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库曼斯坦电影发展现状分析

　　土库曼斯坦电影早在苏联时期就已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创造了中亚电影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土库曼斯坦电影在充分体现苏联电影美学风格的同时，勇于借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欧洲电影美学流派，形成了既不同于其他苏联加盟国电影特色，又有着土库曼斯坦古老传统文化特点的美学风格。在20世纪80年代土库曼斯坦电影创作高潮的推动下，这一民族电影美学风格被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中叶，使土库曼斯坦在独立之初就具有了深沉婉丽的风格。随后土库曼斯坦文化发展历经了十余载的专制统治之下的停滞，伴随着2007年国家秩序的恢复和国民经济的复苏，土库曼斯坦电影也通过旧电影院的重建修复和经典老电影的重映，及国际电影节的创办和商业影视剧的发行迎来了21世纪的重生。
　　苏联土库曼斯坦重要代表作品
　　
　　土库曼斯坦独立后的重要电影作品
　　电影必须同时具备民族电影生产和民族电影主创，才能被称其为该国的民族电影。若只是存在于他国的生产和创意之中，那只能被看作是主创国影像中的“异域”景观。比如1994年德国西纳等欧洲电影机构投资拍摄的优秀儿童探险影片《卡拉库姆》（Karakum），虽然讲述的是发生在土库曼斯坦死亡沙漠卡拉库姆的探险故事，但对于当地异域风情的奇观性展示，和处于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两个少年从彼此隔阂，到因勇于自救而结下的真挚友情，都因为过于强调类型电影紧张的戏剧冲突而成为远离现实的“中亚童话”。为此，近年统计的欧美等国家投资拍摄的与土库曼斯坦有关的纪录片，凡是非本国生产或本国团队艺术创造，都不算在本文所探讨的民族电影之列。在此基础上，通过整理分析土库曼斯坦独立后国内外有限的电影资料，可以将该国的电影状况概括如附表1。
　　一、优秀的电影传统
　　土库曼斯坦电影历经了数次的中断与复兴，其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优良的电影传统。早在1948年因为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导致了土库曼斯坦电影生产的停滞，后来该国的电影同样是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起死回生的。该国电影强大的生命力源自深厚的电影传统积淀（附表2）。在中亚五国当中，土库曼斯坦在苏联时期就是电影成就极为突出的加盟国。早在1923年3月土库曼斯坦人民启蒙委员会的摄影部门就组建了土库曼电影协会，和莫斯科的国家电影委员会一起发行影片。1926年，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成立了阿什哈巴德电影制片厂。1929年亚历山大弗拉德丘克为其导演了第一部故事片长度的纪录片歌颂土库曼斯坦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白金》。一年后尤里雷兹曼就导演了土库曼斯坦第一部故事片《干涸的大地》。1935年该制片厂还生产出了第一部有声故事片亚历山大莱德什切夫导演的《我将回来》。
　　1939年二战爆发之后，苏联电影制片厂被疏散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斯大林巴德（现称杜尚别），还有吉尔吉斯斯坦首都伏龙芝和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撒马尔罕，用以保证电影生产，作为战期后方支持。尤其是阿拉木图和阿什哈巴德，成为前苏联在二战期间电影的“大本营”。在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苏联电影天才的带领和教导下，土库曼斯坦电影制片厂于1939年正式成立。苏联电影在中亚扎营不仅促进了当地电影放映系统的建设，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比如20世纪5060年代涌现出的民族电影奠基者阿尔蒂卡利夫（AltyKarliev）和优秀导演布拉特曼苏罗夫。阿尔蒂卡利夫为苏联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拍摄的一系列影片，被誉为是影响苏联6070年代电影承前启后的杰作。而布拉特曼苏罗夫1964年导演的处女作《竞争》，则被费里尼和钦吉斯艾特玛托夫高度赞誉，被学者称之为中亚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这部电影的摄影风格在当时作为中亚摄影的“标准”而被观摩学习，这段历史也因此被称为土库曼斯坦电影的黄金时代，标志着土库曼斯坦电影历经地震之后的复兴。到了7080年代则出现了“土库曼斯坦的费里尼”苏联著名的电影大师，集导演、演员、纪录片和故事片的编剧于一身的库达加利纳里耶夫，他在19761998年间成为土库曼斯坦电影的杰出代表。
　　在苏联土库曼斯坦优秀电影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分别造就了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土库曼斯坦两个电影创作的高峰。其中80年代的创作高潮一直延续到了独立之后的90年代中期，奠定了土库曼斯坦独立之后鲜明而深厚的美学风格。土库曼斯坦电影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苏联各个电影美学流派、法国新浪潮和作者电影等世界电影美学风格学习，结合土库曼斯坦的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即便是在前苏联统一的意识形态中也能形成别具一格的“土库曼斯坦特色”“纯粹的内心生活”，即用风格化的影像和有限的台词，充分探索和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感受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在充分学习苏联诗意和风格化的摄影风格的基础上，苏联时期的土库曼斯坦电影借鉴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段落镜头，在总是有着枯燥但美丽的沙漠镜头中，通过象征意味的神情和常常静默的剧情，在“留白”式的意境中悠远玄妙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虽然没有有意味的对话和诗意盎然的渲染，也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和蒙太奇的紧张对峙，但是那些挣扎，痛苦而依然深邃美丽的内心生活，却以灵魂深处的气息和声音打动人心。
　　在布拉特曼苏罗夫和库达加利纳里耶夫的影片中，土库曼斯坦电影民族美学风格尤为突出，在苏联时期甚至被作为中亚电影摄影艺术的范本。在布拉特曼苏罗夫的《竞争》（图1）中，电影的主要场景是伊朗的可汗主持的一场两个音乐家之间的露天竞争。土库曼斯坦民族音乐家舒库尔（Shukhur）为了救出自己的弟弟，而勇于参加这一场音乐比赛。
　　他的输赢将由可汗随意决定，赢了将在当地观众中激起一场战争，输了自己的弟弟将被处死。这个拒绝参战，希望用音乐消除战争，为故乡带来和平的音乐家，被大家误解为无情无义的懦夫。音乐家尊重生命而反对拿起战刀，他认为不能为了弟弟而毁灭更多的生命，但是在当时难以被人理解。在比赛中，他一边回忆战争的创伤，一边面对可汗不公正的评判，其复杂的内心活动是通过火光闪烁的面部特写，和跌宕起伏的音乐来表现的。可汗凶残险恶的用心和周围观众的心理变化，也是在近乎特写的静止镜头中得到表现。虽然整部影片没有过多的对话，但是画外音好比灵魂的独白，配合具有表现力的镜头充分表现出了音乐家深明大义，用艺术启蒙和拯救大众的伟大灵魂。而库达加利纳里耶夫的《儿媳妇》当中，美丽的新娘在沙漠里苦苦等待参战的丈夫，安宁祥和地与年迈的公公相依为命。即便是被公公劝说改嫁，并一再被告知丈夫阵亡的消息，她也始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希望。这部电影同样充满了土库曼斯坦沙漠美丽的影像，人物之间几乎没有对话，但言语都在眉眼之间，在欲言又止，默然流泪的表情里。电影通过儿媳妇一场又一场梦境，她对于新生命的热爱和期望，借由这一坚毅善良和忠贞的内心生活，体现了土库曼斯坦妇女在战争中的精神创伤和坚毅品格。
　　在20世纪80年代土库曼斯坦电影创作的高峰期，库达加利纳里耶夫等电影艺术家有力传承了土库曼斯坦电影传统，创作了《唯一的树》等具有影响力的影片。这些影片继续把对于不同人物内心生活的探索，作为电影的主要表现内容。在土库曼斯坦沙漠美丽的生活场景中，通过不同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当代土库曼斯坦的风貌，社会现实的矛盾，并贯穿了对于最高精神意义的探索。这一民族电影美学和电影语言并没有因为1991年民族命运交替而断裂，而是继续被传承下来，使当代土库曼斯坦电影在独立之初就具有了深沉婉丽的美学特质。
　　二、90年代民族美学的传承
　　1990年，在时局动荡，国运更替之际，被称为苏联人民艺术家的库达加利纳里耶夫拍摄了一部电影《被洗脑的奴隶》（Mankurt），取材于土库曼斯坦传说中那些被折磨而失去记忆的奴隶。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土库曼斯坦的传说，一个英勇的土库曼斯坦将领在结婚当天因为外族侵略而带领部落征战，后被敌人俘虏后百般折磨，被迫一次次重复自己的“奴隶”身份，而努力忘记自己原来的名字。后来母亲不远万里找到了他，用各种方法唤醒他的记忆，可是每当要想起的时候就被他的“主人”唤走。后来在“主人”的指使下，他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临终前“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名字”的呐喊，一语成谶地成为了时年国家政变的生动写照。独立之后不久，土库曼斯坦电影开始讲述自己古老的神话故事《阿克帕克》，也开始在《小天使，让我开心》《身上长着杉树的男人》《燃烧的灵魂》等影片中反思苏联解冻时期的伤痕。这几部影片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被称作是表现特殊民族“创伤性记忆”的影片。
　　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虽然受益于苏联电影，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也因此而备受压抑。史料表明，在作为苏联电影制片厂学徒的时候，很多中亚电影工作者很少有机会参与主要工作。二战前后随着中亚五国各自电影制片厂的成立，在践行勃列日涅夫所主张的本土政府对当地言论的监管政策的同时，民族电影的政策倾向于在这五国之间表现出各自的差异。但是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导演之间由于国家形象和当局理念的矛盾而显得似是而非，早在独立之前就陷入矛盾但是又在电影发展中奉命体现官方的利益。这一长期被压抑的苦闷在90年代初得到了彻底的释放，这段时期的影片开始有力反思并批判加盟时期土库曼斯坦民族的历史。但从电影语言来说，新时期的土库曼斯坦电影则依然延续着对于“内心生活”的关注，以及往往带有土库曼斯坦沙漠，有意味的面部特写和有限的对话等美学风格。
　　这一时期土库曼斯坦享誉世界的代表影片是库达加利纳里耶夫在1993年导演的《小天使，让我开心》（图2），这部电影作为反思战争的儿童电影，和苏联《伊凡的童年》《一个人的遭遇》等题材相近，但采取了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角度。电影表现的不是土库曼斯坦或者苏联儿童的战争创伤，而表现的是一个土库曼斯坦乡村德裔小孩弗莱克在斯大林驱逐德裔居民政策下的悲苦生活。在俄罗斯农村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在树上给天使做一个窝，小天使就会在窝里放下你想要的东西。因为复杂的战争原因，德国男孩弗莱克出生在了俄罗斯的农村，父母因为政治肃清而被迫发配到西伯利亚，所有和他共同处境的小孩则被全部送往指定的孤儿院。但弗莱克不愿意被送往专为德国人设置的集中营一样的孤儿院，在四处躲藏中最终被村里的寡妇丽萨收养。这些苏联残留的德国人作为劣等民族和人民的敌人，被人们唾弃隔离，甚至杜绝进入村里的孤儿院。弗莱克和丽萨的孩子在饥寒交迫下通过各种方式获得食物，躲避搜查，可是随着寡妇病重离世，他们彻底在世上无依无靠。弗莱克只能和大家一起埋葬了收养他的好心人，然后久久地守候在天使的巢旁边，等待着从天而降的下一顿午餐，也等待着父亲母亲的归来。电影表明战争的创伤不仅体现在战争期间，还体现在因为战争而无休止的民族仇恨当中。影片中如此年幼的小男孩因为种种不理性的民族仇恨，而成了一个被父母，被国家和被世界遗弃的人。电影中台词依然非常有限，对于男孩悲苦的生活也没有刻意煽情和夸大，而是侧重于表现他天真而坚强的内心世界。神话中的小天使是男孩的守护神和精神支柱，收养他的寡妇悄悄地在他的巢里放下各种食物，让他能够在绝望之中找到快乐和希望。男孩逃避搜查追捕，忍耐饥饿的时候，只要看到天使的巢就有了希望。他想象天使是收养他的阿姨，是从河里拯救他的逃犯，是善良的乡村老爹如同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所有的天使都一一离去，男孩只能守在巢边等待下一个天使。
　　与这一主题相近，1995年的影片《燃烧的灵魂》同样反思了斯大林阶级斗争期间的政治创伤。一对孤儿亲兄弟因为集体农场的政治立场不一致，哥哥向组织出卖了弟弟，导致弟弟离开怀有身孕的新婚妻子而被流放西伯利亚。当弟弟垂垂老矣回到故乡，哥哥渴望求得宽恕和解。但弟弟宁愿离开哥哥领导的集体农庄，带着妻子回到沙漠里，在土库曼斯坦古老传统的生活中获得安息。影片通过一个又一个在悬崖边挣扎的梦境，表现了弟弟九死一生，历经苦难的心灵创伤。在影片中没有他和哥哥过多的剧情，只是通过弟弟痛苦的回忆，来表现他对于哥哥及集体农场生活的恐惧和疑虑，两兄弟之间彼此对立的价值观也成为难以弥合的伤口。对于导致兄弟相残的社会背景，电影做了含蓄的声讨和质疑。
　　1995年土库曼斯坦的另一部影片《身上长着杉树的男人》，则通过一个伤口上长出雪杉的苏联士兵的意识流，表现了战争中流血牺牲之外的伤痕。他拒绝治病，而周围的人都想砍下他肩膀上的树枝。这个怪人呵护雪杉超过了自己的生命，因为雪杉好比是战争中因为情杀而死去的恋人和她肚里的孩子，也好比是对于自我最大的反思和审视。这部电影在这位怪人老兵的回忆中展开，最后这个男人用自杀换来了雪杉的繁茂成长，男人变成了一棵大地上的树。
　　无论是独立前的《竞争》和《儿媳妇》所表现的战争创伤，还是独立后上述影片所表现的专政之下的心灵创伤，土库曼斯坦电影的风格都是一种“伊斯墨涅式的沉默”。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苦难创伤的大肆渲染，没有大段对话的人物刻画，只有内心生活的多重展现来表现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
　　相比祥林嫂式的言说，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电影叙事风格更容易引起普遍的共鸣和反思。虽然影片中人物在痛苦中默然隐忍，坚毅高贵，但是风格化的影像已经将其内心的千言万语充分表达，并对制造苦难的“罪魁祸首”进行了无言的声讨和指责，这无疑是更加有利于真相之外的政治和解的。令人惋惜的是，这一优秀的电影传统没有继续得以发展，就迅速陷入了强权压制的黑夜。
　　三、21世纪的失忆和商业重生
　　和中亚他国相比，土库曼斯坦文化产业曾经面临着更为专制和严苛的审查与管制。从附表1可以看出，从1990年10月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总统执政直至2006年逝世，土库曼斯坦电影迫于极权统治而成了一片“荒漠”。
　　期间很多珍贵的电影资料被禁映甚至销毁，1999年苏联时期就已成就斐然的土库曼斯坦电影艺术家克林安纳诺夫，顶着政治高压拍摄了90年代土库曼斯坦最后一部故事片《传奇》，但也难以对抗官方对于电影的敌意而被禁映。面对电影及相关文化事业的荒原，有学者不无悲观地认为“土库曼斯坦电影基本不存在”。十余年的停滞，的确足以让一个国家的电影人才前后断代，后继无人，也足以让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在闭关锁国中泯灭所有的才华和希望。2006年尼亚佐夫去世后，新总统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的上任才使得土库曼斯坦整个文化环境渐渐开始“解冻”。老的电影院开始修复，苏联、苏联土库曼斯坦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经典电影才开始重新放映，当代电影也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探索。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代类型电影的制作和发行成为新时期土库曼斯坦电影的重要举措。从附表1可以看到从2017年至今流入美国自媒体渠道，被土库曼斯坦电影制片厂及相关电影机构出品的影片就有5部。这些都市情感类题材的商业影片对于类型叙事手法的应用十分娴熟，很难看出这是一个被曾经遏制十余年之久的国家最新出品的电影。
　　2007年土库曼斯坦电影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政府不再限制电影生产和文化交流。除了重建影院和解除放映禁令，该国2008年在首都阿什哈巴德创建了土库曼斯坦国际电影节。很多流亡海外的电影艺术家也逐渐回国，开始重建该国的电影工业。
　　表1中该国近两年推出的影片和专制统治前土库曼斯坦电影风格迥异，从民族创伤性记忆转向了歌舞升平的都市生活轻喜剧。这几部电影显然深受好莱坞类型电影叙事、印度歌舞电影、中国功夫片、韩国情感影视剧、日本青春题材电影等影视类型的影响，一改土库曼斯坦电影风格化的内心生活和充满象征意味的摄影，以关注当代青年都市情感生活为主的题材类型卷土重来。在这些电影中没有司空见惯的土库曼斯坦沙漠、骆驼、牧人和羊群，而是土库曼斯坦中产阶级阶层的家庭生活冲突，情感选择和青春成长等当代的时尚话题。这些影片从题材的把握到技术都十分成熟，似乎从未在世界电影中“缺席”。
　　这五部电影中有表现大学生在搏击训练中对抗成长的故事《挑战之路》（2018）（图3），也有音乐学院的少女和音乐家庭之间的秘密与矛盾《音乐之家》（2017），还有都市青年的爱情故事《爱的规则》（2018）、都市家庭成员的人生选择《心灵深处》（2018）、乡村青年的人生故事《乡村青年》（2018）等等这些紧贴社会现实的影片均采用了紧张的叙事，有力的人物对话等常用类型叙事策略，并通过主人公适时的歌唱来抒发情感，带有宝莱坞电影的风格。这几部电影的主人公都是年轻人，电影场景是非常现代有序的当代都市生活，并普遍采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由此可见沉默了多年的土库曼斯坦电影并没有消沉，而是在韬光养晦中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借鉴世界各国的影片。至于通过迎合主流年轻观众的都市青年和家庭题材作为土库曼电影重生的战略，而不是选择有着深厚根基的艺术影片，是该国重建电影工业和发展电影市场的有力策略。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影片发行十分仓促，没有做出官方有力的宣传和推广。
　　在上述商业电影当中，可以发现土库曼斯坦古老的牧民、骆驼，还有赛马、乐器、美食不仅仅都存在于影片的雕塑、娱乐和摆设当中，并且当代土库曼斯坦青年的生活似乎也在努力和国际接轨。与此同时，这些影片都几乎心照不宣地回避了土库曼斯坦20世纪90年代专制统治之下的社会现实，还有独立前后的精神创伤。在土库曼斯坦电影刚刚苏醒之际，令人不禁期望银幕上个人记忆的苏醒，也期望优美传统的重生，更期望类型电影的不断成熟和整个电影工业的复苏和繁荣。
　　结论
　　土库曼斯坦在苏联时期以《竞争》这样的里程碑式影片成为中亚五国的电影范本。20世纪60年代及80年代蜂拥而出的优秀电影作品，以充满反思意味的内心生活和风格化的摄影形成了民族电影美学风格。1948年的大地震和1991年独立之后的动荡与文化专制，分别给予了土库曼斯坦民族电影致命性的打击，但是该国电影都以强大的生命力重建而重生。相比1948年后具有鲜明风格的民族电影复兴，当代土库曼斯坦则通过具有国际化风格的类型电影，以当代都市青年的生活作为主要内容，汲取了好莱坞、宝莱坞、中国和韩国等主流电影美学特点，在停滞多年之后表现了一如当年强大的学习创意能力。这些都市青年动作片，爱情片，家庭轻喜剧以充满戏剧化矛盾的紧凑叙事，类型化的叙事风格，成熟的商业制作手法迅速走出国门，借助网络等新媒体渠道重新引起世界的关注。
　　从2018年国际展会统计来看，音乐，雕塑和设计等文化艺术交流在土库曼斯坦重新开始进入人们视野。2017年之后土库曼斯坦国民经济的稳定上升为土库曼斯坦电影等各项文化艺术的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土库曼斯坦紧跟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模式首推商业电影，致力于大众文化兴盛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与早期优秀的传统发生了深深的断裂。对于历经辉煌的土库曼斯坦电影史和独立后的动乱及专制统治的伤痕，该国电影似乎发生了暂时的情感休克，不约而同地表现了集体性失忆。也许是对于过去的追忆思考需要充分的时间，也许是刚刚放开的电影工业还没有完全放开资源，杰出的电影和任何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为此，拭目以待强势回归的商业电影在推动电影工业建构的同时，土库曼斯坦新一代民族电影也能够再次创造历史。