个儿子，但调查员拒绝给她饭食，使老人欲哭无泪。
　　在调查中，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被揭露出来：明光被杀，事实上，是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平娃兄弟清晨当众霍霍磨刀，并坐痛饮，在早点铺中张扬自己的杀人意图；与其说意在杀人，不如说意在威胁。这是此地一个不成文的“风俗”：蒙羞受辱的家庭应由父兄出面，扬言杀死“奸夫”；再由村里有威望的人出面，将他们“拿下”，缴下凶器，捆绑关押数天。这便算是恢复了这个家庭的名誉。但此时，村里已没有民兵，村长虽被叫来，但他不以为然，只是把平娃兄弟的刀“下了”，“咋也没咋”，就“叫他们家去了”。这使平娃兄弟真正蒙受了耻辱。他们认为这种作法是“以为他们不敢干”，他们只能“真杀”。此时，除了明光之外，村里对此事已无人不知，但由于偶然，更由于人们微妙的幸灾乐祸、看热闹的心理，竟没有一个人真正通知明光，而老奶奶几乎半聋、半瞎了。前往学校的路上，明光到了永芳家，知情的永芳竟对明光与红杏的事信而不疑，因此也未对明光说清。一路上，围观的人群，注视着明光，对他大喊大叫，但没有一个人告诉他真相。直到平娃兄弟提着斧头、柴刀杀气腾腾地走来，明光仍一无所知。红杏奔来，绝望地让明光快跑，想拦住她疯狂的哥哥，但一切已太晚了。明光很快倒在柴刀、利斧之下，睁着恐怖无辜的眼睛。村长也到迟了，只听到了明光最后的话：“大叔，他们把我杀了。”
　　平娃、狗娃兄弟的罪行确认无疑。平娃被判死刑，狗娃判无期徒刑。他们不服上诉，被驳回。死刑被执行。临刑前，平娃对母亲喊出的话是：“买化肥的钱在炕席底下，不够你再借点儿！”
　　调查员离村之前，发现曾是明光小学校的破庙，被订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可孩子们失去了老师，不能再上学了。调查员惆怅地离开了这贫穷的村庄。
　　【鉴赏】
　　青年女导演李少红的影片《血色清晨》，取材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科斯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这部影片无疑是90年代中国影坛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事实上，加西亚马尔科斯的故事仅仅为李少红提供了一个借口，一个别致而独特的事件依托来重现并改写80年代“文明与愚昧”的经典命题；影片的核心事件“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不再是一种魔幻，一种荒诞不经的偶合与残忍，而正是一场至为残忍的愚昧对文明的虐杀。影片中的被害者李明光，是这一锁闭、贫穷、荒芜小村中唯一的民办小学教师，是这里愚昧生存状态中唯一的一线光明，唯一一扇洞向外部世界的狭小而残缺的窗口，唯一一个对文明朦胧的向往者。因其如此，他“命定”地、而不是如原作中那样偶然地成为“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牺牲品，成为愚昧而巨大的毁灭力量的施暴对象。于是，当红杏（另一个纯真、美丽的献祭品）未曾交出她身为处女的证据时，明光便成了绝无仅有的嫌疑犯、罪人。毋需指控或起拆，愚昧传统的生存逻辑自身已然完成了它全部审判程序。愚昧终于虐杀了文明，黑暗吞没了这线细小的光与希望。
　　然而，在《血色清晨》的意义网络中，对这一“谋杀案”的呈现远非如此的单纯或直露。圆睁着恐怖、困惑、无辜的双眼倒在利斧下的明光，确乎是愚昧、传统势力的牺牲品，但不仅如此。从另一个角度上，明光亦因传统、愚昧生存方式的解体而丧生。尽管他“命定”地被指认为这一无端悲剧中唯一的罪人，但是，在本文的叙境中，他并非必然将他的血淌尽在那贫瘠的土地上。只是因为一连串相关仪式的未能完成或遭到破坏，明光才会悲惨地死去。影片中遭到破坏的仪式以红杏的新婚之夜为开端。其中古老的婚俗，因新娘处女的证据亦即丈夫初夜权的印证白被单上的血迹既告阕如而崩溃。在愚昧的逻辑中这只能意味着少女的失贞。接下来的仪式是发现实有的或虚构的“奸夫”，而后则是雪耻复仇。退亲行为决定必须去雪耻的是新娘的家人。但在传统的、有效的社会体制中，它只是一场执刀叫骂，然而将被有效而体面地制止。因此这与其说是愚昧、野蛮与残忍，不如说只是维系古老生存的一个仪式，一项不无表演色彩的程序，一个因事先张扬而不必发生的谋杀案。充其量它只是一个陋俗，一个其势汹汹、却不必血刃的闹剧。然而，现实社会的变化，传统文化的解体，权力结构的更迭，再次造成了仪式未能完成。因此李平娃、李狗娃兄弟为了雪耻，只能“真干”，能洗净耻辱的，只有明光的鲜血。“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明光是传统愚昧文化的献祭，同时又是传统社会解体所必需的代价。事实上，这桩“谋杀案”的双重意义在影片的片头段落已然清晰地呈现出来；环绕着清晨破败的古庙今日的乡村小学、一个长长的运动镜头，依次呈现出这一别具意味的特定空间。似乎是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合部；然而，尽管喧闹的孩子们给这古旧的空间添加了几分活力和动感，但衣衫破旧的小学生仍不可能掩饰古庙（传统文化的指称）的衰败：运动镜头滞重而细腻地呈现出无头的佛像，巨大而残破的古钟，已然看不清铭文的石碑，朽坏的殿堂；直到一声叫喊：“不好了，李老师被杀了！”，孩子们纷纷奔出，这座废弃的并将自此再次被弃的古庙才更显出它的荒芜、破败。
　　在《血色清晨》的意义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人物，并非明光、红杏、平娃狗娃兄弟，而是新郎张强国。和原作不同，故事中的新郎不再是出身显赫而神秘莫测的外乡人，在影片所呈现的元社会中，张强国作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特殊人物，是一个曾经外出又回到小村的、“见过大世面的”农村青年。他“出外打工，赚了大钱”，与其说他因此而成了现代文明的代表，不如更为准确、直白地说，此行只是使他成了现代社会唯一的权杖、动力和润滑剂即金钱的执掌者。这个“尝过城里女人滋味”的男人在金钱的支持下做出了他的价值判断：“找老婆还得咱乡下女人”。这判断的潜台词里已明确地包含了对贞洁的苛求。在金钱魔杖的点化下，一个古老的典仪必须被复活、被完成：洁白的被单上，必须点染上处女殷红的血迹。这与其说是古老典仪的要求，不如说是千金一掷的奢侈。尽管在古老的社会结构中，婚嫁始终是一种以女人为中介物的交换、“流通”行为；但在《血色清晨》的叙境中，古老婚俗的启用，却明确地具有了一种“商检”性质，是对“价有所值”的确认。失贞意味着赝品。是张强国袋里的金钱，使他实际上成了这一历史断裂处正在即位的“新神”。是他无所不在的精明与自信，使得年长的李平娃无地自容，在百感交集中反复地称张强国为“哥”、“大哥”；也是他在自己的婚礼上为乡亲们请来的戏班子，用百元大钞钉成双喜字样，并以此捐资村里办学，显而易见，在此张强国接替了传统文化中尊者的角色，开始行使特定的权力功能。清晨的惨案与血污，事实上，是以张强国为元凶的。于是，这桩谋杀案与其说是愚昧对文明的戕害，黑暗对光明的肆虐，不如说是现代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金钱之手所书写的罪恶。
　　而平娃兄弟、尤其是平娃的复仇行动，与其说是一场“单纯”的典仪，为了家族的荣誉与体面，不如说有着更为真实与利益的动机。作为对原作的重要改编之一，这场以张强国为间接但唯一导演的清晨血案，其前史却是他直接导演的一笔至为“划算”的买卖：不出彩礼娶到红杏，同时嫁出或者不如说是甩掉自己病残的姐姐秀娥。于是，这场嫁娶采取了最为原始的婚姻形式：换头亲。尽管木讷的李平娃也一眼看穿了这无疑是一场极不平等的“交易”，但这却是他这个36岁、一贫如洗的汉子唯一一个得到女人的机会，这样他才能过上一份庄户人无甚奢望的生活，才有可能了却含辛茹苦、多年守寡的母亲的心愿。事实上，当村口土岗上，两支迎亲、送亲的队伍交错而过、喜乐齐鸣时，场景中确乎充满了别一番喜庆。但是，一如“换头亲”所蕴含的原始婚姻的意义：一旦红杏被验明为“赝品”并遭退亲，秀娥势必被抢回。喜融融的亲上加亲的表象即刻破碎，买卖、交易的内容暴露无遗。于是，平娃仍可拥有秀娥，但必需是“拿钱来领人！”这显然是全无希望的。因此，臆测中的“恶棍”明光的罪行不仅在于夺去了红杏的贞操、玷污了李家的声誉，更重要的在于，他的“行为”毁灭了平娃一家全部微末而寒酸的希望与未来。明光之死，因之已不只是典仪的颓坏所造成的悲剧，而且是与贫穷相伴生的绝望、愚昧制造的暴行。
　　和原作一样，影片选取了回溯或曰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但与原作不同，不是一个友人数十年后的追忆，而是惨案发生后立刻开始的刑事案调查。于是，调查员的行动构成了影片中的现实行为线。但事实上，关于这桩案件并不存在着任何谜团或疑点：因为它不仅是事先张扬的，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下完成的。凶杀确认无疑，凶手确认无疑。于是，调查的重点便转移为对犯罪动机的确认。而动机同样昭然若揭：雪耻复仇。事实上，调查的重点围绕犯罪动机是否真切，即红杏、明光间是否存有“奸情”。而在对这一悬疑的调查中，创作者成功地组织起一个多义而丰满的现实乡村生活画卷，一幅远非明媚动人的现实主义景观。对于影片的叙事而言，这正是一场极为成功而深刻的调查。它所揭示出当然并非隐秘或“奸情”，而是明光悲剧更为深刻的社会成因。事实上，正是诸“证人”的证词与他们指认明光、红杏有罪的方式，使《血色清晨》较之80年代的同类影片远为深刻地再现了“文明与愚昧冲突”主题。诸多证词表明，村子里的人们以或兴味盎然、或漠不关心的态度接受了对明光“有罪”的指认，因为他独有的身份、爱好与稍有差异的生活方式确定了他是村中的异类。而作为本文一个极为有趣的修辞方式，叙事人在查询证人、确认犯罪动机的大组合段中，进行了声画错位的处理：在多数证人言之凿凿的证词间，出现的是几不相干的画面，而这些场景都以声称为目击者的证人之缺席为前提；而与展现真实场景的自然光效不同，呈现证人陈述的场景则在内景、人工光的阴影之中。这与其说是提供并展现证词，不如说是以声画错位的方式揭示着一种极为深刻而潜在的悲剧冲突；这与其说是一种无耻的伪证，不如说是一类偏见的共识，一次关于愚昧的曝光，某种集体潜意识的呈现。
　　影片有着一个别具匠心的结局。当这一大悲剧终于“大功告成”：明光丧生利斧之下，红杏投水身亡，李平娃被处死刑，李狗娃终生监禁，刑事调查员无奈而痛苦地离去之时，他在昔日明光的小学校古庙前慢下了脚步。失去了孩子们活力的古庙此时更为破败、空寂，几个已然失学的孩子在附近徘徊。而两个陌生人正将一块崭新的木牌钉在庙门旁，上面书写着“静慧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犹如一声凄婉而哀伤的拖腔，回声般地暗示着一个悲剧中悲剧：这里不再是一个虽寒酸无奈、但毕竟生机勃勃的校舍，而是一个死亡文化的遗迹：文物。这是双重毁灭的印证：诡计多端的历史之手在扑灭了文化、文明之使的微光的同时，断裂了一个悠长丰满的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文物化，或许也可以名之为一种“进步”，但它同时索求着超值代价。
　　影片主要展现调查员的查证过程，以一个外来者的视点，缓慢、细腻甚至冗长地展现着谋杀案的前史与后果，直到推出了影片的“高潮戏”：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在影片的叙事结构中，这已是全然不复悬念的叙事行为；但在这一完整的顺时叙事组合段中，全知视点张弛得当地组织起令人窒息而悚然的戏剧张力。这无疑是全片充满残酷诗意的华彩乐段。在《血色清晨》中，明光之死是沉滞而又变迁中的社会，坍塌或被改写的权力、信念体系，以及愚昧的、“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共谋的必然。正是在这一段落中，叙事人以不动声色的冷静，勾勒着鲁迅先生所谓的“麻木的国民灵魂”。叙事人所着力表现的，是村民们的“群像”。是他们如何以典型的“看客”心态，在旁观、默许甚至怂恿着平娃兄弟对明光的谋杀。高速摄影呈现出的凶杀场景将其中的残忍、野蛮与荒诞推到了人们所能承受的极限。而在这一镜头段落的最后时刻，明光对来的太晚的村长说出了他的“遗言”：“大叔，他们把我杀了。”极为精当而别具匠心地，明光的“遗言”是一个陈述句。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人们陈述了一个已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实。与其说他是在向人们陈述，不如说他是在让自己相信：因为这一切对他说来，是如此的不可能，如此的荒诞不经、耸人听闻。他无法相信或明白。他也不再需要相信或明白：在他的语声断掉的时刻，他已蜷缩着身躯，倒在自己的鲜血之中，圆睁着一双无辜、恐怖、要求解答的眼睛。
　　老中国的历史景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画卷，在以加西亚马尔科斯小说为素材的影片《血色清晨》中成功的缝合在一起。不仅是历史的控诉或现实的曝光，而是历史叉路口文化与现实的两难处境。退路已然隐没，前景尚未明了。李少红便如是以《血色清晨》给1990年的中国留下了一部令人难忘的影片，留下了一份历史的、冰川擦痕式的社会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